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和浩特市志》(上、中、下册) 1999年7月,呼和浩特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纂、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印数3000套。主编李瑛。志书下限为1985年底,全志以总述为纲,大事记为经,志志为纬,以类系事,横排竖写,共设 41卷,254.3万字。
呼和浩特市是内蒙古自治区的首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北部边疆古老而文明的“草原青城”,是蒙汉各族人民团结向往的圣地。
一
呼和浩特市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中部,自然地理环境独特。北枕阴山(大青山),与乌兰察布盟的武川县交界;南临黄河,与伊克昭盟的准格尔旗隔河相望;东依蛮汗山,与乌兰察布盟的卓资县、凉城县、和林县毗邻;西与包头市的土默特右旗接壤。地理坐标在东经110°44′~112°11′、北纬40°06′~41°08′处。总面积为6079平方公里,其中城区56平方公里。地貌特征可分:北部大青山地,东南部蛮汗山丘陵、台地,中西南部土默特平原(亦称土默川平原)。
呼和浩特市山川秀丽,野沃土肥。横卧在市境北部的大青山是阴山山系的中段,东西距离约
呼和浩特地区属典型的大陆性气候。四季分明,春季多风少雨,夏季湿热多雨,秋季短促凉爽,冬季漫长干冷。年平均气温
二
呼和浩特市历史悠久,文化发达。郊区保合少乡“大窑文化”遗址证明,早在旧石器时代,这里已有人类生存。春秋战国时期,就有戎狄、林胡等北方民族在这里游牧。周赧王十五年(公元前300年),赵国的武灵王赵雍北破林胡、楼烦,在这里设置了“云中郡”,并在阴山筑长城,在今托克托县境内兴建了“云中城”。秦汉时期这里一直称“云中郡”,并出现了汉族和匈奴等少数民族杂居的局面。东晋时期,鲜卑族拓跋氏在这里建立了北魏政权,将依附的敕勒族安置在这里,“云中”亦称“敕勒川”。唐贞观年间,在这里先后设置“云中都护府”、“单于都护府”、“云州都护府”。公元十世纪初,契丹族建立辽国后,这里改称“丰州”。在金、元时期(公元1115~1368年),这里一直称“丰州”。元、明时期,战乱频繁,出现了人去城废的衰败景象。明洪武四年(公元1371年),仅在呼和浩特平原南端设镇卫(今托克托县黑城子)。十六世纪初达延汗统一蒙古,其孙阿勒坦汗于十六世纪中叶率土默特部驻牧丰州滩,故又得名“土默川”。1575年阿勒坦汗兴建“库库和屯”(即呼和浩特),明廷称为“归化城”(俗称旧城)。清朝时期,又于乾隆四年(公元1739年)在归化城东五里处建城,清廷称为“绥远城”(俗称新城)。中华民国元年(1912年),改归绥兵备道为归绥观察使,改归化厅为归化县,仍隶属于山西省。1913年,设立绥远特别行政区,与山西分治,归化与绥远两城合并为归绥县。1929年,绥远省政府成立,归绥县改为市,为省会。1937年,伪蒙疆政权将归绥县所辖城区改为“厚和豪特市”。1945年,改“厚和豪特市”为归绥市,仍为绥远省省会。
呼和浩特地区的人类文明史,始于旧石器时代。古代的林胡、匈奴、鲜卑、契丹等北方民族,以及后来居住这里的蒙古、汉、回、满等民族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中,征服自然、改造社会、指点江山,共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50万年前的四道沟文化遗址和20万年前的“大窑文化”遗址的发现,夏商时代的文物红陶细绳纹鬲的出土,公元前四世纪末赵长城的风采,昭君和亲的千秋佳话,白塔(万部华严经塔)的丰姿,大召(弘慈寺)的壮观,直至将军衙署的森严,一并载入中华民族的文明史册。
三
呼和浩特市地上地下资源丰富、开发利用潜力很大。
矿产资源 所辖的大青山蕴藏着比较丰富的矿产资源。目前探明的矿种有铁、铜、铅、锌、金、煤、石棉、石墨、泥炭、大理石等18种。产地69处,矿点28处,矿化点27处;属大型矿床一处,中型矿床1处,小型矿床12处。其中铁矿5处,主要是磁铁矿、赤铁矿、镜铁矿,有两处可供地方开采。铜矿发现点有17处,多属热液型铜矿,矿石质量好,属中高品位矿石,有的适于地方开采,有的有找到原生矿或次生富集带铜矿的可能,是较有希望的矿点。铅锌矿已发现4处,虽矿石品位变化较大,但部分已达到工业品位要求,而且有的矿带含金高达0.03%~1.3%,从综合利用角度考虑,是具有远景的矿藏。金矿点已发现2处,分石英脉金、含金砾岩、砂金三种。土默特左旗鸟兰板申矿点的含金砾岩有四个层位,最高品位为
土壤资源 土壤面积约61万多公顷,土壤类型比较丰富,计有灰色森林土、灰褐土、栗褐土、栗钙土、沼泽土、潮土、灰色草甸土、山地草甸土、盐土、粗骨土、风沙土等11个土类,17个亚类。土壤分布的规律是:灰色森林土、灰褐土、山地草甸土、粗骨土基本在大青山山地和蛮汗山山地;栗褐土、栗钙土基本在丘陵、台地;平原则以潮土为主,面积为28万多公顷,其次是沼泽土、风沙土、灰褐土、栗褐土。占土壤总面积近70%的潮土、灰色森林土、灰褐土,腐植质层厚度均在20~40厘米之间,有机质含量在1%~2%之间,最高达9.6%,有利于发展农业生产。
植物资源 分布在市境山区、丘陵、台地和平原的野生种子植物和习见栽培植物共有770余种,隶属于89个科,370个属。其中乔木树种有油松、白皮松、毛枝云杉、杜松、白桦、山杨、小叶杨、旱柳、白榆、蒙桑等;灌木树种有虎榛子、绣线菊、柄扁桃、栒子木、酸麻子、东陵绣球、柠条、灌木铁线莲等;野生果树树种有秋子梨、面果子、欧李、沙棘、山葡萄、山荆子等;观赏植物有黄刺玫、山刺玫、金露梅、大瓣铁线莲、金莲花、翠雀花、野罂粟、石竹、山丹、二色补血草、百里香等;油料植物有文冠果、芝麻菜、野亚麻等;纤维植物有芦苇、芨芨草、马莲、早熟禾等;药用植物有党参、黄芪、麻黄、芍药、草乌头、五味子、短梗五加、酸棘、宁夏枸杞、地榆、苦参、甘草、银柴胡、秦艽、远志、黄芩、细叶益母草、车前、柴胡、紫菀、大蓟等;优良牧草有紫苜蓿、草木樨、扁蓿豆、芦豆苗、羊草、披碱草、冰草、无芒雀麦、白草、水稗等。
动物资源 鸟类138种,兽类29种,分别占自治区鸟类总数的39%和兽类总数的25%。有五种鸟兽属国家保护动物,其中鸟两种:黑鹳、大天鹅;兽3种:盘羊、雪豹、青羊。除此而外,经济价值较高动物还有鸭类中的鸿雁、豆雁、斑嘴鸭,雉类中的石鸡、斑翅山鹑、野鸡,以及狍子、赤狐、狼、黄鼬、艾虎、狗獾、兔等;有较高药用价值的动物有狗獾、鸢、麻雀、黄胸鸥等;属于人类消灭鼠害、虫害天然助手的动物有雀鹰、胡兀鹫、游隼、猫头鹰、黄鼬等;与当地文化艺术和精神文明有密切联系的鸟类是蒙古百灵,被定为“自治区的区鸟”。
水资源 地下水分布普遍,已探明的有两个含水层:第一层以潜水为主,在大青山前洪积扇一带,埋藏深度在70~90米之间,向南递减,多数地方埋藏深度在
地表水也比较丰富,过境黄河段的年径流总量达250亿立方米;大黑河的年平均径流量为近
草场资源 “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这是历史上呼和浩特地区肥美草场的生动写照。由于过量开荒和载畜过量等多方面的原因,这里草场面积逐步缩小,现有草场17.
旅游资源 千百年来,生活在这块神奇大地上的蒙汉各族人民开辟了丰姿百态幕幕画卷。能工巧匠建造了许多召庙,使呼和浩特市享有“召城”之美誉,如大召、席力图召,殿、塔、碑布局协调,庄严宏丽,其精美的壁画,传神的雕塑,丰富的文物,吸引了众多的游人。位于市郊西北大青山脚下的乌素图召,更富有诗情画意,来此游览不仅可以观赏结构玲珑五寺相连的古建筑,还可以北眺横亘于丛山中的赵长城遗址,南望土默川平原。位于市区慈灯寺内的金刚座舍利宝塔(俗称五塔),设计精巧,刻于昭壁上的蒙古天文图,是我国现存唯一用蒙古文标注的天文石刻图。城南有闻名中外的昭君墓,城北有清朝公主府,城东有高耸入云的白塔,城西有风景独秀的喇嘛洞。位于土默特左旗西部的哈素海,山水相映,碧波千顷,一派江南风光又融合着北国风情,加上人工配置的亭、台、楼、阁,在自然天成中透着华贵雍容,使无数中外游人流连忘返。
四
呼和浩特市蒙汉各族人民勇于斗争,富有光荣的革命传统。早在1900年,各族人民就掀起了反帝反封建斗争的风暴,数千名蒙汉群众聚集在义和团的旗帜下,响亮地提出了“上打洋人下打官”的口号,严惩了欺压残杀百姓并侵犯中国主权的外国传教士和为虎作伥的地痞、恶霸,并与前来镇压群众的清军展开搏斗。当清政府借口“移民实边”,派兵屯垦、“出荒招垦”,大量霸占土地,造成“蒙民失地、汉民失租”的情况下,蒙汉各族人民又一次团结奋起,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反垦”斗争。辛亥革命枪声在武汉响起的时候,加入同盟会的蒙古族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先驱者云亨、经权和汉族进步人士王定圻、郭鸿霖等,积极响应,策动了归绥巡防队的武装起义。1913年,爆发了土默特旗蒙古族士兵反对北洋军阀张绍曾(时任绥远将军)的武装起义。1917年,这里又兴起了“护法”运动,汇入了反对北洋军阀的迅猛洪流。1919年,北京爆发了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当时在北京蒙藏学校读书的荣耀先等蒙古族革命青年,积极投入了这场运动,还派人昼夜兼程赶回归绥市,向土默特高等小学校、归绥县高等小学校和归绥中学的师生,讲述北京学生青年的爱国行动,进行革命的宣传鼓动。各校纷纷组织起学生会,于5月中旬联合罢课,并冲破阻拦,上街游行,声讨国贼,揭露帝国主义烈强瓜分中国的阴谋,呼吁各界奋起反对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绥远总商会发出通电,支持学生的爱国行动,从而使仅限于学界的运动发展成为全呼和浩特地区的反帝爱国运动。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揭开了呼和浩特市蒙汉各族人民革命斗争史册崭新的一页。1921年9月,在党领导的京绥铁路工人运动的影响推动下,呼和浩特市学生掀起了“反对日资”、“自立办电厂”的反帝斗争高潮。学生们在各族各界群众和地方士绅支持下,捣毁了日商代理人办的电灯公司和电话局,取得了斗争的胜利。时隔二年,又一次爆发以反对日货的反帝斗争,千余名各族学生冲破警察的封锁,上街演讲,烧毁日货,砸了反对抵制日货的“盛记”洋行。1923年秋,蒙古族青年乌兰夫、多松年、李裕智、吉雅泰、奎璧、云润、佛鼎、高布泽博、孟纯等,为追求革命真理,探索民族解放道路,报考北京蒙藏学校。他们在北方党组织和李大钊、邓中夏、赵世炎等同志亲切关怀下,先后参加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和中国共产党,又相继按党的安排分赴苏联、蒙古人民共和国和黄埔军校、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逐步锻炼成长为党的事业的领导骨干,为内蒙古地区革命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25年4月,在中共北方区委和李大钊的指导下,多松年、乌兰夫、奎壁等主持创办了内蒙古地区最早的革命刊物——《蒙古农民》。它联系内蒙古的具体实际,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观点和党对少数民族地区革命的主张,明确指出“蒙古农民的仇人是——军阀、帝国主义、王公”。这个刊物对内蒙古地区的革命事业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1925年春,在中共北方区委领导下,归绥市建立了由吉雅泰负责的党的绥远特别区工委,开展内蒙古西部地区的工作,从而使呼和浩特市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开辟工作的少数民族地区之一。特别区工委认真贯彻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和党于1925年秋作出的《蒙古问题决议案》精神,帮助孙中山先生组建了国共合作的国民党绥远特别区党部。工委负责人以执委身份在特别区党部中积极发挥作用,承担起领导国民革命运动的重任。同时还在呼和浩特市和内蒙古西部地区推动组建坚持反帝反封建纲领的“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推动组建和发展由李大钊任书记的革命群众组织——“内蒙古农工兵大同盟”。特别区工委通过“国民运动委员会”、“职工运动委员会”和党创办的工人夜校等组织,广泛宣传革命道理,深入发动包括民族和宗教上层在内的广大群众,使呼和浩特市的革命运动逐步趋向高潮。在震惊中外的“五卅”运动中,呼和浩特市各族青年学生和各族各界群众纷纷举行游行示威,以募捐、通电等方式声援上海工人和学生。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优秀的蒙古族共产党员多松年、李裕智和一大批共产党员、革命群众,英勇地为革命献出了生命,但白色恐怖并没有吓倒献身革命的共产党员和各族革命人民,1932~1933年间,乌兰夫、奎壁也先后回到呼市,在土默特高等小学校以教员身份为掩护,领导这一地区的革命斗争。被关押的杨植霖、苏谦益、王建功等共产党人,在王若飞同志的领导下,把监狱和法庭作为特殊的战场,揭露敌人,宣传真理,撒播革命火种。党的组织在遭敌破坏后很快得以恢复,先后建立了中共绥远特支、西蒙工委、绥远特委和归绥县中心县委。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亡日深,呼市蒙汉各族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投入了抗日救亡运动。1932年4月,由共产党员杜如薪、苏谦益等领导的党的外围组织——绥远反帝大同盟成立,秘密进行团结各族各界、集聚抗日力量的活动;1936年,党领导下的青年抗日救亡组织——绥远民族解放先锋队,以及进步妇女组织——绥远妇女会,亦先后组建。这些组织在宣传抗日救亡、发动组织支前、培养干部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当傅作义将军率部在绥东红格尔图击败日伪军和攻占百灵庙的战役时,呼市抗日救亡组织和各族各界民众,从各方面给予了声援和支持,对保证这两次战役的胜利起了重要的作用。
1936年初,乌兰夫等同志策动察绥蒙政会驻百灵庙保安队的千余官兵举行武装暴动,并深入改编后的该部做政治工作,使之成为一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蒙古民族抗日武装。
1938年7月,为贯彻执行党中央建立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的战略决策而组建的八路军大青山抗日游击支队(简称大青山支队),和晋察绥动委会、游击第四支队共2500余人,在李井泉、姚喆、彭德大、武新宇、刘墉如率领下,开始向大青山挺进,10月在面铺窑子村与杨植霖等领导的游击队会师。从此,他们以大青山区和附近平川为战场,在敌伪力量十数倍于己的危恶形势下,依靠党的坚强领导和蒙汉各族群众的全力支持,机动灵活地开展游击战争。仅1938年9月至1940年6月,即与日伪军战斗120多次,毙、伤日伪军859名,俘虏日伪军近千名,缴获各种枪支596支、子弹4万发、战马802匹;同时,建立了不少抗日政权和地方武装,创建了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
在建立和巩固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的过程中,蒙古族群众做出了巨大的贡献。1939年夏,中共绥远省委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蒙古工作应成为绥远敌占区党的中心工作之一”的指示精神,组建了由贾力更、奎壁分任正副书记的中共土默特蒙古工作委员会,绥察行政办事处亦设立了贾力更任处长的蒙政处。贾力更等同志十分重视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先后动员并护送百余名蒙古族和汉族青年赴延安,入陕北公学和民族学院学习。这批同志以后陆续返回内蒙古,成了内蒙古革命和建设的中坚力量和领导骨干。1939年底,在土默特蒙古工委的动员组织下,一支蒙古游击队在土默川成立。这支蒙古游击队在共产党员勇夫、李森、高凤英、奇峻山以及徐秉智等同志指挥下,纵横驰骋于山地平川,机智勇敢地打击敌人,为巩固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和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做出了贡献。高凤英和许多战士为此献出了生命。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呼和浩特地区各族各界人民为抗日队伍递送情报,掩护伤员,冒着生命危险把自己节衣缩食省下的物品送给抗日队伍,谱写出了许多民族团结、军民一心、共同抗日的动人篇章。
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还开辟了另外一个重要战场。1938年7月间,党派地下工作者恒升进入归绥市,在土默特高等小学校从事革命活动。中共土默特蒙古工委的贾力更、奎壁、李森、勇夫等进城侦查敌情,联络工作,购买物资,土默特高等小学校是他们的主要落脚点和活动据点。党从学校动员了一批又一批爱国进步青少年上大青山参加抗日工作或送经延安深造。1939年春,以宁德青、刘洪雄为领导的中共归绥工委,组建了“绥蒙各界抗日救国会”,配合大青山的武装斗争积极开展地下工作,后因叛徒出卖,该组织遭到破坏,刘洪雄、贾恭等一大批同志英勇就义。
解放战争期间,人民解放军先后于1945年8月和1948年8月两次发起绥包战役。第一次绥包战役有力打击了国民党军队的气焰,延缓了他们的东进速度,进一步实现了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的目的。在华北野战军第三兵团进行第二次绥包战役期间,呼和浩特市各族人民在由地方党政干部组成的随军工作团的组织下,积极开展支前工作,在保证部队给养、协助部队完成作战任务方面起了重要作用。这次战役完成了调动国民党军傅作义部西援绥远,防其出关作战的任务,保证了辽沈战役的胜利结束。在人民解放战争胜利己成定局,北平已经和平解放、绥远国民党军已处于既无力打、又无法逃的形势下,绥远省主席董其武等国民党军政领导人员,在绥远全省人民的推动下,接受了中国共产党以“绥远方式”解决绥远问题的主张,于
五
社会主义制度大大解放发展了生产力,经济建设突飞猛进。在新中国成立前的漫长岁月里,呼和浩特市经济发展十分缓慢,1949年全市工农业总产值仅4656万元(按1980年不变价折算,下同)。新中国成立后,呼和浩特市的经济建设,虽然由于“左”的影响和自然灾害等原因,受到过挫折,但总的看还是快速向前发展的,取得成绩也是非常巨大的。全市工农业总产值除“二五”时期和“四五”时期外,基本上都保持了10%左右的增长速度,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工农业总产值的平均增长速度达到了11.1%。1985年,全市工农业总产值达到了175624万元,是1949年的37.72倍。这一年,呼市一天所创的工农业总产值即达481.2万元,也就是说这一年每10天所创的工农业总产值,即超过了1949年的年工农业总产值。
呼和浩特市最早出现的工业企业,是1922年组建的“绥远地方电灯股份有限公司”。
新中国成立后,呼和浩特市的工业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手工作坊到现代化生产的过程。全市用于发展工业基本建设投资达101281万元,已初步形成了以毛纺、食品、机械、电子四大行业为支柱,包括冶金、化工、建材等行业、门类比较齐全,具有相当技术水平和竞争能力的工业体系。据1985年统计,全市共有工交企业716家,其中,按所有制分,全民所有制企业215家,集体所有制企业501家;按部类分,轻工业企业419家,重工业企业297家;按生产规模分,大型企业7家,中型企业26家,小型企业683家;按行业分,纺织业企业32家,机械工业企业84家,食品工业企业49家,化学工业企业21家,医药工业企业6家,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企业11家,缝纫业企业59家,电力、蒸气热水制造供应业企业2家,炼焦、煤气及煤制品业企业2家和其他工业企业450家。全市工业企业职工总数已达14万人,年工业总产值达148124万元,是1949年的273倍。工业总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所占比重为84.34%,这充分表明呼和浩特市已发展成为以工业为主体的城市。
工业总构成中,轻工业的比重一直大于重工业,1985年两大部类工业总产值所占比例是:轻工业63%,重工业37%。轻工业中,以农产品和畜产品为原料的工业产值占74%;重工业中,加工制造业产值占69%。工业产品有400多种,1985年主要产品的产量是:发电量34350万度,钢3142吨,生铁43682吨,钢材107562吨,水泥337174吨,化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