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开辟、领导的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党政军民，之所以能在极其恶劣的环境下，英勇无畏地克服重重困难，粉碎日本侵略者一次次疯狂残暴的封锁、围剿、扫荡，牵制和消灭敌人大量有生力量，成功的阻止其南下、西进，打破其迅速灭亡中国的黄粱美梦，夺得反侵略战争的伟大胜利，这是与我根据地党政军民各级组织认真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制定的思想文化教育方针政策、深入细致、因地制宜地开展灵活多样、生动高效的思想文化教育工作密不可分的。　　

一、巧妙适时的日常思想文化教育工作　　

在集中整训和较长的战斗间隙，由领导或政工干部做报告、讲大课，是向部队指战员进行思想文化教育的一种重要方式。利用这种方式先后讲过《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论持久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等文章和党中央、晋绥根据地、省委、行署的有关方针政策及国内外抗日形势等。其中有些文章、文件还经常讲、反复讲，如《论持久战》就讲过多次，对广大指战员思想的武装、战略战术的提高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针对战士们思想上出现的各种糊涂观点，随时随地做过细的谈心开导工作，也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一个重要方式。八路军绥西二连指导员、长征干部毛汉荣，就很会有针对性地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毛汉荣生活上艰苦朴素，工作上吃苦耐劳，战斗中勇敢顽强，情绪上非常乐观。他常操着浓重的四川口音对同志们说：“我们现在打的是游击战，敌人来了，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他在介绍任天才入党时又十分严肃地说：“一个共产党员，说甚也不能落在敌人手里。如果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脱不了身时，就硬与敌人拼死，也不要叫敌人捉住！”他那严肃认真的表情深深地印在人们的脑子里，他那坚定铿锵的声音常常回响在人们的耳际。当他发现因敌人封锁、扫荡，给根据地军民造成困难，一些战士有畏难情绪时，他就意味深长地讲述起了红军长征过草地、爬雪山时如何战胜饥饿、泥泞、冰冻、寒冷等困难，坚持到胜利的故事，使大家深受鼓舞，增强了克服困难的信心和勇气。　　

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第三种方式，是每次战斗前要进行战前动员，让全体指战员了解战斗的目的、意义及打法，以克服盲目性，提高主动性。每次战斗后进行战后总结，发扬军事民主，吸取经验教训，评选和表彰英雄模范，以提高部队的战斗能力。1941年夏天，胡定良叛变投敌后，在日本人面前夸下了海口，扬言他要在察素齐，绥西的八路军就连边也不敢沾，而且要把八路军消灭干净。我军了解到这个情况后，决定攻打察素齐，给日寇及其走狗胡定良些颜色看看。当部队集中在离万家沟口几里远的大塔村时，二支队司令员于占彪和绥西三团政委姜文华分别做了动员，讲清了这次战斗的目的和部署，特别强调指出：“胡定良吹嘘，他要在察素齐，我们绥西八路军就连边也沾不上，我们今天不但来了，而且非要挫一挫他的嚣张气焰不可！”首长的动员激起了全体指战员对日寇和叛徒的无比义愤。战斗打响后，一个个斗志昂扬，奋勇向前，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察素齐守敌打得屁滚尿流，龟缩不动。我们缴获了大量战利品。在这次战斗中，我萨县抗日人民武装打仗勇敢，纪律严明，胜利地完成了上级布置的任务。　　

进行思想政治工作的第四种方式是演革命戏，唱革命歌曲，这种方法既丰富活跃了战士们的文娱生活，又宣传了党的方针政策，鼓舞了士气和斗志。演的戏主要是由上级机关和教导队，根据形势自编自演的，内容是控诉日寇罪行和捉特务之类。张海全扮演的日寇、董玉江扮演的小特务都活灵活现。革命歌曲当时唱得很多，像《八路军军歌》、《义勇军进行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歌，差不多每天出操都要唱，《抗日救亡歌》、《在松花江上》、《黄河大合唱》、《五月的鲜花》等歌曲也经常唱。此外，战士们特别爱唱绥西专员公署专员李维中和萨县委负责人刘启焕等领导，利用当地民歌形式编写的《十劝歌》、《叫同胞》、《十骂汪精卫》、《光棍汉自叹》等歌曲。这些歌的歌词通俗易懂，曲调熟悉，一唱就会，流传甚广。现将用《叫大娘》（也叫《借笊篱》）调演唱的《叫同胞》摘录几段：　　

　　叫同胞，你坐下，我有两句知心话儿对你说。同胞呀!　　

　　鬼子来了二年整，欺负咱们一天更比一天凶。同胞呀！　　

　　烧村庄，拆民房，流离失所真凄凉。同胞呀！　　

　　 要大烟，催红粮，骡马牛羊都抢光。同胞呀！　　

　　日本兵，野兽性，欺男霸女太残忍。同胞呀！　　

　　狼狗咬，洋刀砍，刺刀挑进鬼门关。同胞呀！　　

　　莫悲伤，听党的话，拿起刀枪把鬼子杀。同胞呀！　　

　　要当兵，抗日军，大青山里去找咱们八路军。同胞呀！　　

……　　

另外，还通过学习文化，进行思想政治教育。那时大青山根据地抗日人民武装的战士大都是文盲。为了提高这些战士的文化水平和思想觉悟，采用具有革命内容的《抗日战士政治读本》、《抗日三字经》、《抗日五言歌》等书籍作为课本，一方面识字学文化，一方面通过课本内容进行思想政治教育。那时的条件非常艰苦，没有笔和纸，大家就用木棍在地上写练。就这样，不少人既提高了思想认识水平，又学到了文化知识，在战斗和工作中始终保持旺盛的斗志和乐观的精神。　　

二、举办培训班和干部学校　　

为了培养和造就大批抗日干部，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的有关党组织和八路军，适时举办多种形式的培训班和干部学校，集中训练和培养了不少基层抗日积极分子和骨干力量。　　

1940年春天，中共萨托县委负责人高鸿光、王弼臣，在美岱沟深处的野鸡圪洞主持举办了萨托县沿山区党员培训班。美岱召村支部的张二秃、董黑小，美岱桥村支部的刘玉贵，沙图沟村支部的陈顺以及平绥铁路察素齐——萨拉齐段的工人支部负责人等参加了学习、培训。当时的条件非常艰苦，学员们自己砍柴搂草晒干后铺在地上当被褥，找些光溜的石头做枕头，做饭没有锅就用洗脸盆代替，不是熬稀粥，就是做莜面糊糊。培训班上由高鸿光、王弼臣讲课、辅导、学习，讨论了油印本《新党员须知》，国内外抗日形势，中国共产党的目标、性质、任务、组织原则，党员的权利与义务等，学员们每个人都全神贯注地听讲，争先恐后地发言、讨论。通过10天的培训，新党员们像久旱的禾苗得到雨露的滋润一样，豁然心明眼亮，掌握了不少党的知识，明确了斗争方向，增加了斗争勇气和胜利信心，决心与日本侵略者斗争到底，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1939年~1941年末，中共绥远省委、绥西地委、八路军大青山支队和绥察独立二支队，为给县、区等基层培养抗日骨干，一边与日伪军作战，一边调配有关领导干部举办培训班。1939年7月，中共萨托县委东区委派把什村的李存龙和察素齐镇的李存义、贾振业等到万家沟参加了中共绥远省委举办的党员培训班，讲课的人有中共绥远省委书记白如冰、绥西地委书记杨植霖、萨托县委书记高鸿光以及王建功等，主要讲授如何宣传群众、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如何建立抗日救国会，如何领导群众开展抗日斗争等。同年7、8月间，中共萨托县委中区委挑选孟天贵、胡海威、赵进才、刘忠小、小杜仲和、王喜福、孟中元、张三喜、张润栓、孟金栓、韩福威、胡挨仲等十几人去黑牛沟进行军事训练，八路军派连长王学楷和贺指导员组织训练工作，姜文华给上政治课，讲授了毛主席的游击战战略战术，学员们学习了步伐训练，射击要领，射击安全，地形地物的利用，进攻与撤退，夜间行军等作战要点，还进行了实弹射击，爆破实习等。1939年秋，中共萨托县委南区委派善岱村的抗日救国会会员徐二旦和高光元等赴万家沟学习，培训了3个月。1940年3月，又派善岱村的救国会负责人杨滋林和喇嘛营的王明元、陈守让3人到万家沟的小火烧学习、培训，陈岗为培训班领导，杨植霖等领导进行讲课，课程有《新民主主义论》、布尔什维克党党课以及抗战形势、对敌斗争的组织形式和方式方法等。1940年2月，中共萨托县委西南区委派白青窑支部书记白光、北圪堆支部宣传委员雷电云等赴大青山万家沟培训，边战斗，边学习训练，生活极其艰苦，培训了半年，得到了锻炼和提高。接着又派四卜树、白青窑支部书记康三，带领李金玉等8人到大青山根据地培训了20多天，有的回到原地参加抗日斗争，有的留在大青山参加了八路军。　　

1941年春，八路军大青山骑兵支队司令员姚喆从延安汇报工作回来，根据党中央关于加强全党军政训练的指示和大青山根据地环境恶劣，干部损失大，新干部斗争经验缺乏的实际，与其他领导研究决定，建立干部教导大队，对根据地部队和地方的基层干部进行训练。姚喆兼任大队长。上级还从延安派来两名教员。教导大队设在四面环山，层峦叠嶂的绥西德胜沟。　　

教导队每期100多人，编为3个排，10个班。学习内容，政治方面有国内外形势、党的方针政策、党史、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论持久战》等著作；军事方面有骑兵战术技术，班、排、连进攻和防御战术等，并结合实战进行演习，还设有文化课等。　　

从1941年春天到1942年10月，教导大队共训练了四批基层干部，计有700来人。这些同志结业后陆续补充到根据地党政军各方面，带领群众坚持抗日斗争，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三、选送蒙汉青年、干部到延安学习培养　　

为了大力培养干部，中共绥远省委、绥西地委、土默特旗蒙古工委、萨托县委，遵照党中央的指示，从1938年秋天开始，广泛动员、选送蒙汉青年、干部到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学习、培养。到1942年，先后从土默特旗选送蒙古族青年上百人，汉、回、满族青年、干部30多人。在动员和选送蒙汉青年、干部赴延安学习、培养工作中，中共土默特旗蒙古工委、中共萨托县委做出了重大贡献。贾力更、奎璧、高鸿光、王弼臣等深入土默川许多村镇，给选送对象及其家长做过细的思想政治工作和严谨的组织护送工作，克服重重困难，冲破敌伪阻力，把一批批蒙汉青年、干部送到延安，走上了光明的革命道路。这些被选送的蒙汉青年、干部到延安后，有的在陕北公学学习，有的在鲁艺学院、延安大学、抗日军政大学、党中央党校、延安民族学院等院校学习，其中不少人经过学习、培训后返回大青山、土默川，投入抗日斗争洪流，大都成为抗日、革命的骨干。　　

四、利用歌谣宣传教育干部群众　　

大青山地区，乃至整个土默川、绥远省，历来是歌谣的海洋。特别是自明朝中叶以来，生活在这里的蒙汉等民族人民，不仅在反帝爱国斗争、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中，并肩战斗，携手前进，而且在民间文艺领域，共同创造、培植了别具浓郁蒙汉交融民族特点、地区特点、时代特点并深受当地群众喜闻乐见、爱编善传的山曲儿、串话、二人台等民间文艺形式。抗日战争时期，大青山根据地的党、政、军、群众团体，十分注重收集、整理、创作、传播反映抗日斗争题材的山曲儿、串话、二人台，用其宣传教育群众，收到显著的效果。　　

抗日战争时期任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绥西专员公署专员的李维中在回忆录《战斗在大青山》一文中记述道：“……我们上大青山后，如何开展对群众的宣传工作，利用当地民歌曲调就成为必要的形式之一了。我是绥远人，童年时代生活在萨县、固阳农村，算不上歌手，但还会唱一些。所以，从1938年至1940年间我利用当地民歌小调形式先后编写了约近20首歌曲，后汇总成册，名叫《大众吼声》。如宣传有关抗日的一些大事，以激励群众，除前边提到那首九月一日秋风凉，李支队挺进大青山之外，又以同样曲调编了‘九一八’事变，西安事变，‘七七’事变等。譬如‘七七’事变这首歌的内容词句是：‘七月（尼）七日，事变起，日本鬼进攻卢沟桥，好团长，吉里文，不听命令就抵抗（嗯嗳唉嗐么）抗日（尼）战争开始了，（嗯嗳么）！’还记得用当地民歌‘叹十声’的曲调，编了一首‘光棍汉自叹’，这是应萨托平川地下工作的同志要求而写的。他们组织救国会，主要骨干大多为光棍汉，这部分人来自山西、陕西省跑口外的人，给地主、富农当长工，打短工，上无一片瓦，下无一垅地，为了激发这部分人的觉悟，穷不是命里注定，是在人吃人的社会里，受剥削，受欺凌而造成的。我写这首歌的词，是用倾诉、对比的方法，富人怎么样，自己又怎么样，人家享得什么福，老婆娃娃热炕头；自己受得什么苦，当牛当马到头来还是一条光棍，曲调的本身就是凄怨，加上生活写实的词句，唱起来更加令人悲伤、激愤，据地下工作的同志反映，这首歌很受光棍汉的欢迎，爱唱，说是‘完全唱出了他们的心理话。’所以效果很好，在此期间我还零星地用爬山小调的形式，编出了一些东西，记得有一首是唱‘姚司令’，歌词是：‘一层层（那个）山来，一（圪）道道沟，大青（那个）山上（阿呦）来了八路军；八路（那个）军里有个姚司令，指挥（那个）打仗（阿呦）他赛如神；姚司令（那个）员来，是个好老汉，喜喜（那个）哈哈（阿呦）爱咱老百姓。’共三段，这些歌曲，当时在游击队里也在教唱，可是在1940年以后，形势变化，艰苦的斗争，群众不敢唱，编印的本子，也可惜未留存下来……”　　

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共萨托地下县委书记的刘启焕在回忆录《民谣、顺口溜——地下党宣传工作的有力武器》一文中写道：“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中共萨托县委在土默特平原和包头地区，在日寇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刺刀下开展地下工作。地下工作是高度的隐蔽工作，它与公开工作太不相同，有其特殊规律：一切活动方式必须精心选择，设计，务求有利于自身的安全、存在和发展，有利于巧妙地揭露和打击敌人，有利于群众喜闻乐见，消除顾虑，易于接受和照办。就拿党的宣传工作来说，地下党组织首先发现这一带的民谣、民谚、民歌、顺口溜（民间的口头诗）、歇后语等非常丰富，而且生动有趣，流传成风。于是认真搜集、整理、利用或改造，针对不同时期、不同任务，有计划地编创散发和传播，成为地下党对外宣传、对内教育的得力工具，起到了难以估量的作用……”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45年冬天，他们通过及时编创、广泛传播：“67军没根，讨吃子、鞭杆子招下一军。烂棉衣发了一身，一日三餐紧供。今年圪托一冬，来年开春各奔逃生”这段串话，将驻扎于包头、萨拉齐一带，曾在卓资山被贺龙率领的八路军打得损失大半，溃不成军，而后撤到包头、萨拉齐、达拉特旗、准格尔旗等地招收了一些乞丐、小偷之类的乌合之众的国民党67军，因其远离主子胡宗南，后勤不济，军需拮据，士兵发不开薪饷便四出糟害百姓，为害地方，遭广大群众咒骂。这段串话，将67军揭露得体无完肤，臭名远扬。将67军瓦解得萎靡不振，军心涣散，逃跑者层出不穷。在1946年春天撤离时，大几千人的一支队伍，跑得只剩下了不足一个团的兵力。　　

刘启焕在《民谣、顺口溜——地下党宣传工作的有力武器》一文中共发表中共萨托县委当年收集、编创、传播的歌谣24首，每一首都有的放矢，憎爱分明，感情强烈，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收到了明显的效果。　　

五、举办文娱活动，鼓舞斗争士气　　

在大青山游击根据地，由于我党政军秉持正义，群众拥护，加之熟悉当地深山险谷的地形地物，不时在紧张的战斗、行军间隙，开展文化娱乐活动，用来调节情绪，养精蓄锐，鼓舞士气。　　

1942年冬天，日伪军数千人，采取分进合击和梳篦战术，扫荡我绥西根据地。当时我方只有骑兵三团三连、教导队、县区游击队共四五百人。在敌众我寡的情势下，我方采取声东击西、避实就虚等机动灵活的游击战术，与敌人巧妙周旋，打麻雀战，有时还在敌人不易发现的山洞中进行娱乐联欢。　　

七里沟的大山之中，有一个非常僻密而不易为人侦破的山洞。洞中之宽敞，可容纳200多人坐卧；而洞口的大小，又似家门一般，只要挂上一幅草帘，或是堵上两捆树枝，就可以掩蔽得风雨不透。我方人员因有这一个安乐的所在，便在里面铺好干草，将柴禾储存起来，在入夜时分，各路外出活动人员回齐后，但凡有人提议就召开联欢晚会。所出的节目，全数是绥西的“土产”、本人的拿手好戏，不是笛子、四胡独奏，就是二人台、爬山歌对唱，要么演出短小精悍的活报剧、方言小品，各展才艺，充满了无比欢乐的气氛，表现了充沛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从而激发出更加昂扬的斗志，投入新的战斗。　　

在绥西的平川敌占区，中共萨托地下县委，也常常巧妙利用传统节目，办红火开展宣传文化娱乐活动。　　

1939年底，白青窑1930年入党的老党员白英与中共萨托地下县委的刘启焕、马之歆等议定：为了杜绝赌博，要引导人们开展健康的文娱活动，新春举办踩高跷等红火，由村党支部书记（兼村主任）的白光出面组织，白英负责编写宣传抗日内容的新词，供高跷队演唱。　　

那时，白青窑一带已经组织起抗日救国会，群众性的抗日救国活动开展得如火如荼。一经组织上宣传发动，群众便积极响应，纷纷报名参加。为了扎扎实实地搞好这项工作，还特地聘请了山西省定襄县擅长高跷舞蹈、走场的大、二铁匠前来指导排练。　　

高跷队演唱的歌曲，有的是经白英、马之歆等人从传统调中挑选的，如《苏武牧羊》、《打酸枣》、《卖菜》、《放风筝》、《珍珠倒卷帘》……有的是白英他们根据形势编写的新词，套用旧曲调演唱的。其中用《画扇面》调演唱《抗日十二月歌》，给人的印象最深，现摘录几段如下：　　

二月里来龙抬头，杨靖宇将军率领东北联军打日寇，不畏寒暑和饥饿，斗争练就一身硬骨头，威慑敌军全国人民受鼓舞。　　

七月里来秋风凉，“七·七”事变日寇在卢沟桥逞凶狂。好团长，吉星文，不听命令就抵抗，打响抗日战争第一枪，不愧为中国好儿郎。　　

九月里来九重阳，李支队挺进大青山上，深入敌后来抗战，蒙汉人民斗志昂，出人出钱又出粮，捷报频频传四方。　　

……　　

那时白青窑属准格尔旗西官府奇之祥管辖（现属土默特右旗将军窑镇管辖），奇之祥当时虽然名义上投降了日寇，实际上还为当地人民做了不少好事，对我党的地下工作也起了一定的保护作用。出于斗争策略需要，白英在这首歌的最后一段，专门“歌颂”了奇之祥领导准格尔旗小河套地区的功绩：　　

“十二月里一年整，奇之祥领导准旗小河套享太平，蒙汉团结搞生产，人畜兴旺，五谷丰登，安居乐业，欢欢乐乐贺新春。”　　

高跷队排练了两个多月。为了唱好《抗日十二月歌》，在教唱前，白英专门给高跷队讲说了每段歌词的时代背景、所涉及的历史事件及其意义，激发广大演唱者的爱国主义热情。他们不仅很快学会了这支歌，而且唱得格外严肃认真，表演生动传情，收到了良好的宣传效果。春节期间，一切准备工作就绪，从正月初一开始，断断续续红火到二月二，其中正月十四、十五、十六是高潮。那时，白青窑一带春节期间很少办红火，而这次红火办得相当出色。服装、跷子都是新购、新做的，走场、舞蹈多变而又整齐，歌唱得高亢而又富于表情，附近的三村五舍群众，不仅拥到白青窑观赏，而且请去活动。这一年白青窑的高跷队除在当地活动外，还到将军窑、阿家素、杨力官窑、北坝、毛岱、党三窑等地活动过。到党三窑演唱时，全村男女老少都出来观看。到西官府大院表演时，奇之祥的家属、部队和日本参事都出来围观。白英他们有意指挥演唱了《抗日十二月歌》。奇之祥的母亲听到唱词中还有颂扬她儿子的内容，异常高兴，当场赏赐高跷队银元40块；而那两名日本参事听不懂汉话，只是看着那些奇特的扮像和表演傻笑。　　

此外，为了使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党政军及时学习和了解我党的方针政策和国内外形势，特别是当时当地的抗战形势，八路军大青山支队司令部和中共绥蒙区委，大约于1938年冬创办了自己的报纸——《绥蒙抗战》，报社只有3人，一人编辑稿件，一人刻板印刷，一人发行。设备只有一架油印机，一块钢板，一支铁笔。据当年的办报人夕然回忆：“当年，我们的报社没有固定的地点，经常在马背上写稿。至于出版，有时在潮湿的山洞里，有时在堡垒户的油灯下，有时部队在前边与敌人接上了火，我们在后面的炮弹坑里开机印刷，等到战斗结束，胜利的捷报很快飞到大青山和土默川军民的手中。”而广大军民一接到《绥蒙抗战》报便如饥似渴地学习起来，从中学到不少知识，得到不少信息，对提高干部群众的知识水平和思想认识水平起到很大的作用。　　

1939年，绥西专员公署专员李维中，根据中共绥远省委书记白如冰的指示，编写了一本抗日救国会教材，1个多月写出20多课，每一课大约500字左右，李维中一边写，任克定一边刻蜡板、油印，李维中写完了，任克定也刻印完了，订成一本，名叫《抗日救国会教材》，及时下发到基层，很受做救国会工作的同志和救国会员们的欢迎。　　

那时，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八路军、游击队战士大都是文盲。为提高战士们的思想认识水平和文化水平，部队配备有文化教员，定期不定期地给战士们上文化课，教战士们识字，学习文化。绥察独立二支队参谋长宁德青非常关心其16岁的警卫员董玉江的文化学习，像严格的教师一样，每天抽时间教董玉江认字、写字、学习文化。　　

（作者：内蒙古包头市青山区迎宾1号街坊14栋25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