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是增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国际影响力、繁荣中国学术、发展中国理论的重要路径。自“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这一重大命题被提出以来,中共党史学界紧跟时代步伐,在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方面展开了不少深刻思考,解答了诸多基础性问题。随着“中共党史党建学”被设立为一级学科,中共党史的学科归属已然清晰,其作为“中共党史党建学”下设的二级学科,应照此进行规划和开展建设。中共党史的学科边界被确定后,其与历史学的关系问题成为新的命题。在此视域下,如何进行中共党史的专业建设,学界尚无系统探讨。但史学维度原属中共党史研究的本色,理应是其专业建设的重要思考面向。
中共党史的学科属性与党史研究的专业特性,属于两个不同问题,但两者往往容易纠缠到一起。虽然党史研究具有显著的史学特性,已是较为普遍的认识,但该问题以前一直没有得到权威与科学解释。自党的十八大以来,这一情况得到了有效扭转。习近平总书记相当重视党史研究工作,要求深化中共党史研究,并围绕相关问题展开一系列重要论述。这些重要论述既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新时代党史研究的根本指针和基本原则;涉及党史研究地对象、方法、立场、话语、意义等层面,始终强调史学维度,并在“党史姓党”的基础上,有力地回答了党史研究的专业特性问题。这为我们有效开展新时代中共党史研究提供了科学指南。
一、研究对象
中共党史的学科属性问题,在过去备受争议,分别有将之视为历史学、政治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支者,且多持之有据。自2022年“中共党史党建学”被升格确定为一级学科后,中共党史的学科身份已然明确,一解多年分歧。在此前提下,有必要进一步思考中共党史的专业建设问题,而且中共党史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亦须纳入考量,例如其与历史学的关系即存在着从归属到跨域之转换。笔者将从研究对象入手,对该问题展开讨论。
中共党史以探寻历史的真相为己任,通过运用相关历史文献,由史料开展研究,其研究领域与方向又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这意味着,中共党史与史学在某些方面存在着相连相通之处。顾名思义,党史指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其研究对象,党史研究归根结底仍是历史研究。毛泽东于1942年发表了《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报告,系统思考中共党史研究,将党史研究对象明确为“整个党的发展过程”,且强调“进行客观的研究,不是只研究哪一步,而是研究全部;不是研究个别细节,而是研究路线和政策”。该报告确定了中共党史的研究基调,并基本界定了党史研究地对象,是中共党史研究的底色所在。在此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作出了一个清晰的定义,即“党史研究是一门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从中国共产党的活动揭示当代中国社会运动规律的科学”。关于党史研究对象的框定深刻揭示出党史研究在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科学。例如,贺东航指出,党史研究具有显著的历史学特性,其研究对象“涵盖了百年来中国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显然,党史研究虽重在党的活动,但也离不开整体史观照。

《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报告(记录稿)
需要注意的是,党史研究应坚持“党性和科学性的统一”。这就说明,中共党史研究具有党性和科学性两方面特性,因此其不同于一般的历史学,具有强烈的党性原则。党性是中共党史的基本遵循,研究者在严格遵循学术研究的科学原则之外,还要始终秉持“党史姓党”的原则,遵守党的政治纪律,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具备大局意识,拥有较强的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
“党的历史”是中国近现代史中最重要的篇章。习近平总书记不仅强调“历史是最好的老师”,而且相当明确地指出“我们党的历史是中国近现代以来历史最为可歌可泣的篇章”。在此基础上,他还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与历史的辩证关系,指出“历史在人民探索和奋斗中造就了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又造就了历史悠久的中华文明新的历史辉煌”。只有在整个中国历史长河中观照党的历史,才能回答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够成功、未来怎样才能继续成功”。中国共产党在中华民族危难之时,团结带领人民,找到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这一奋斗历程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不能忘却、不容否定的壮丽篇章,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继往开来、奋勇前进的现实基础”。换言之,党的历史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壮丽篇章。从中国近现代史、中国革命史出发理解中国共产党,便能深刻感受倘若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不可能取得今天这样的成就,也不可能具有今天这样的国际地位”。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深刻理解中国共产党的成就地位与执政的重要性。
学术研究本无畛域之别,占山为王更无必要。如新中国成立之初的“三大改造”,其研究到底应归属哪个学科,是中共党史,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抑或是中国当代史,似难有科学精准的回答,研究者亦不必纠缠于此。作为中共党史研究对象的“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断把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推向前进的历史”,其中既包括党所取得的成就与进步,也包括“所经历的困难与风险”。因此,回顾党的历史,便要回答好党如何从弱小逐步壮大,如何在一次次危难中绝境重生,如何克服困难取得一次又一次的胜利。党史研究要明确“我们党总是在推动社会革命的同时,勇于推动自我革命,始终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敢于正视问题、克服缺点,勇于刮骨疗毒、去腐生肌”。
总而言之,党史研究是一门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揭示当代中国社会运动规律的科学。其研究对象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本质上归属于“史”的范畴。
二、研究方法
当今学术研究已不再处于标示具体方法的时代,明确研究中使用何种或哪些方法也就成了一个难题。从中共党史的具体研究实际来看,其所运用的方法具有史学特征。唯物史观是“是我们共产党人认识把握历史的根本方法”,其作为史学研究基本之法,也是党史研究根本之法。因此,应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出发,以正确的立场、观点、方法指导中共党史研究。所谓唯物史观,便是指“历史结论建立在翔实准确的史料支撑和深入细致的研究分析的基础之上”。党史研究应“坚持历史唯物主义,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最新成果为指导”,不断提升研究水平。
党史研究坚持唯物史观,要求在研究中秉持宽广的视野。这种宽广的研究视野要求研究者,“提高政治站位、树立历史眼光、强化理论思维、增强大局观念、丰富知识素养、坚持问题导向,从历史和现实相贯通、国际和国内相关联、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宽广视角,对一些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思考和把握”。我们只有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方法观察世界,具有历史发展眼光,关注世界发展态势,才能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史下,更好地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
党史研究坚持唯物史观,要求坚决抵制和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历史虚无主义与文化虚无主义交织,极易导致“数典忘祖”“妄自菲薄”的文化危机。倡导历史虚无主义的国内外势力试图利用中国革命史、新中国历史做文章,竭尽攻击、丑化、污蔑,搞乱人心,煽动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以及社会主义制度。针对这些现象,党史研究“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用具体历史的、客观全面的、联系发展的观点来看待党的历史”,“要坚持正确党史观、树立大历史观,准确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正确对待党在前进道路上经历的失误和曲折,从成功中吸取经验,从失误中吸取教训,不断开辟走向胜利的道路。要旗帜鲜明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加强思想引导和理论辨析,澄清对党史上一些重大历史问题的模糊认识和片面理解,更好正本清源” 。这些论述总结和归纳了党史研究的科学方法,即彰显唯物史观的历史底色。
党史研究坚持唯物史观,还要求整合古今中外的史学研究方法。毛泽东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报告中,强调党史研究的方法便是“全面的历史的方法”,进而指出该方法中的一种就是“古今中外法”。这份报告对于党史研究具有指导性意义,强调要“弄清楚所研究的问题发生的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空间,把问题当作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历史过程去研究。所谓‘古今’就是历史的发展,所谓‘中外’就是中国和外国,就是己方和彼方”。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党史研究方法不仅要从根本上坚守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传统,还要吸收借鉴古今中外史学研究的有益经验和方法。他还强调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创新党史研究的手段、方法、载体,充分“发挥互联网等现代传媒在人们工作和生活中的独特作用,加大党史宣传教育和党史知识普及力度”。在大数据背景下,“信息化的发展为党史研究的发展提供了机遇,适应并革新党史研究方法也为党史研究的深化拓展提供了新的生长点”。这就要求通过创新和发展历史研究科学方法,不断提升党史和文献研究的科学水平。创新党史研究方法是时代发展的本质要求。
总而言之,唯物史观是党史研究的根本方法,要紧跟时代创新党史研究方法,注重借鉴古今中外史学研究的有益方法。
三、研究立场
实事求是乃中华文化的基本特征,也是中国史学的珍贵遗产。因此,党史研究也应该坚持实事求是的立场,要准确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和主线、主流和本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我们党安身立命的基础,党史研究要坚持书写一部实事求是的党史,唯有如此才能经得起历史检验。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的说明》中,明确指出“实事求是、尊重历史”的重要性,认为这是“决议稿最鲜明的特点”。实事求是要求根据实际情况办事,强调实用性和客观性。冯留建、张亚东认为,实事求是作为中共党史研究的指导原则,包括三个方面,即“弘扬实事求是的学术精神;坚持实事求是的研究理念;秉持实事求是的价值尺度”。实事求是党史研究必须坚持和遵循的基本立场和原则。
党史研究的实事求是立场,要求在研究中尊重历史。历史应该提供一个民族发展的经验,一个民族安身立命的基础,要受到充分尊重。“不论发生过什么波折和曲折,不论出现过什么苦难和困难,中华民族5000多年的文明史,中国人民近代以来170多年的斗争史,中国共产党90多年的奋斗史,中华人民共和国60多年的发展史,都是人民书写的历史。”党史作为“史”,理应追求历史客观性:“在事实和公理面前,一切信口雌黄、指鹿为马的言行都是徒劳的。黑的就是黑的,说一万遍也不可能变成白的;白的就是白的,说一万遍也不可能变成黑的。一切颠倒黑白的做法,最后都只能是自欺欺人。”这就要求我们在党史研究中正视历史事实,不仅要遵循我党相关决议和精神,而且要根据科学方法掌握和分析历史发展的主流和本质,还要科学评价党史上发生的重大事件、重要会议、重要人物。概言之,便是实事求是地看待党史和党史上的重大问题。
党史研究的实事求是立场,涉及如何正确对待和处理党历史上的失误和曲折。“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伟大光辉事业必然要经历一番艰难。正因为历经栉风沐雨、披荆斩棘的奋斗过程,才更能体现出我们党历程的艰辛和伟大。中国共产党正是从成功中吸取经验,从失败中吸取教训,才不断开创新的宏伟事业。既不能因成就而回避党历史上出现的失误和曲折,也不能因失误和曲折而否定我们党所取得的成就。所以,对党史中某些重大问题的研究应坚持实事求是的立场。具体到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的社会主义建设,便经历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既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历史时期,这两个时期从“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两个时期虽然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指导、方针政策、实际工作上有很大差别,但都要以历史事实为准绳进行正确、客观的评价,“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这既体现出我们党评价历史问题的辩证性,也为如何实事求是地开展党史研究提供了具有实际指导意义的范例。
党史研究的实事求是立场,不仅涉及党史中历史事件的评价,还涉及如何正确恰当评价党史人物。评价历史人物要客观公允,每个人都是时代的产物,其行动和认识皆受到时代条件限制,对他们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才能得出科学认识。要求坚持科学态度,利用辩证唯物主义方法,将历史人物放到其所处的历史语境和时代环境中分析,“不能离开对历史条件、历史过程的全面认识和对历史规律的科学把握,不能忽略历史必然性和历史偶然性的关系。不能把历史顺境中的成功简单归功于个人,也不能把历史逆境中的挫折简单归咎于个人”。这体现出科学严谨的态度,为党史工作者如何正确认识和评价历史人物提供了科学指南。
总而言之,坚持实事求是研究和宣传党的历史的根本立场,阐明追寻历史真相,本是史学家的责任,也是史学研究应遵循的基本规范。党史研究应坚持实事求是,尊重历史,科学客观对待党历史上的失误与曲折,正确恰当评价党史上的人物与事件。
四、研究话语
话语体系是学术活力的最直接体现,学术研究成果只有通过话语才能得到呈现和表达,其若要在学术界或社会进行传播就必须借助话语体系。党史研究的推进必须通过话语体系实现。不同学科之间话语体系具有一定的相通性:“话语体系建设是更具体也更复杂的环节。这是因为,话语体系同人们惯用的概念、观念以至于一般学术术语都有密切关系。需要指出的是,各学科因性质、任务不同,在学术话语方面也各有特色。但相近的学科也会存在相通之处,自有一些共同的话语。”党史研究汲取史学话语之长而不断进行话语创新,对于党史研究话语体系建设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这里需要区分学术研究创新与话语体系创新,两者有本质区别。学术研究创新并不一定指话语体系创新。中共党史因其性质,特别需要注重创新学术话语体系,这是中共党史研究目前的重要走向。有学者指出,“要抓住若干关键点,包括精准感悟词汇的历史味道、注重回应时代需求、注意提炼概括党史叙述的关键词”。近年来,史学研究中兴起的中层理论、新文化史、概念史等研究提供了一系列颇具历史味道的话语和词汇,纷纷被引入中共党史研究,“中共纪念史”“中共记忆史”“中共精神史”“中共思想史”“中共概念史”等新名词不断地涌现出来,渐成党史研究的重要方向和内容,也使党史研究成为一门显学。这正是“重返党史学科的历史学意义”,从而开启了“变革中共历史研究取向与学科话语体系的可能”。党史与现实关系密切,随着当今社会不断发展变化,务必要在话语体系建设上紧跟时代持续创新。
例如,笔者多年前提出“中共记忆史”概念,运用记忆史的话语、理论和方法思考党史研究,探索“中共记忆史”的学术背景、问题意识、研究方法与意义、未来展望,强调对人物活动、事件发生之后的历史的研究。相关研究注重记忆与遗忘、社会、政治等方面的关系,回答了党史研究与历史记忆的关系,有效拓展了党史研究的视野,为党史研究提供了新范式。正是在“中共记忆史”这一新的话语体系引导下,笔者围绕陈独秀的十月革命记忆、新中国的五四记忆、百年来的恩格斯记忆等个案,展开一系列实证研究。“中共思想史”也是一个较新的概念,显然是话语创新的产物,关志钢初步探讨了中共思想史的学科建设问题。《中共党史研究》编辑部曾组织笔谈,较系统细致地讨论“中共思想史”研究的相关问题。但这显然非学科建设方面的创新,而属话语体系创新。这些从史学领域出发的话语体系的创新,或多或少地推动了党史研究的发展。
除学术研究领域的话语创新外,现实层面也要求中共党史研究创新话语体系,为中共党史提供新的研究范式。从宏观层面看,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形成有赖于创新,创新不仅是哲学社会科学自身发展提出的永恒命题,也是社会发展、时代变迁、国家进步对哲学社会科学提出的要求。话语体系的创新应该打破西方话语的牢笼,形成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从而根据中国实际情况解答中国问题。党史研究在坚持不断创新话语的前提下,要围绕某些重大问题进行解答,阐述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好社会主义,要建设什么样的党,以及如何建设好党。
党史与史学结合所推动的话语体系创新,历经科学实践,涌现出一系列扎根历史和现实的新概念。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深情阐述“伟大建党精神”:“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这是在精神层面对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的深刻理解和精准概括。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历史主动”这一概念,并对之进行系列重要论述。“历史主动”是中国共产党呈现出的奋发有为、主动作为的高尚品格。党的十八大提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即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是党对人民作出的郑重承诺。这些话语创新多属大历史观视域下的产物,只有在史学维度下进行深度思考,才可能真正理解这些话语的历史意蕴,从而为我们进行话语创新提供新的启发。
总而言之,概念是话语的基础,并非学术研究的专利,而是遍及日常生活。虽然单纯的“拿来主义”无法迎来学术繁荣,但适当的“触类旁通”是学术话语体系建设的必经之路。如何找到恰当的话语进行表达,需要科学严谨的论证,不能仅凭一时兴致。
五、研究意义
史学往往被视为经世致用之学,资政辅治是历代史学书写的意义和目的所在。只有以史为鉴,才能少走弯路,避免重蹈覆辙。因此,对历史应该怀有敬畏和良知。从本质上讲,历史没有办法改变,但未来却可以塑造。“以古为镜”“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皆是如此道理。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的一个优良传统,即“重视历史、研究历史、借鉴历史”。我们党相当重视吸取历史经验,因为“历史记述了前人的成功和失败,重视、研究、借鉴历史,了解历史上治乱兴衰规律,可以给我们带来很多了解昨天、把握今天、开创明天的启示。我们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更需要重视、研究、借鉴历史。这对我们丰富头脑、开阔眼界、提高修养、增强本领具有重要意义”。这便要求我们进行党史研究、学习、宣传。党史有资政育人的重要作用,党史研究是党和国家相当重视的影响大局的关键工作,这是因为“党和国家的事业正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向前迈进,新的形势对党史工作提出新的任务,要求党史工作进一步提供历史经验,更好地为现实服务”。可见,党史研究具有与史学同样的目的,即鉴古知今、继往开来。
党史研究的重要意义在于服务当今社会,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党史研究工作应该服务于党和国家的宏伟事业。学习和宣传中国近现代史和党史十分重要,其目的在于:继承和发扬近代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中国共产党人的优良革命传统,将之运用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精神支持。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系统研究中国历史文化和党的历史发展规律,这有助于认清现实,为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提供参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在学生中加强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国近现代史、中国革命史、中国共产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国改革开放史等的教育,坚持不懈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他要求青年学生“立志肩负起民族复兴的时代重任”。他还希望党员们特别是青年党员们,能够结合“四史”学习,从而“在奋发有为中践行初心使命,努力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智慧和力量”。
党史研究能够提供历史智慧,把握历史规律,服务于治国理政。历史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某些困难时期,往往能够给人们提供智慧和前进动力。这就要求人们拨开云雾,追寻历史的真面目,在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中把握历史规律。只有把握历史规律,才能掌握历史主动,才能不畏困难、不惧阻碍。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人在历史发展中的主动性,即历史主动,指出“只要把握住历史发展大势,抓住历史变革时机,奋发有为,锐意进取,人类社会就能更好前进”。他要求党员干部认真学习党史、国史,以充分了解党和国家宏伟事业的来龙去脉,“汲取我们党和国家的历史经验,正确了解党和国家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这是因为,党的历史就是不断用理论创新引领社会治理变革的历史,持续推进社会治理实践创新的历史。党史研究能更好获取这些智慧的滋养,挖掘其中的宝贵经验和重要启示。
党史研究的重要目的是总结并获取历史经验。习近平总书记到陕西考察时,要求加强研究革命根据地历史,总结其历史经验,从而更好“发扬革命精神和优良作风”。在吏治问题上,他强调要了解并借鉴中国古代吏治的“正确思想和有益做法”,同时也要认清中国封建社会在吏治方面的种种弊端,从而为加强和改进当前的干部管理工作,为“跳出历史周期率、实现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长治久安提供借鉴”。在反腐倡廉问题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发扬“我们党在反腐倡廉建设长期实践中积累的成功经验”,“积极借鉴世界各国反腐倡廉的有益做法,也需要积极借鉴我国历史上反腐倡廉的宝贵遗产”。只有充分研究我国反腐倡廉历史,深刻了解古代的廉政文化,恰当分析中国历史上反腐倡廉的成败得失,才能更好运用这些历史智慧推进反腐倡廉建设。
总而言之,党史研究的意义是,“用党的伟大成就激励人,用党的优良传统教育人,用党的成功经验启迪人,用党的历史教训警示人”。要发挥党史以往鉴今、资政育人的作用,遵循史学研究的意义和目的,彰显党史研究的史学特性。
六、结语
中共党史曾被归属于历史学范畴,在获得“中共党史党建学”下设二级学科的身份后,其可利用科学且规范的学科界定,与历史学展开名正言顺的学术互动。换言之,党史研究不应困于学科畛域,而应当具备开放精神。在学科身份初定之际,有意义的原创性思考显得尤为重要,也将极大影响后续学科建设和发展。党史研究几十年的学科发展历程,给未来学科建设提供了诸多启示,要求我们注重其史学属性。当然,这是一个开放的话题,犹如史学与其他学科间的关联,党史研究在进行学科体系建设时,也应持兼容并包的态度。
无论其对象、方法、立场、话语、意义如何,可以确定的是,党史研究应该强调以学术为本,凸显学术精神。中共党史研究具有鲜明的党性,同时作为一门学科,学术追寻是其最终归宿及真谛所在。中共党史研究本就是“党”与“史”二者的结合,故在强调党性原则的同时,也要彰显历史底色。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强化了中共党史研究的史学维度,从诸多方面为中共党史研究提供了科学依据,有效解答了中共党史研究的专业特性问题,是新时代党史研究的根本宗旨所在。
作者:郭辉,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是增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国际影响力、繁荣中国学术、发展中国理论的重要路径。自“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这一重大命题被提出以来,中共党史学界紧跟时代步伐,在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方面展开了不少深刻思考,解答了诸多基础性问题。随着“中共党史党建学”被设立为一级学科,中共党史的学科归属已然清晰,其作为“中共党史党建学”下设的二级学科,应照此进行规划和开展建设。中共党史的学科边界被确定后,其与历史学的关系问题成为新的命题。在此视域下,如何进行中共党史的专业建设,学界尚无系统探讨。但史学维度原属中共党史研究的本色,理应是其专业建设的重要思考面向。
中共党史的学科属性与党史研究的专业特性,属于两个不同问题,但两者往往容易纠缠到一起。虽然党史研究具有显著的史学特性,已是较为普遍的认识,但该问题以前一直没有得到权威与科学解释。自党的十八大以来,这一情况得到了有效扭转。习近平总书记相当重视党史研究工作,要求深化中共党史研究,并围绕相关问题展开一系列重要论述。这些重要论述既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新时代党史研究的根本指针和基本原则;涉及党史研究地对象、方法、立场、话语、意义等层面,始终强调史学维度,并在“党史姓党”的基础上,有力地回答了党史研究的专业特性问题。这为我们有效开展新时代中共党史研究提供了科学指南。
一、研究对象
中共党史的学科属性问题,在过去备受争议,分别有将之视为历史学、政治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支者,且多持之有据。自2022年“中共党史党建学”被升格确定为一级学科后,中共党史的学科身份已然明确,一解多年分歧。在此前提下,有必要进一步思考中共党史的专业建设问题,而且中共党史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亦须纳入考量,例如其与历史学的关系即存在着从归属到跨域之转换。笔者将从研究对象入手,对该问题展开讨论。
中共党史以探寻历史的真相为己任,通过运用相关历史文献,由史料开展研究,其研究领域与方向又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这意味着,中共党史与史学在某些方面存在着相连相通之处。顾名思义,党史指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其研究对象,党史研究归根结底仍是历史研究。毛泽东于1942年发表了《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报告,系统思考中共党史研究,将党史研究对象明确为“整个党的发展过程”,且强调“进行客观的研究,不是只研究哪一步,而是研究全部;不是研究个别细节,而是研究路线和政策”。该报告确定了中共党史的研究基调,并基本界定了党史研究地对象,是中共党史研究的底色所在。在此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作出了一个清晰的定义,即“党史研究是一门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从中国共产党的活动揭示当代中国社会运动规律的科学”。关于党史研究对象的框定深刻揭示出党史研究在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科学。例如,贺东航指出,党史研究具有显著的历史学特性,其研究对象“涵盖了百年来中国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显然,党史研究虽重在党的活动,但也离不开整体史观照。

《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报告(记录稿)
需要注意的是,党史研究应坚持“党性和科学性的统一”。这就说明,中共党史研究具有党性和科学性两方面特性,因此其不同于一般的历史学,具有强烈的党性原则。党性是中共党史的基本遵循,研究者在严格遵循学术研究的科学原则之外,还要始终秉持“党史姓党”的原则,遵守党的政治纪律,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具备大局意识,拥有较强的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
“党的历史”是中国近现代史中最重要的篇章。习近平总书记不仅强调“历史是最好的老师”,而且相当明确地指出“我们党的历史是中国近现代以来历史最为可歌可泣的篇章”。在此基础上,他还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与历史的辩证关系,指出“历史在人民探索和奋斗中造就了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又造就了历史悠久的中华文明新的历史辉煌”。只有在整个中国历史长河中观照党的历史,才能回答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够成功、未来怎样才能继续成功”。中国共产党在中华民族危难之时,团结带领人民,找到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这一奋斗历程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不能忘却、不容否定的壮丽篇章,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继往开来、奋勇前进的现实基础”。换言之,党的历史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壮丽篇章。从中国近现代史、中国革命史出发理解中国共产党,便能深刻感受倘若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不可能取得今天这样的成就,也不可能具有今天这样的国际地位”。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深刻理解中国共产党的成就地位与执政的重要性。
学术研究本无畛域之别,占山为王更无必要。如新中国成立之初的“三大改造”,其研究到底应归属哪个学科,是中共党史,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抑或是中国当代史,似难有科学精准的回答,研究者亦不必纠缠于此。作为中共党史研究对象的“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断把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推向前进的历史”,其中既包括党所取得的成就与进步,也包括“所经历的困难与风险”。因此,回顾党的历史,便要回答好党如何从弱小逐步壮大,如何在一次次危难中绝境重生,如何克服困难取得一次又一次的胜利。党史研究要明确“我们党总是在推动社会革命的同时,勇于推动自我革命,始终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敢于正视问题、克服缺点,勇于刮骨疗毒、去腐生肌”。
总而言之,党史研究是一门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揭示当代中国社会运动规律的科学。其研究对象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本质上归属于“史”的范畴。
二、研究方法
当今学术研究已不再处于标示具体方法的时代,明确研究中使用何种或哪些方法也就成了一个难题。从中共党史的具体研究实际来看,其所运用的方法具有史学特征。唯物史观是“是我们共产党人认识把握历史的根本方法”,其作为史学研究基本之法,也是党史研究根本之法。因此,应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出发,以正确的立场、观点、方法指导中共党史研究。所谓唯物史观,便是指“历史结论建立在翔实准确的史料支撑和深入细致的研究分析的基础之上”。党史研究应“坚持历史唯物主义,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最新成果为指导”,不断提升研究水平。
党史研究坚持唯物史观,要求在研究中秉持宽广的视野。这种宽广的研究视野要求研究者,“提高政治站位、树立历史眼光、强化理论思维、增强大局观念、丰富知识素养、坚持问题导向,从历史和现实相贯通、国际和国内相关联、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宽广视角,对一些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思考和把握”。我们只有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方法观察世界,具有历史发展眼光,关注世界发展态势,才能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史下,更好地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
党史研究坚持唯物史观,要求坚决抵制和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历史虚无主义与文化虚无主义交织,极易导致“数典忘祖”“妄自菲薄”的文化危机。倡导历史虚无主义的国内外势力试图利用中国革命史、新中国历史做文章,竭尽攻击、丑化、污蔑,搞乱人心,煽动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以及社会主义制度。针对这些现象,党史研究“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用具体历史的、客观全面的、联系发展的观点来看待党的历史”,“要坚持正确党史观、树立大历史观,准确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正确对待党在前进道路上经历的失误和曲折,从成功中吸取经验,从失误中吸取教训,不断开辟走向胜利的道路。要旗帜鲜明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加强思想引导和理论辨析,澄清对党史上一些重大历史问题的模糊认识和片面理解,更好正本清源” 。这些论述总结和归纳了党史研究的科学方法,即彰显唯物史观的历史底色。
党史研究坚持唯物史观,还要求整合古今中外的史学研究方法。毛泽东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报告中,强调党史研究的方法便是“全面的历史的方法”,进而指出该方法中的一种就是“古今中外法”。这份报告对于党史研究具有指导性意义,强调要“弄清楚所研究的问题发生的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空间,把问题当作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历史过程去研究。所谓‘古今’就是历史的发展,所谓‘中外’就是中国和外国,就是己方和彼方”。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党史研究方法不仅要从根本上坚守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传统,还要吸收借鉴古今中外史学研究的有益经验和方法。他还强调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创新党史研究的手段、方法、载体,充分“发挥互联网等现代传媒在人们工作和生活中的独特作用,加大党史宣传教育和党史知识普及力度”。在大数据背景下,“信息化的发展为党史研究的发展提供了机遇,适应并革新党史研究方法也为党史研究的深化拓展提供了新的生长点”。这就要求通过创新和发展历史研究科学方法,不断提升党史和文献研究的科学水平。创新党史研究方法是时代发展的本质要求。
总而言之,唯物史观是党史研究的根本方法,要紧跟时代创新党史研究方法,注重借鉴古今中外史学研究的有益方法。
三、研究立场
实事求是乃中华文化的基本特征,也是中国史学的珍贵遗产。因此,党史研究也应该坚持实事求是的立场,要准确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和主线、主流和本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我们党安身立命的基础,党史研究要坚持书写一部实事求是的党史,唯有如此才能经得起历史检验。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的说明》中,明确指出“实事求是、尊重历史”的重要性,认为这是“决议稿最鲜明的特点”。实事求是要求根据实际情况办事,强调实用性和客观性。冯留建、张亚东认为,实事求是作为中共党史研究的指导原则,包括三个方面,即“弘扬实事求是的学术精神;坚持实事求是的研究理念;秉持实事求是的价值尺度”。实事求是党史研究必须坚持和遵循的基本立场和原则。
党史研究的实事求是立场,要求在研究中尊重历史。历史应该提供一个民族发展的经验,一个民族安身立命的基础,要受到充分尊重。“不论发生过什么波折和曲折,不论出现过什么苦难和困难,中华民族5000多年的文明史,中国人民近代以来170多年的斗争史,中国共产党90多年的奋斗史,中华人民共和国60多年的发展史,都是人民书写的历史。”党史作为“史”,理应追求历史客观性:“在事实和公理面前,一切信口雌黄、指鹿为马的言行都是徒劳的。黑的就是黑的,说一万遍也不可能变成白的;白的就是白的,说一万遍也不可能变成黑的。一切颠倒黑白的做法,最后都只能是自欺欺人。”这就要求我们在党史研究中正视历史事实,不仅要遵循我党相关决议和精神,而且要根据科学方法掌握和分析历史发展的主流和本质,还要科学评价党史上发生的重大事件、重要会议、重要人物。概言之,便是实事求是地看待党史和党史上的重大问题。
党史研究的实事求是立场,涉及如何正确对待和处理党历史上的失误和曲折。“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伟大光辉事业必然要经历一番艰难。正因为历经栉风沐雨、披荆斩棘的奋斗过程,才更能体现出我们党历程的艰辛和伟大。中国共产党正是从成功中吸取经验,从失败中吸取教训,才不断开创新的宏伟事业。既不能因成就而回避党历史上出现的失误和曲折,也不能因失误和曲折而否定我们党所取得的成就。所以,对党史中某些重大问题的研究应坚持实事求是的立场。具体到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的社会主义建设,便经历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既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历史时期,这两个时期从“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两个时期虽然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指导、方针政策、实际工作上有很大差别,但都要以历史事实为准绳进行正确、客观的评价,“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这既体现出我们党评价历史问题的辩证性,也为如何实事求是地开展党史研究提供了具有实际指导意义的范例。
党史研究的实事求是立场,不仅涉及党史中历史事件的评价,还涉及如何正确恰当评价党史人物。评价历史人物要客观公允,每个人都是时代的产物,其行动和认识皆受到时代条件限制,对他们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才能得出科学认识。要求坚持科学态度,利用辩证唯物主义方法,将历史人物放到其所处的历史语境和时代环境中分析,“不能离开对历史条件、历史过程的全面认识和对历史规律的科学把握,不能忽略历史必然性和历史偶然性的关系。不能把历史顺境中的成功简单归功于个人,也不能把历史逆境中的挫折简单归咎于个人”。这体现出科学严谨的态度,为党史工作者如何正确认识和评价历史人物提供了科学指南。
总而言之,坚持实事求是研究和宣传党的历史的根本立场,阐明追寻历史真相,本是史学家的责任,也是史学研究应遵循的基本规范。党史研究应坚持实事求是,尊重历史,科学客观对待党历史上的失误与曲折,正确恰当评价党史上的人物与事件。
四、研究话语
话语体系是学术活力的最直接体现,学术研究成果只有通过话语才能得到呈现和表达,其若要在学术界或社会进行传播就必须借助话语体系。党史研究的推进必须通过话语体系实现。不同学科之间话语体系具有一定的相通性:“话语体系建设是更具体也更复杂的环节。这是因为,话语体系同人们惯用的概念、观念以至于一般学术术语都有密切关系。需要指出的是,各学科因性质、任务不同,在学术话语方面也各有特色。但相近的学科也会存在相通之处,自有一些共同的话语。”党史研究汲取史学话语之长而不断进行话语创新,对于党史研究话语体系建设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这里需要区分学术研究创新与话语体系创新,两者有本质区别。学术研究创新并不一定指话语体系创新。中共党史因其性质,特别需要注重创新学术话语体系,这是中共党史研究目前的重要走向。有学者指出,“要抓住若干关键点,包括精准感悟词汇的历史味道、注重回应时代需求、注意提炼概括党史叙述的关键词”。近年来,史学研究中兴起的中层理论、新文化史、概念史等研究提供了一系列颇具历史味道的话语和词汇,纷纷被引入中共党史研究,“中共纪念史”“中共记忆史”“中共精神史”“中共思想史”“中共概念史”等新名词不断地涌现出来,渐成党史研究的重要方向和内容,也使党史研究成为一门显学。这正是“重返党史学科的历史学意义”,从而开启了“变革中共历史研究取向与学科话语体系的可能”。党史与现实关系密切,随着当今社会不断发展变化,务必要在话语体系建设上紧跟时代持续创新。
例如,笔者多年前提出“中共记忆史”概念,运用记忆史的话语、理论和方法思考党史研究,探索“中共记忆史”的学术背景、问题意识、研究方法与意义、未来展望,强调对人物活动、事件发生之后的历史的研究。相关研究注重记忆与遗忘、社会、政治等方面的关系,回答了党史研究与历史记忆的关系,有效拓展了党史研究的视野,为党史研究提供了新范式。正是在“中共记忆史”这一新的话语体系引导下,笔者围绕陈独秀的十月革命记忆、新中国的五四记忆、百年来的恩格斯记忆等个案,展开一系列实证研究。“中共思想史”也是一个较新的概念,显然是话语创新的产物,关志钢初步探讨了中共思想史的学科建设问题。《中共党史研究》编辑部曾组织笔谈,较系统细致地讨论“中共思想史”研究的相关问题。但这显然非学科建设方面的创新,而属话语体系创新。这些从史学领域出发的话语体系的创新,或多或少地推动了党史研究的发展。
除学术研究领域的话语创新外,现实层面也要求中共党史研究创新话语体系,为中共党史提供新的研究范式。从宏观层面看,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形成有赖于创新,创新不仅是哲学社会科学自身发展提出的永恒命题,也是社会发展、时代变迁、国家进步对哲学社会科学提出的要求。话语体系的创新应该打破西方话语的牢笼,形成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从而根据中国实际情况解答中国问题。党史研究在坚持不断创新话语的前提下,要围绕某些重大问题进行解答,阐述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好社会主义,要建设什么样的党,以及如何建设好党。
党史与史学结合所推动的话语体系创新,历经科学实践,涌现出一系列扎根历史和现实的新概念。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深情阐述“伟大建党精神”:“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这是在精神层面对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的深刻理解和精准概括。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历史主动”这一概念,并对之进行系列重要论述。“历史主动”是中国共产党呈现出的奋发有为、主动作为的高尚品格。党的十八大提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即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是党对人民作出的郑重承诺。这些话语创新多属大历史观视域下的产物,只有在史学维度下进行深度思考,才可能真正理解这些话语的历史意蕴,从而为我们进行话语创新提供新的启发。
总而言之,概念是话语的基础,并非学术研究的专利,而是遍及日常生活。虽然单纯的“拿来主义”无法迎来学术繁荣,但适当的“触类旁通”是学术话语体系建设的必经之路。如何找到恰当的话语进行表达,需要科学严谨的论证,不能仅凭一时兴致。
五、研究意义
史学往往被视为经世致用之学,资政辅治是历代史学书写的意义和目的所在。只有以史为鉴,才能少走弯路,避免重蹈覆辙。因此,对历史应该怀有敬畏和良知。从本质上讲,历史没有办法改变,但未来却可以塑造。“以古为镜”“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皆是如此道理。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的一个优良传统,即“重视历史、研究历史、借鉴历史”。我们党相当重视吸取历史经验,因为“历史记述了前人的成功和失败,重视、研究、借鉴历史,了解历史上治乱兴衰规律,可以给我们带来很多了解昨天、把握今天、开创明天的启示。我们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更需要重视、研究、借鉴历史。这对我们丰富头脑、开阔眼界、提高修养、增强本领具有重要意义”。这便要求我们进行党史研究、学习、宣传。党史有资政育人的重要作用,党史研究是党和国家相当重视的影响大局的关键工作,这是因为“党和国家的事业正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向前迈进,新的形势对党史工作提出新的任务,要求党史工作进一步提供历史经验,更好地为现实服务”。可见,党史研究具有与史学同样的目的,即鉴古知今、继往开来。
党史研究的重要意义在于服务当今社会,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党史研究工作应该服务于党和国家的宏伟事业。学习和宣传中国近现代史和党史十分重要,其目的在于:继承和发扬近代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中国共产党人的优良革命传统,将之运用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精神支持。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系统研究中国历史文化和党的历史发展规律,这有助于认清现实,为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提供参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在学生中加强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国近现代史、中国革命史、中国共产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国改革开放史等的教育,坚持不懈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他要求青年学生“立志肩负起民族复兴的时代重任”。他还希望党员们特别是青年党员们,能够结合“四史”学习,从而“在奋发有为中践行初心使命,努力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智慧和力量”。
党史研究能够提供历史智慧,把握历史规律,服务于治国理政。历史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某些困难时期,往往能够给人们提供智慧和前进动力。这就要求人们拨开云雾,追寻历史的真面目,在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中把握历史规律。只有把握历史规律,才能掌握历史主动,才能不畏困难、不惧阻碍。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人在历史发展中的主动性,即历史主动,指出“只要把握住历史发展大势,抓住历史变革时机,奋发有为,锐意进取,人类社会就能更好前进”。他要求党员干部认真学习党史、国史,以充分了解党和国家宏伟事业的来龙去脉,“汲取我们党和国家的历史经验,正确了解党和国家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这是因为,党的历史就是不断用理论创新引领社会治理变革的历史,持续推进社会治理实践创新的历史。党史研究能更好获取这些智慧的滋养,挖掘其中的宝贵经验和重要启示。
党史研究的重要目的是总结并获取历史经验。习近平总书记到陕西考察时,要求加强研究革命根据地历史,总结其历史经验,从而更好“发扬革命精神和优良作风”。在吏治问题上,他强调要了解并借鉴中国古代吏治的“正确思想和有益做法”,同时也要认清中国封建社会在吏治方面的种种弊端,从而为加强和改进当前的干部管理工作,为“跳出历史周期率、实现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长治久安提供借鉴”。在反腐倡廉问题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发扬“我们党在反腐倡廉建设长期实践中积累的成功经验”,“积极借鉴世界各国反腐倡廉的有益做法,也需要积极借鉴我国历史上反腐倡廉的宝贵遗产”。只有充分研究我国反腐倡廉历史,深刻了解古代的廉政文化,恰当分析中国历史上反腐倡廉的成败得失,才能更好运用这些历史智慧推进反腐倡廉建设。
总而言之,党史研究的意义是,“用党的伟大成就激励人,用党的优良传统教育人,用党的成功经验启迪人,用党的历史教训警示人”。要发挥党史以往鉴今、资政育人的作用,遵循史学研究的意义和目的,彰显党史研究的史学特性。
六、结语
中共党史曾被归属于历史学范畴,在获得“中共党史党建学”下设二级学科的身份后,其可利用科学且规范的学科界定,与历史学展开名正言顺的学术互动。换言之,党史研究不应困于学科畛域,而应当具备开放精神。在学科身份初定之际,有意义的原创性思考显得尤为重要,也将极大影响后续学科建设和发展。党史研究几十年的学科发展历程,给未来学科建设提供了诸多启示,要求我们注重其史学属性。当然,这是一个开放的话题,犹如史学与其他学科间的关联,党史研究在进行学科体系建设时,也应持兼容并包的态度。
无论其对象、方法、立场、话语、意义如何,可以确定的是,党史研究应该强调以学术为本,凸显学术精神。中共党史研究具有鲜明的党性,同时作为一门学科,学术追寻是其最终归宿及真谛所在。中共党史研究本就是“党”与“史”二者的结合,故在强调党性原则的同时,也要彰显历史底色。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强化了中共党史研究的史学维度,从诸多方面为中共党史研究提供了科学依据,有效解答了中共党史研究的专业特性问题,是新时代党史研究的根本宗旨所在。
作者:郭辉,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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