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永厚

当“三千孤儿入内蒙”的故事变成历史的时候，我更觉得有责任去进一步发掘和汇集历史当事人的所历、所见、所闻，让爱留痕，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恩情在内蒙古草原永远传唱。鉴于此，本文根据我父母的忆述和我与“国家的孩子”一块儿长大的经历再现这段超越地域、血缘、民族的佳话。

——题记

日子从身边悄悄溜走，不经意间我已步入70岁。每到夜深入静，回首往事，一切都会匆匆浮现在眼前，仿佛就发生在昨天。童年经历的事比天上的星星还要多，数也数不清。有的让我笑掉牙，有的让我翘嘴巴，有的让我掩面哭……在我的脑海中，有一件发生在我身边的事，令我一个甲子都不能忘怀。

那是1958年春，中国遭遇了严重的自然灾害，全国粮食供应缺乏，上海、江苏、浙江等地的几十个孤儿院里，大批孤儿面临粮食不足的威胁。为了保证孩子们的生活，当地党组织和政府出台了对孤儿院的补贴政策，这也使更多的父母把孩子送到孤儿院，不堪重负的孤儿院很快便没有了进一步收容孩子的能力。于是，许多农村父母便把目光投向了上海，他们几经辗转来到上海。面对源源不断送来的弃婴，本来人满为患的上海孤儿院营养品和粮食已经无法满足需求。在成百上千的婴幼儿面临死亡威胁的情况下，他们只好向党中央求援。中共中央主管妇女儿童工作的康克清意识到事态严重，便把情况直接向周恩来总理进行了汇报。听完康克清的汇报，周恩来总理马上想到了内蒙古自治区主席乌兰夫。自治区主席乌兰夫极为重视，立即召集民政厅、卫生厅等相关部门开会研究，会议选定交通方便、地域辽阔、经济生活相对富裕的苏尼特右旗作为通向生命之路的第一站。

1958年9月23日，苏尼特右旗温都尔庙迎来了三千孤儿中的第一批304名婴幼儿。于是，时任苏尼特右旗人民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的父亲嘎日迪在这场堪称人类历史上罕见的“生命大营救”中强悍登场，在人员住房、大夫护士、药品器械、护理阿姨、资金食品、运输车辆等诸多事项都没到位的情况下，匆忙拉开了三千孤儿入内蒙的序幕。

由于旗委和旗人民委员会在这批孩子到来之前曾多次召开专门会议，并下发文件进行严密部署，并经过组织动员、宣传教育、层层审批，以及对领养家庭是否具备抚养孩子能力的考察，所以，下放到户的工作还算顺利。

令人没有想到的是：这些孩子身体太虚弱了，竟然连哭的力气都没有。内蒙古档案馆306——1—143卷宗里有以下记录：

移入儿童性别、年龄、营养状态情况表（根据移入儿童卡片统计）

性别：男41名，女263名，共计304名；

4～12个月龄的孩子182人，占60%；

13～24个月龄的孩子95人，占31.2%；

24～48个月龄的孩子27人，占8.8%。

营养不良，头大，胸椎成串珠型，大些的患有不同程度的软骨病，有的2周岁了还不会站，不能行走。81名中77名营养不良，仅4名近乎正常。体格及智力发育普遍差，体重较正常值低，如1岁正常儿童体重应9公斤，可是这批小孩3～4岁的一组平均体重尚不到9公斤；1～2岁年龄的小孩正常情况下皆会说简单的词语，可是该批儿童该年龄组95名中仅4名会说话。

就是这样一批病孩子，在一路向北的途中，换乘数次火车、汽车、“勒勒车”（牛车），沙窝子里面住的牧民还得骑骆驼、骑马，折腾了10多天，途中没有得到很好的休息，到了“新家”后，溺爱孩子的养父母又任其暴饮暴食，导致水土不服，相继发生腹泻、呕吐、晕厥、痢疾、脱水、脓尿……更为可怕的是，突然袭来的西伯利亚寒流，顷刻间席卷了苏尼特草原，感冒、发烧、咳嗽……令人猝不及防。

一个又一个牧民快马急报给公社书记和旗长，一封又一封电报送进自治区主席办公室。面对这一尚未预料到的严峻局面，内蒙古自治区党委要求自治区、盟、旗三级领导迅速行动，“采取以大集中的方式，集中人力物力，加强保健工作，保证移入儿童安全度过今冬明春”。并且成立了以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厅厅长胡日查为首的“救助移入儿童指挥部”，父亲嘎日迪兼任指挥部办公室主任。

办公室主任处在承上启下、沟通内外、联系左右、兵头将尾的特殊位置，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所以说，父亲必须得首当其冲，任人难任之劳，承人难承之重，挑人难挑之担，坐阵调度、运策帷幄整个抢救孩子生命的攻坚战。他废寝忘食，沉着应战，指挥若定，联系正在锡林郭勒盟各旗（县）进行布氏杆菌病防治工作的40多名医务人员和锡盟宝昌卫生学校护士班和助产班的80名学员驰援苏尼特右旗，还有22名已经认领了孩子的额吉（妈妈）、13名大队选派的未婚女青年，70多名干部职工家属和社会闲散人员，以及10名应征当奶妈的年轻妇女。他组织召开动员大会，要求全体工作人员“大干一百天，将‘国家的孩子’安全移送出去。”

一场跟病魔、寒冷、死神争夺南方孩子的拉锯战，随即在这个被后人称之为生命驿站的温都尔庙打响。额嬷（妈妈）乌恩是一名党外人士，但她给予“国家孩子”的爱像丝丝细雨，令人动容。她当时是牧民，和奶奶一起带着刚满三岁的我和一岁妹妹在距温都尔庙15公里的“泽日根德”牧场上经营牧业。当她从父亲口中得知保育院缺少人手，急需有生育和护理孩子经验的妈妈时，便丢掉自己的产业，主动报名，成了一位“志愿者”。一到岗就被任命为班长。带领10名未婚保育员，恪尽职守，无私奉献，为了救一帮与自己毫无关联的孩子，竟然两个月没有回家一次，毅然决然地断了我妹妹的奶水去奶“国家的孩子”，夜以继日的精心护理着来自远方的病孩子。

这期间，我也得了“小儿抽风病”，严重时双眼上翻，口吐白沫，意识丧失，呼之不应。奶奶抱我到旗医院，才知道原本就为数不多的大夫都集中到了保育院。她焦急万分，给我父亲母亲捎话过去，想叫来自呼和浩特和锡林浩特的小儿专家给我看看，或利用“权力”动用点抢救“国家孩子”的药品送出来。可是，保育院里也因“国家的孩子”之间爆发传染病而采取隔离措施，于是，父亲母亲含泪放弃了对我的治疗。

奶奶眼看着我将告别人世，只好请来一个名叫闫三老虎的“大仙”（民间讲迷信、但懂得点医术的人）试试，算是死马当活马医吧！这位“大仙”点着香烛，手舞足蹈、念念有词、故作高深，用缝衣针为我扎穴位，硬是把我从死神手里“抢”了出来，命是保住了，但也落下右眼失明、斜视的残疾。为此，我一直怪怨我的父母，觉得愧对、亏欠于我。但从我热衷于整理“三千孤儿入内蒙”的资料后，为那些孤儿坎坷的身世，为父亲母亲曾经的付出深深感动落泪时，我才真正原谅了他俩。

我父亲母亲和许许多多的草原母亲一起，坚持无怨无悔的奉献，得到了社会的肯定也充分证实了他们与“国家的孩子”之间这份超越血缘、超越功利的大爱，源自党的初心和使命。

为了完成对国家的一个承诺，苏尼特右旗旗委、旗人民委员会勇于承担移入儿童死亡的过错，向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做出深刻的书面检讨，同时，递交了一份用血泪总结出来的“接受移入儿童的行动方案”。

一位名叫娜仁其木格的“国家的孩子”曾对我感慨的说：“我不知道亲生妈妈的奶水是甜的？还是咸的？但我永远的记住了草原额吉（妈妈）挤的牛奶是甘饴香醇的。”

获得“感动草原·十杰母亲”的敖根额吉说“有牛粪烧着，蒙古包才不冷，有爱撑着，日子才不苦”。多么纯朴的语言啊，像流水一样在我心田翻滚，像白云一样在我脑海中游荡。

我在感悟来自人类共同大爱的同时，更感知到母爱是人间最温暖的太阳。它孕育了无数的生命。这些生命在内蒙古繁衍生息，在生命的成长中被诠释得淋漓尽致，它将永远铭刻在苍穹之下，流传在草原之上。

（作者退休前为苏尼特右旗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