锡林郭勒盟在第二轮修志工作中，注重人才培养，广泛涉猎外地修志的优秀成果，崇尚和遵行“广泛收集资料”的修志定律，坚持理论研究和智力支持并行，为修志实践提供强劲而源源不断的动力。

一、深入钻研方志理论，练好修志工作的基本功

参与二轮修志的人员中有些原本与修志工作是不沾边的。像戎悦胜，刚开始编志时，用他自己的话说：都不知道“地方志”为何物？不知“志”为何义？但为了做好修志工作，他自费购置了《二十五史》《资治通鉴》《中国历史大事编年》《四书五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实录》《说文解字注》《中华大字典》《汉语大词典》《辞海》、各地志书、各科大学教程、文史书籍1000余册，收集了本地第一轮所有正式出版的志书和形成的初稿。从方志的基本理论、志稿体例学起，弄懂什么是志书的述、记、志、传、图、表、录？怎样横排竖写？什么是横陈门类、纵述始末？什么是编年体和纪事本末体？

和他一样，修志的同事们也都在干中学，在学中干，边学边干边摸索。通过学习逐渐掌握了修志的基本要领，并对修志有了明确的认识：明白在新志书的各编，既有严整的分工任务，又有具体归属，虽十体不一，则各有所用，互不重复，各不相饽。如宗旨、书评入序言；指导思想、写作规范有凡例；大势大略、立体策论有概述；编年系事有大事记；专业发展有分志；古今人物有志专；重要问题或事件有考略；文献及无所归属有附录；另有图、表、影等以补其资料阙如；写作过程及说明有后记。写作中在保障志书记事属实的前提下，注意养成和提高“淡、雅、真”的记事笔法，力除公文、新闻、教科书、论文式的“官、套、空”话。通过系统的学习和实践，原来的门外汉逐渐从“半路出家”成为“行家里手”。

二、参考各种志书和收集整理资料，是志书成功的重要环节

“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借鉴人类文明成果是社会进步的特征和必由之路。“孔子得百二十国宝书而作《春秋》，司马迁收集全国图经而成《史记》。在编修《锡林郭勒盟志》过程中，修志人员参考了大量的外地志书，每修一部专业志他们都要购买3—4部同类志书，从中汲取别人的修志成果。为此，他们形成心得体会：修志工作者必须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必须立足本地、胸怀全国；而绝不能闭门造车，不能做井底之蛙。修志工作者要像蜜蜂采蜜一样一点一点地寻求这些志书中与本区域有关联、可借鉴的优长和亮点，然后记录下来备用。夜郎自大、刚愎自用的结果只能是自我矮化，自我戕害；虚怀若谷、善于听取和采纳他人先进成果，才有可能修出一本拿得出手的志书，并进而做到鹤立鸡群、出人头地。当然，对别人的先进经验不能照搬、照抄、照转，要善于将别人的神来之笔很自然而贴切地嫁接到本地续志的实践中。总而言之，互相学习、互相参考，是减少弯路、提高效益的捷径。

《地方志工作条例》明确规定志书为“全面系统地记述本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的资料性文献。”它告诉我们，地方志书的载体是资料，没有全面的、系统的、真实的、有价值的、具有典范意义的资料，修志工作便无从谈起。方志学家黎锦熙说过：“凡欲纂著一书，必先搜集材料，材料未备，遽而秉笔，妙手空空，一筹莫展，操血之士，谅皆有此经验矣”。编纂史志，就是编纂史料。史志工作是凭资料吃饭，因此需要依靠积累。史志工作者得学会找资料、懂资料，即需要有刘知几所说的“史识”。编纂地方史志是编纂信史，必须要求史实准确，言出有据。不懂得、不熟悉地方历史是搞不好地方史志的。史志工作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本领就是鉴别史料的真伪。如果不熟悉资料、不懂得历史，怎么去鉴别。史志工作者不能仅满足于各个单位提供的资料，还要学会自己寻找资料。搞史志工作要做有心人，要勤于记录，善于积累。一点一滴，最后才能达到满屋满仓。厚积才能薄发。

三、列好篇目和采用“新三宝体”，是志书成功的关键

在修志过程中遇到的首要难题是篇目设计。要想编好一部志书，最为重要的是列好篇目，篇目是修志这一浩大工程的蓝图。所制蓝图的优劣决定了所修志书的成败。“凡志之佳恶，不待烦言，但阅其门目，便知其有无鉴裁能力。”《锡林郭勒盟志》在编修中采取了“三步走”的系列程序来确定篇目。第一步是从收集来的所有相关志书中进行地毯式篦梳式搜寻，采纳外地志书中优秀的篇目设置、资料运用、写作方式等，包括图表、附录等。纵排志书名称，横列所要采集的哪些项目。根据初步所列篇目收集资料。第二步是通过收集到的资料调整篇目，然后经过反复比对、深入研究，从而确立最佳纲目方案。第三步是经过反复推敲制作详细的篇目大纲。磨刀不误砍柴工，这个过程，克服了“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和“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的被动局面。前期多用工，是为了后期省工，避免了写成后才发现不得体推倒重来的巨大浪费。

在制定了完备、实用的篇目大纲后，《锡林郭勒盟志》通过认真研讨和反复比对，最后遴选采用“新三宝体”地、人、事互相依存、循环推进的科学而得体的体例。地方志书，号称百科全书，动辄“洋洋洒洒”“包罗万象”“烟波浩渺”“横无际崖”，要从中找些人和事，犹如大海捞针一般。这就给广大读者设置了较高的阅读使用门槛，往往给人支离破碎、各自为阵、凌乱错杂甚至有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的感觉。究其因是设计者对所写内容不能宏观把握，不善于归纳提炼，没有按一定的逻辑顺序去排列，这就难以让读者明白孰重孰轻及其修志的理念。“新三宝体”的出现恰好为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了路径。三宝体源于《孟子》诸侯三宝：地、人、事。中国方志达人将之移植到志书编纂中来，经历代整合和完善，如今已形成“新三宝体”。这种体例将杂乱繁碎的少则十几编（篇、卷）、多则四五十编（篇、卷）的内容，归纳成地—人—事3大块：首设地理环境，居民置于中心位置，后写事，事包括经济、政治、文化。就像国粹戏剧中先搭戏台、再选演员、然后表演剧目一样。这就把纷繁芜杂的“百科”内容整理为地上产生人、人去做事、事反过来影响地和人这样一部要项齐全、相生相促、依次推进、循环往复、交互提高、协调发展的得体流畅而活力涌动的有机整体。这种体例变繁杂为简约、变无序为序目清晰、变孤立割裂为相互关联、变静态为动态、变简单因果为循环演进。这种体例既符合人们习惯的思维逻辑，又符合历史发展的客观现实。“新三宝体”科学而圆满地回答和体现了地方志书“为什么写”“写什么”“如何写”，即写作目标、写作内容、写作方法的问题，对修志非常吻合贴切而且实用。“新三宝体”纂写方式的采用，得到了许多专家和广大读者的肯定和认可。

四、艰苦的修志工作也可以增长才干和修性养生

地方志是传承中华优秀文化的重要载体。通过修志工作可以增加智慧、增长才干。修志常需摭拾于浩瀚古今志稿之内，面对各类志稿的编纂、修改任务，都需要查阅大量的资料，天天手不释卷，畅游志海，纠错补漏，吸取营养，确实增长学问。编志、读志、评志、用志，对于所有的修志人员来说都是摄入“营养餐”。编志既要博览群书，又要开展广泛的调查研究，开动脑筋，动手写作，依靠大量的文献资料进行科学的著述，以志为友，以志相伴，每日必读，每日必得，日积月累，不断用知识来充实自己。

这是我们编修《锡林郭勒志》所获得的最大体会。（撰稿  戎悦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