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7月，我有幸得到老友诚之兄所赠内蒙古大学出版社新出版的文集《长城内外皆故乡》。这部装帧典雅、图文并茂的书籍，主要收录了作者在世纪之交所写的有关草原文明、历史、文化和边疆发展的精品力作。其中既有他作为内蒙古政协经济委员会专职副主任和自治区沙草产业协会负责人牵头调研撰写、在自治区乃至全国产生重要影响的课题成果，也有他作为经济和文化领域学者长期潜心研究、提出不凡见解的学术专论，还有他以一名老新闻记者的敏锐和勤奋，站在独特视角，“鹰击长空，鱼翔浅底”写作的通讯、散文、杂感等多种文体。可谓是“三十六万字皆心血，十余年辛苦不寻常”。　　

品读文集，深感其视野之开阔，识见之高远，论述之周详，文采之灵动。作者在对重大历史题材、文化现象和热点问题进行探讨时，能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的聚光镜，从纷繁复杂的跨学科资料的梳理中，把握历史发展长河的主流和本质；运用先进文化的多棱镜，折射源远流长、多元多彩的草原文化，展现古往今来马背民族跃动的心灵之火和艺术之美；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显微镜，对那些有意无意混淆是非或立场偏颇的观点认识，即使中科院的专家，也给予犀利中肯的澄清和准确深刻的剖析，还历史本来面目；运用具有时代高度的望远镜，总结中国“以和为贵”、“以谐为荣”的治国理念，积极为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建睿智之言、献务实之策。因此，纵览全书，给人以强烈的感染、深刻的启迪和昂扬向上的力量，也能感受到作者炽热的情感、广博的学识和自觉的使命担当。　　

长城地带是我国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的交融地带　　

在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上，从公元前8世纪的春秋时期到明代末年的2400多年间，有20多个封建王朝及诸侯国修筑过长城。其中秦、汉、金、明四条万里长城举世闻名。而在全国有长城的16个省区市中，内蒙古的长城历史最久、朝代最多、长度最长。作者鲜明地提出：“不同时代的长城，是不同时代气候和生态的分界线，无论长城的建造者们出于何种动机，长城从未成为隔绝文明的藩篱。恰恰相反，长城地带在大多数时间中，成了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的交融地带”（封面回折）。作者强调，“爱我中华必须知我中华。只有深刻了解西部，才能深刻了解中国；只有全面了解少数民族．才能全面了解中华民族”（《后记》）。　　

文集中的许多文章，立足于草原文明悠久灿烂的历史和草原文明与农耕文明相互交融从而推动中华文明向前发展的史实。如位于内蒙古自治区首府东郊的70万年前的大窑石器制造场，乃是“草原第一场”。6000多年前的红山文化，是“中华文明曙光升起的地方”。 2000多年前在北方草原上建立的匈奴政权，是有史记载的第一个草原王国，并实现了草原民族与中原汉族的第一次民族大融合。对秦始皇修筑“秦直道”的初衷，作者批驳了“主要目的是行军和运送军用物资”等观点，认为恰恰相反，其主要目的是史学家司马迁所说的“始皇欲游天下”，即巡幸全国各地。它的真正价值是统一的标志，历史上秦直道在沟通南北、促进经济文化交流方面起着非常突出的作用。在多篇文章中，作者盛赞了西汉昭君出塞和亲的进步历史意义，就是促进了汉族与匈奴玉帛交欢、经济发展、文化交流。引用联合国有关会议的评价，赞美昭君是“长江女儿、草原母亲、和平使者”，认为昭君出塞把昭君出生地的长江文明，和亲出发地的黄河文明，出塞地的草原文明紧紧地联系在一起，集中华文明的三大主源于一身，千古罕见；生动再现了我国作为多民族大一统国家的“多元一体格局”。　　

作者认为，我国自秦代起就走向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历史根基扎实，文化传统深厚。各民族虽为“共求大道”而“各写春秋”，但都对以汉字为纽带的“书同文”和以统一为荣的“党中央集权制”有高度的认同。作者在多篇文章中根据历史事实论证了这一观点。指出没有魏晋南北朝、五胡十六国的准备，就没有隋唐盛世，而隋唐开国皇帝的一半血统是鲜卑族。作者介绍了被毛主席誉为“一代天骄”的成吉思汗，对中华民族统一和推动中西方交流方面所做出的杰出贡献。认为北京中华世纪坛“中华千秋颂”浮雕壁画中没有反映成吉思汗的内容，是一个“缺憾”。蒙古族建立的元朝，结束了中国历史上从五代十国以来长达300多年的几个政权并存的割据状态，中国又重新出现了大一统的局面，西藏正式纳入中国版图就是在元朝实现的。作者强调指出，元朝虽然是蒙古族建立的中国最大版图的统一王朝，但国号“元”体现的统一思想，却选用了汉文化的哲学理念“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来定位。收复台湾、统一蒙古、平定三藩和新疆噶尔丹叛乱、抵御沙俄吞并东北，奠定中国近代疆界基础的，则是在清代的康乾盛世。必须对少数民族的历史贡献给予高度肯定。　　

作者用诗歌概括了中国历史发展长河的主流的本质：　　

“大山上刻着祖先的语言，　　

      草原上撒满文明的诗篇；　　

     马是伴当，歌是翅膀；　　

     从远古起来，向未来走去；　　

     中华各族先人携手并肩，风霜雨雪，　　

     一往无前，一直走到今天。”（《后记》）　　

长城文化区是聚集多种文化灵气的“蓄水池”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决定》指出，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在我国五千多年文明发展历程中，各族人民紧密团结、自强不息，共同创造出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作者在多篇文章中强调，在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绵延不断的中华民族走到今天，靠的是历史的根，文化的魂。这个文化的“魂”，就是民族凝聚力。它体现在“华夏一统、胡汉一家、和则双利、分则两伤”的统一追求和大中华、大历史、大文化的古往今来的久远历史的国家认同上。　　

作者出生在长城之南的陕西绥德，大学毕业后又一直工作在内蒙古。因此，他对草原文化和长城文化区自有与众不同的感受和认识。他认为草原文化具有五大特征，即历史传承的悠久性、区域分布的广泛性、创造主体的多元性、构建形态的多样性和维护统一的英雄性。而内蒙古则是草原文化的主要发祥地和承载地。它给草原文化的大厦竖起了四根支柱，即“人类文明的摇篮”、“中华历史的后院”、“马背民族的圣地”、“成吉思汗的故乡”。蒙古族文化作为草原文化中一支最有生机和活力的激流，与黄河文化、长江文化齐头并进，共同奔涌着中华民族与日俱增的文化辉煌。作者强调，长城内外是草原文化和农耕文化的相互交汇、碰撞和交融的地区，因此，长城脚下的草原、平川，往往是聚集多种文化灵气的“蓄水池”。　　

在这个“蓄水池”中，两千年前叱咤风云的匈奴文化占有重要地位。作者指出，阴山下的匈奴民族对鞍马文化的创造和青铜器艺术的独特贡献应大书特书。至于鞍马文化在中原的出现和发展，是汉族学习北方少数民族骑射的产物。没有“胡服骑射”，就没有震惊世界的秦骑兵，也就不会有号称“世界奇迹”的秦始皇兵马俑。　　

在这个“蓄水池”中，昭君文化放射出绚丽的光彩。文集中，作者对昭君文化的研究占较大比重，有较大突破，并受到国内知名专家的肯定。从与昭君同时代的诗人焦延寿诗作“长城既立，四夷宾服。交结是好，昭君是福”，到当代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所写“万里长城遮不断，蒙汉人民是一家”，昭君文化两千年延绵不绝。作者认为，昭君文化不是一个美女的文化、单个民族的文化，而是“天下一家”的文化，  “玉帛交欢”的文化，汉族和少数民族“谁也离不开谁”的文化。他把昭君精神的主要特征概括为五性：高尚性、坚定性、创新性、人民性和先进性，深刻阐述了“昭君文化是中华先进文化”的历史依据、现代意义和国际影响，而其中最主要之点是反映了中华民族“华夏一统”、“胡汉一家”的民族凝聚力和亲和力。　　

在这个“蓄水池”中，北方游牧民族和汉族文化相互激荡、相互渗透、相互融合。《敕勒歌》的千年不衰就是一个传奇。以《敕勒歌》为代表的北魏民歌，以草原人的特殊视角和内心感受，唱出了阴山草原的壮美、辽阔和阳刚。这些北朝民歌，竟被与之对峙近300年的南朝翻译并保存下来。金代少数民族诗人元好问在《诗评（敕勒歌）》的千古名句“中州万古英雄气，也到阴山敕勒川”，则更形象艺术地说明中原文化对草原文化的巨大影响和互动。蒙元以来，蒙汉各民族的文化更是水乳般地交融在一起。蒙古族歌舞等艺术在汇集诸多北方民族艺术结晶的基础上，经过千锤百炼、充实完善，以其独特的地域性、鲜明的民族性、高超的艺术性、内涵的深刻性，坚守和丰富了中华民族的文化版图。蒙汉各民族联袂自然形成的别具一格的内蒙古酒歌，是“百年牧歌、浓郁情歌、神圣礼歌、哲理雅歌，也是他们发自肺腑地对新生活的赞歌”。清代以来，流传在晋冀陕宁和内蒙古西部的“二人台”，是农耕文化与草原文化“风搅雪”般融合在一起的艺术新流派、新品种。而河套蛮汉调的歌词中，保留了不少两种语言掺在一起的歌词，在中国民间艺术百花园中独树一帜，异香扑鼻。　　

长城是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精神的象征　　

万里长城的内涵无比丰富，极具思想价值。长城是中华民族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聪明智慧、艰苦勤奋、坚韧刚毅、开拓进取和充满向心凝聚力、维护统一、热爱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族精神的象征。从毛泽东诗句“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不到长城非好汉”，到邓小平题词“爱我中华，修我长城”；从古诗“长城比铁牢”、“长城高天际”，到今诗“万里长城永不倒”、  “长城内外百花香”，长城精神乃中华民族自尊、自信、自立、自强的精神与意志的缩影。　　

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爱国主义从来就是一面旗帜，是各族人民共同的精神支柱。作者赞颂了清初在欧洲伏尔加河流域游牧的蒙古族土尔扈特部落，因不堪忍受沙俄欺凌，在首领渥巴锡率领下，风雪万里，历经磨难，万里东归返回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壮举。赞颂了东北达斡尔族女英雄傲蕾·一兰率众抗击沙俄侵略、血染嫩江的英雄精神。并强调指出，历史事实一再证明，爱国主义精神是中华民族凝聚力、向心力的集中体现。　　

在民族危险、山河破碎时，爱国主义精神是中华民族团结御侮的巨大力量。作者在《河套文化对黄河文化的贡献》中写道，抗日战争中，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倡导、推动和全国爱国力量的共同努力下，国共两党一致对敌，继而建立了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为战胜日本侵略者凝聚起了强大的力量。在《神为之王，气为之壮》一文中，作者概述了国民党抗日名将傅作义在长城抗战中喋血怀柔、在绥远抗战中收复百灵庙、在绥西抗战中取得五原大捷的主要过程及其“四万万人闻之，神为之王，气为之壮”（毛泽东语）的全国意义。抗日将军杨靖宇、女中豪杰赵一曼，也都在抗战历史上写下悲壮的一笔。正是由于中华民族自强不息，万众一心，  “用我们的血肉，筑起我们新的长城”，与侵略者血战到底，中国才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今天，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更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内容。它感召中华儿女热爱中华人民共和国、维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利益和尊严，并为建设中华人民共和国、振兴中华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作者这样表达自己的心声：“在更科学、更理性的国情认识的基础上，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统一、民族团结、长治久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 “让今日中华崛起地球，让十三亿英雄代代风流”。　　

为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贡献力量　　

胡锦涛总书记指出：“牢牢把握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主题，保障少数民族合法权益，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从文集中我们可以看到，郝诚之同志这十余年来围绕新时期这一民族工作的主题，殚精竭虑地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从1996年至2003年，郝诚之任内蒙古政协经济委员会专职副主任。他认为，政协的优势是智力密集、联系广泛、位置超脱、渠道通天，因此政协课题研究也必然更多地属于为决策服务的软科学范畴。它的目的应该是：建议变成决议，对策变成决策，方案变成预案，“白皮书”变成“红头文件”。他认真履行政协的职责，积极为内蒙古的发展参政议政，建言献策。世纪之交的2000年，他针对一些媒体将内蒙古排除在西部范围之外的报道，主笔写了《西部大开发不能没有内蒙古》的提案，不仅依据权威史料，指出内蒙古绝大部分地区一直属于我国西部，而且深刻指出，西部并不完全是一个地理概念，而是一个经济、社会、生态的综合概念，应以自然环境、经济发展水平、社会历史条件和民族地区特征等为标准划分。在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下，内蒙古列入了西部大开发的范围。他还提交了将内蒙古额济纳旗生态建设摆到重要位置的建议，引起国家有关部门的重视。不仅将该旗列为生态治理重点，而且实施了有名的黑河分水工程，使额济纳河绿洲重现生机。　　

2003年，郝诚之退出一线岗位后，学养深和代表性强，被一些研究机构聘为研究员，得以用更宽的视野和更多的精力研究内蒙古等西部经济文化大课题。他赞扬内蒙古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宝地、西部的缩影，为我国探索民族地区跨越式发展、后来居上的规律提供了榜样。他赞扬自治区首府呼和浩特市弘扬昭君精神，促进民族团结，繁荣青城经济，用历史和现代的交融、自然与人文的结合、继承与创新的互补，打造出“中国乳都”的绿色品牌。他赞扬上世纪60年代以来乌审草原人民自力更生、改善生态的不朽业绩，高度评价新世纪以来乌审旗“以人为本，建设绿色乌审”的宝贵经验。 2004年，一些国内外媒体炒作“蒙古国发现成吉思汗陵”，“内蒙古的成吉思汗陵只是衣冠冢”云云。成吉思汗陵的真伪之辩，在一定程度上成了文化遗产之争和历史真相之争。郝诚之率研究人员深入调查考证，包括采访了成吉思汗第34世嫡孙、曾任内蒙古第六届政协主席奇忠义先生，撰写了《国内外新发现有力证明：成吉思汗陵在中国内蒙古鄂尔多斯》、《成吉思汗陵不是衣冠冢》等深度调查文章，对一些媒体的炒作给予有理有力的驳斥。后来的事实证明，所谓在蒙古国发现成吉思汗陵，纯粹是一场骗局。有关人士称赞郝诚之在这场“成陵保卫战”中，办了“守土有责”的事。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从2002年12月自治区沙产业、草产业协会成立至今，郝诚之一直担任副会长兼秘书长，为宣传、研究和践行钱学森先生的沙草产业理论，付出了大量心血和汗水，硕果累累。他参与创办“中国沙产业、草产业网”，编辑我国第一套沙草产业理论实践“丛书”，举办“钱学森与内蒙古沙草产业”图片展览，承担国家科技部课题研究，应邀到上海交大、中国科技大学演讲，为国际论坛撰写文章，认真宣传沙草产业理论的重大意义；结合内蒙古实际，指导各地用科学规划、高新技术、创新思维、整体设计和扎实行动，科学发展沙草产业；参与调研直接推动内蒙古党委、政府出台关于加快全区沙产业发展的文件。我区率先将“大力发展林产业、沙产业、草产业”写进“十一五”、“十二五”规划，也有他们协会不可磨灭的功劳。　　

作者在《后记》中写道：  “在内蒙古自治区这个第二故乡，感谢时代，让我能以记者和学者的双重身份，用跨地域、跨民族、跨文化、跨专业的‘四跨’眼光，考察走访，奔走于长城内外；接触了丰富多彩的北方历史、民族文化，认识了中华文明的厚重和多彩；进而明白了西部与东部的相互依存、汉族与少数民族的‘谁也离不开谁’。”这是作者源自热爱中华人民共和国、热爱西部的自白，是源自实践由感性上升为理性的浓缩，是源自历史唯物主义充满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概括。衷心希望诚之兄“老当益壮，不坠青云之志”。有更多的佳作问世。　　

（作者：内蒙古自治区政协文史委员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