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事社会科学研究，要有起码的基本训练，要求从幼年、少年就要打下基础。好像唱京剧，不论生旦净末丑哪一个行当，都要自幼喊嗓子、练腰腿功夫一样，有些功夫须要从小培养、锻炼。也好像一切单项的运动员都要求以一定的田径运动训练为基础一样。我国上一代的文化人，差不多不自觉地承受了一种传统，文史哲三方面不要求过早地分科，几乎是综合训练的。老一代的学者如范文澜、郭沫若、王国维、陈寅恪等，都在少年时期经受了严格的训练。古文作为一种工具，运用得比较纯熟。涉猎的范围也比较广泛。在过去分科不细，“国学”一门，经、史、子、集无所不包，在前人未必自觉地认识到这种学习方法有其合理性，但从实践中培养了不少基础扎实的专家、人才。今天看来，老一辈学者的培养训练方法不免有它浪费时间和精力的地方，但无可讳言，其中有它合理的内核。

摘自《文史知识》2010.3，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