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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理论研究(一)
作者:内蒙古自…    社会博览来源:《社会科学志》    点击数:44    更新时间:2019/8/14    

 

内蒙古自治区的文化理论研究包括文化人类学基础理论研究和文化学方法论研究的内容。20世纪文化学基础理论研究涉及了蒙古族文化、游牧文化、民族文化交流、草原文化研究等内容,文化学方法论研究涉及了蒙古族文化方法论、游牧文明方法论、田野调查、“蒙古学百科全书”与研究、文化学其他方法论研究等内容。20世纪50年代是文化理论研究的起步阶段,这一时期文化理论研究的文章很少。20世纪60年代是文化理论研究的成长阶段。20世纪70年代是文化理论研究较缓慢的时期。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末是文化理论研究的发展时期,出现了文化理论研究的许多论文和专著。21世纪头5年是文化理论研究的繁荣时期,全区的文化理论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一、文化学基础理论研究

1.蒙古族文化研究

关于蒙古族文化研究代表性的专著、论文及其观点有:

林幹、崔瑞堂、马大正、丁学芸、薄音湖的《内蒙古历史与文化》(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0年出版),结合内蒙古实际,突出内蒙古的特色,主要内容为近年来国内外存在的带有政治倾向性的重大学术问题及如何正确阐明和处理北方民族与汉族之间的关系;研究古代中国的北部边疆问题,用以强化巩固边疆和建设边疆的意识;反映内蒙古历史上光辉灿烂的物质文化;评价蒙古族中的杰出历史人物等。

乌云巴图、葛根高娃的《蒙古族传统文化论》(远方出版社,2001年出版),从蒙古族传统文化的渊源、蒙古族传统文化的基本要素、蒙古族传统文化的价值系统、蒙古族传统文化的流变与分期、蒙古族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中世纪蒙古族文化的特征、蒙古族英雄史诗《江格尔》的文化内涵、中世纪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王朝的关系形态、藏传佛教传人蒙古社会的历史文化分析、蒙古《格斯尔》艺术形象的文化类型、清代蒙古族的文化特征、蒙古族游牧文化的生态功能、蒙古族游牧文化的生态特征等方面探讨论述了蒙古族传统文化。

文化的《卫拉特西蒙古文化变迁》(民族出版社,2002年出版),从斡亦剌惕早期文化,历史上的卫拉特蒙古居住牧地变迁,历史上的卫拉特蒙古文化变迁,青海海西蒙古人文化变迁的田野考察、文化变迁的个案研究,跨居国外的卫拉特蒙古文化变迁等方面,探讨了卫拉特西蒙古的文化变迁。

呼日勒沙主编的《科尔沁民俗文化研究》(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3年出版),从科尔沁民俗文化研究、科尔沁民俗之文化特征、狩猎民俗文化、牧业民俗文化、农业民俗文化、服饰民俗文化、居住民俗文化、家庭民俗文化、村落民俗文化、岁时民俗文化、婚俗文化、萨满习俗文化、佛教民俗文化、信仰民俗文化、节日民俗文化、娱乐民俗文化等方面,探讨论述了蒙古科尔沁部民俗文化。

宝·胡格吉勒图编著的《蒙元文化》(远方出版社,2003年出版),从文化渊源、祭祀文化、象征文化、蒙古包文化、恭敬问安礼节、饮食文化、服饰文化、娱乐游戏等方面介绍论述了蒙元文化。

呼日勒沙的《蒙古神话传说的文化研究》(民族出版社,2004年出版),从英雄神话研究,图腾、民族、历史神话研究,萨满、翁固特崇拜神话研究,地方神话研究四个方面,作了蒙古族神话传说的文化研究。

嘎尔迪的《蒙古文化专题研究》(民族出版社,2004年出版),从蒙古高原上早期人类文化与蒙古文化、早期蒙古文化的几大特点、蒙汉文化交流、蒙古族与藏族的文化关系四个方面,作了蒙古文化专题研究。

杭爱的《(蒙古秘史)跨学科文化研究》(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4年出版),从《蒙古秘史》某些内容的文化阐释、日本《蒙古秘史》研究概况等两大方面研究了《蒙古秘史》的文化内涵。

葛根高娃、乌云巴图的《蒙古民族的生态文化》(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4年出版),从蒙古族生态文化的理解及其界定、蒙古族生态文化的物质层面解读、蒙古族生态文化的精神层面解读、蒙古族生态文化的制度层面解读、蒙古族生态文化在当代的实践五个方面入手,分析和探讨了蒙古民族的生态文化。

葛根高娃的《蒙古族古代文化渊源和产生的历史环境》(《内蒙古社会科学》1989年第3期)认为,蒙古族文化经历了长期的发展历史,在蒙古高原这个古老而广袤的土地上萌芽、成长、繁衍、承传,世世代代哺育了蒙古族人民。该文从蒙古族古代文明的源头、蒙古族古代文化的地理环境、蒙古族的早期宗教、古代蒙古族阶级国家的建立四个方面,探讨了蒙古族古代文化渊源和产生的历史环境。

巴雅尔的《四川蒙古族的文化及其现状》(《内蒙古社会科学》1989年第4期),从1949年前的社会制度、日常生活习俗、婚俗、祭祀礼节、历史遗物、宗教六个方面,探讨了四川蒙古族的历史文化及其现状。

葛根高娃、乌云巴图的《试论蒙古族传统文化的基本要素》(《内蒙古社会科学》1990年第5期),从宗教、哲学、文学、政治思想等方面,论述了蒙古族传统文化的各要素相互之间的关系及其在整个蒙古族传统文化系统中所占的地位。

葛根高娃的《试论蒙古族古代文化中的价值系统》(《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1年第2期)认为,对于蒙古族文化来说,虽然可以从各个方面进行考察,但从价值系统入手,可以更清楚地发现它的特点。由于价值系统往往是文化的具体形态的表现,如典章制度、宗教伦理、风俗习惯、婚姻礼仪、服饰举止等等,不带有价值判断和价值观念,表现出特定的价值取向,所以这些文化内涵反映着一个民族文化的心理结构和心理特征,是该民族的文化长期发展积淀的结果。

葛根高娃的《试论清代蒙古族文化的特征》(《内蒙古社会科学》1991年第4期)认为,清代是蒙古族传统文化发展的一个特殊时期,这一时期的蒙古族文化是蒙古族传统文化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该文从当时蒙古社会文化生活中所发生的一系列较大变化入手,就清代蒙古族文化的特征问题作了论述。

葛根高娃的《继承与发展中世纪的蒙古族文化》(《内蒙古社会科学》1992年第4期),从英雄崇拜、原始萨满教、游牧封建制阶段、千户制、蒙古族英雄史诗五个方面概括论述了继承与发展中世纪蒙古族文化的必要性。

葛根高娃、乌云巴图的《蒙古族传统文化的流变与分期》(《内蒙古社会科学》1994年第1期),从蒙古族传统文化的孕育雏形期、蒙古族传统文化的成熟繁荣期、蒙古族传统文化的衰败转型期等三个方面分析和探讨了蒙古族传统文化的流变与分期。

武国骥的《近代蒙古文化与其他民族文化的交流》(《内蒙古社会科学》1995年第1期),从向西方民族寻求真理、蒙汉哲学思想交流、蒙藏哲学思想交流三个方面,探讨了近代蒙古文化与其他民族文化的交流。作者认为,近代蒙古族哲学世界观在其形成、发展的过程中虽然时间短暂,社会变化急剧,但在与中外各民族的文化以及哲学思想接触、交流的过程中,情况错综复杂,需要具体分析和鉴别,绝大多数哲学家能够吸收、消化其他民族的先进文化和哲学思想,从而丰富了自己的哲学思想。

双山、阿斯干的《蒙古族文化的发展趋势》(《内蒙古民族师院学报》1995年第3期)认为,语言是一个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为保障民族的生存和兴盛就不能放弃自己的母语。现代化促进了城市化进程,但是蒙古族城市文化的发展很慢,如果不构建城市文化,蒙古族文化将来就会落后于世界的新文明。

肖瑞玲的《匈奴文化与中原文化价值观之比较》(《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第3期)认为,中原文化建立于农耕经济基础之上,比较注重以伦理道德为价值尺度的道德价值观、以现实利益为价值取向的功利价值观。该文从长幼人伦、婚姻家庭、义利关系等方面,比较匈奴文化与中原文化价值观之不同,揭示其形成的不同社会、经济、历史根源,探究其各自的精华及现实意义。

巴达拉胡等的《蒙古族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众人谈》(《内蒙古民族师院学报》1996年第2期)认为,蒙古族传统文化的出路是实现现代化,但在我国自身都有独特文化传承的各民族怎样发展才能达到这个目标,这是整个文化学科领域里的一个研究课题。

包·赛吉拉夫的《“蒙古时代”蒙古文化的繁荣发展及其原因分析》(《蒙古学研究》1997年第12期)认为,成吉思汗的蒙古远征开辟了一个时代,深刻影响了当时世界各国的社会经济发展。从文化领域的积极作用看,它一方面加强了当时世界文化的交流,对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另一个方面也使蒙古族自身文化得到了不断的繁荣和发展。

乌云巴图、葛根高娃的《论蒙古族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内蒙古社会科学》1997年第6期)认为,蒙古族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主要是以英雄精神、自由精神、务实精神、开拓精神这四种形式表现出来的。这四种精神是蒙古族传统文化发展演进的思想基础,是其发展过程中的内在动力,是指导其不断前进发展的基本思想。

哈斯额尔敦的《关于回鹘式蒙古文献研究概况》(《蒙古学研究》1998年第1期),从碑铭文研究、文献研究、交往书籍研究、印章牌子研究四个方面,论述了关于回鹘式蒙古文文献的研究概况。

满都夫的《人类学本体论与蒙古族文化艺术源流》(《文艺研究》1998年第1期),从游牧生活与游牧文化艺术、萨满教与蒙古古代文化源流、人与自然的统一性本质三个方面探讨了人类学本质论与蒙古族文化艺术源流。

吉·齐琴的《历史珍藏书籍的蒙古文化》(《金钥匙》1998年第1期)认为,蒙古人珍藏书籍的渊源是从家庭藏书之习惯中承传下来的。

欧军的《论蒙古族传统文化的多元性》(《内蒙古社会科学》1998年第3期)认为,蒙古民族之所以能够在急剧的民族变迁和社会变革中自强不息,得以存在与发展,是因为蒙古民族从不排斥任何有益的外来文化,继承并发展了丰富多彩、光辉灿烂的游牧文化。该文就蒙古族传统文化中的多元成分,即蒙古民族对异族文化的吸收与融汇作了深刻的探究。

德柱的《蒙古“巫都”文化——红山文化的民族属性》(《内蒙古社会科学》1998年第6期)认为,把蒙古萨满教文化以前的母系时代的文化可以称为巫都文化。蒙古巫都宗教的内容和形式在红山文化里得到了实际体现的同时,也反映了它的蒙古文化的民族属性。

呼日勒沙的《科尔沁民俗文化特点》(《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认为,科尔沁民俗文化概括起来有复合型特征、多元型特征、开放变迁型特征和英雄悲观型特征。

白初一的《浅论科尔沁传统文化》(《内蒙古社会科学》2001年第2期),从语言与文字、游牧文化承传下来的技术、萨满教三个方面探讨了蒙古科尔沁传统文化。作者认为,科尔沁人珍惜本民族语言文字的特殊感情,成为科尔沁传统文化发展繁荣的思想基础。从生产关系的角度看科尔沁蒙古族到现在还保留着驯养马、狗、鹰方面的技术。萨满教是北方游牧社会的传统宗教,至今在科尔沁草原仍能看到萨满教的遗存。

明月的《论蒙古族民俗及其在当代的变迁》(《内蒙古社会科学》2001年第3期)认为,蒙古族民俗有其形成的社会历史根源和自然根源,社会经济发展对蒙古族习俗产生着越来越大的冲击,使其处于不可避免的变迁之中。其变迁的根本原因是游牧经济与农业经济的结合,从而促进了蒙古族文化与中原文化的交流;近代民族工业的兴起,特别是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新形势,对蒙古族传统民俗产生了前所未有的重大影响,使当代蒙古族民俗的变迁呈现出灿烂动人的状况。

双福的《(蒙古秘史)与雅利安文化之关系》(《内蒙古社会科学》2001年第4期)认为,蒙古文化上古时期跟雅利安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作为蒙古文化的经典之作《蒙古秘史》,不仅受到了印度语言和文化的影响,而且还受到了雅典文化的影响。

陈烨的《蒙古族文化的生态学思考》(《内蒙古社会科学》2001年第5期八从文化生态学的角度对草原生态和蒙古族文化之间的关系,特别是文化对生态环境的影响进行了分析。认为草原生态环境问题的产生和发展与人们所持的文化有着内在关系,民族文化的发展应以尊重草原生态环境为前提。

阿尔丁夫的《古代蒙古文化史上方位问题之我见》(《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认为,古代蒙古人为何以日落之“西方”代表光明与善良,而日出之“东方”却代表黑暗与罪恶呢?从北方民族空间方位观念的发生、发展和演变来看,上述观念当形成于平面四方观念,即以东向者的体位确定四方观念的时期。其中的“东方”指的不是日出方向,而是左方即北方;“西方”指的也不是日落方向,而是右方即南方。因此,让“西方”(南方)代表光明与善良,而“东方”(北方)代表黑暗与罪恶。

图·乌力吉的《对蒙古游牧文化的阐述》(《蒙古学研究》2002年第3期),从蒙古社会的发展史、经济学、游牧文化等角度审视了《蒙古商业研究》一书,分析了蒙古人经商之道,提出了体现蒙古人商业思维的概念、范畴和系统,以及蒙古人的商业意识和商业发展趋势等。

葛根高娃、乌云巴图的《生态伦理学理论视野中的蒙古族生态文化》(《内蒙古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认为,生态伦理学的核心思想是敬畏生命、和谐共存。在这一框架内,生态伦理学的核心思想体现于萨满教曲折隐晦的表达中,体现于民间文学情感化的表达中。

葛根高娃、薄音湖的《论当代生态科学理论视野中的蒙古族传统游牧文化》(《内蒙古社会科学》2002年第4期)认为,从物质层面看,蒙古族传统游牧文化成功地解决了草畜平衡、草场保护、草原生态系统内的能量节约与持续循环等重大问题;从精神层面看,蒙古族传统游牧文化成功地实现了生态化的生命观、自然观及与自然相处的和谐观;从制度层面看,蒙古族传统游牧文化成功地完成了社会秩序化与整合过程。

聂晓灵的《试论蒙古族政治文化的形成》(《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从民族政治文化的含义、决定蒙古族文化的因素、“黄金家族”统治思想的形成三个方面论述了蒙古族政治文化的形成,这对蒙古族社会历史和民族文明的进程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图门其其格、包红霞的《现代化进程中的蒙古族传统文化的某些问题》(《蒙古学研究》2003年第4期)认为,蒙古族传统文化在现代化的进程中由于各方面的影响出现了回复和变异的现象,从文化变革的角度看这是个很普通的现象。保存好自己民族文化的精髓,抛弃它的落后之处,结合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促进民族文化的发展是应该的。

阿云嘎的《民族文化——民族艺术的灵魂》(《金钥匙》2004年第1期)认为,首先要学习本民族的文化,还要深刻理解民族文化决定民族文艺之内容和形式时起的作用。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理解民族艺术之灵魂究竟是什么的问题。

呼日勒沙的《〈蒙古族传说的文化研究〉序》(《蒙古语言文学》2004年第3期)认为,蒙古族传说的文化研究是随着国际学术趋势和人类学的发展而产生的。因为民间文学研究是世界性的学科,所以基本概念、名词术语等方面应该跟国际学科统一起来。

陈·巴特尔的《试论蒙古民族传统文化的形成、变迁及其特点》(《内蒙古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认为,游牧文化是蒙古民族的传统文化,完善于13世纪初。该文从蒙古民族传统文化的形成期、蒙古民族文化的鼎盛时期、蒙古民族文化的低落转型期、蒙古民族的觉醒与蒙古民族文化的现代时期四个方面,论述了蒙古民族传统文化的形成、变迁及其特点。

贺·宝音巴图的《论〈古代蒙古人文化思想〉》(《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从关于蒙古萨满教的新观点、关于腾格里(天)之新观念等几个方面,评论了图·乌力吉撰写的《古代蒙古人文化思想》一书。

乌力吉的《论蒙古族传统文化的当代适应》(《内蒙古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一文认为,蒙古族传统文化必须适应全球化潮流,必须适应市场经济,必须适应科学技术的发展,必须适应西部开发。

阿民布和的《传统文化、现代选择、未来事业》(《内蒙古社会科学》2005年第3期)认为,利用地方自然景观,加大投资力度建设旅游景观区,搞活传统的独特文化性质的旅游业是发展地方旅游业之有效措施。

博·照日格图、呼日勒沙的《论科尔沁民俗文化特征》(《内蒙古大学学报》2005年第5期)认为,科尔沁文化是蒙古族独特的地域文化之一,它是以游牧为主和狩猎为辅的草原文化逐渐转变为畜牧与农耕复合型的文化。它是在蒙古诸多氏族部落之间相互融合中形成发展的,具有多元性特征。它在积极吸收、融合异文化精华,更新发展民族传统文化的进程中,具有开放型特征。科尔沁人们不但有英雄的性格,还具有忧患性格,英雄忧患型特征是科尔沁文化深层复杂的心理特征。

2.游牧文化研究

关于游牧文化研究代表性的专著、论文及其主要观点有:

蔡志纯、洪用斌、王龙耿的《蒙古族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一书认为,蒙古族文化是草原游牧文化的重要代表之一,并且在书中引用翔实的资料,分17个专题,介绍了蒙古族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探索了民族文化中纵向与横向发展的轨迹。

王大方的《草原访古》(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从草原文化、访古散记、文物与考古、人物春秋、文史漫笔、海外见闻等方面探讨了古代草原文化的史实。

安柯钦夫等主编的《中国北方少数民族文化》(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一书,从北方少数民族的文物与遗址、科学与技术、宗教信仰、文化教育、节日与文体活动、衣食住行、婚恋和丧葬、文学、艺术、工艺美术等方面探讨论述了中国北方少数民族文化。

扎格尔、巴雅尔、巴特尔等著的《蒙古游牧文化溯源》(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1年出版),从历史、畜牧、农耕、商贸、城镇、岁月、宗教、文化、娱乐等方面论述了蒙古游牧文化的源流。

 

刘钟龄、额尔敦布和主编的《游牧文明与生态文明》(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1年出版),从草原环境与生态保护、游牧变迁与社会制度、游牧文明与城市、游牧经济、文化习俗等方面探讨了游牧文明与生态文明的内涵。

孛尔只斤·吉尔格勒的《游牧文明史论》(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2年出版),以人类学全新的视角重新审视和探讨了国内外游牧文明的理论和研究方法,首次界定了游牧文明的概念和定义。对游牧文明的起源、动力、构型、特征、结构、传统、基本精神和价值体系进行了系统的分析与研究。

徐炳勋主编的《美洲印第安人与中国北方民族文化对比研究》(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3年出版),从语言、生活、习俗、艺术、宗教、哲学、心理、文化、体质、遗传、生态、生产、自然、环境、人类起源等不同角度的对比研究了美洲印第安人的文化与中国北方民族的文化。

敖仁其的《制度变迁与游牧文明》(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4年出版),从牧区经济与产权制度变迁、草原生态与牧区经济结构、游牧文明与生态文明、中蒙草原畜牧业比较研究四个方面探讨了制度变迁与游牧文明。

葛根高娃的《谈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进行研究的一点看法》(《内蒙古社会科学》1987年第4期)提出,首先应该进行少数民族文化史的研究,不同的民族文化有其内部不同的结构。只有了解掌握少数民族文化的特征,才有可能研究好少数民族文化。

纳日碧力戈的《民族社会的文化生态》(《内蒙古社会科学》1987年第6期)认为,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生态,其有机构成包括精神和物质文化,民族语言则表现为这种文化生态的平衡媒介。文化生态是一种各个要素在其中互动的过程,同时也是一种表现在人们表象中的意念模式。

脱脱的《独具特色的〈游牧文化〉》(《蒙古学信息》1993年第1期)认为,《游牧文化》一书以充分的论据提出游牧文化体系的创建是蒙古民族适应自然、改造自然、追求文明、追求进步的表现,与其他区域的文化相比,游牧文化有其独到的优越性,也有其落后性,但它维系了一个民族的生存,显现了一个民族的活力。

额尔敦布和的《简论游牧文化的某些特点》(《蒙古学研究》2000年第3期)认为,游牧文化虽然有许多优势,但它未来发展的方向必须要与其他文化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探索出新的发展路子。

扎格尔的《游牧文化的传统与生态保护》(《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认为,游牧传统按照它的承传与创新的规律一直发展到今天,其中优良的部分对社会历史的发展起着积极的作用。

桑普勒诺日布的《游牧文化——自然保护的群众性宣传》(《内蒙古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认为,游牧文化对保护自然方面一直起着重要的作用。游牧文化民俗的深层次里包含着许多保护自然、爱护自然的有效措施。

亓·巴特尔的《蒙古游牧文化与对话意识》(《蒙古语言文学》2003年第5期)从文化学的角度出发,探讨了钦达木尼的学术论文以及他曾提出的对话意识。

孛尔只斤·吉尔格勒的《关于游牧文化与现代化共生互动之现象》(《蒙古学研究》2003年第2期)认为,现代化是游牧文化本身不断发展变化的客观要求。游牧文化与现代化是一个整体,它们是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

杨·巴雅尔、王静安的《从滇、川蒙古族文化现状谈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认为,传统文化在其发展过程中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因而传承与发展少数民族文化必须以发展经济为基础,以民族平等与团结为保证,以不断提高民族文化教育素质为动力。并从历史沿革、对传统文化的再认识、对少数民族文化承传与发展的思考三个方面,探讨了滇、川蒙古族的文化现状及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齐秀华的《关于现代化进程中如何保护和发展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问题》(《内蒙古社会科学》2005年第6期)提出,在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大环境中,人们一方面要采取有效的措施继承和保护传统文化,另一个方面也要随着时代的进步,创新和发展民族自身的传统文化。

额尔敦的《游牧生态文化的和谐内涵及其意义》(《内蒙古大学学报》2005年第6期)认为,和谐内涵是游牧生态文化的精髓和本质,也是蒙古族文化哲学性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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