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45年8月下旬开始，在王爷庙（今乌兰浩特市）突然爆发了人间鼠疫。进行防疫工作的那段历史，引起许多人尤其是致力于挖掘研究内蒙古东部区革命史的学者的关注。　　

我是1945年王爷庙鼠疫防治工作的亲历者特格希都楞（1918—1970，科左中旗人）的长子。当时发生鼠疫时，我刚一周岁零三个月。　　

2009年8月的一天，有一位关注者在进行挖掘性研究过程中发现，在王爷庙发生鼠疫时，有一位参加防疫的医生在抢救病人时不慎鼠疫感染，但他为了防止传染给他人，主动把自己隔离起来，最终因无力救治而献出年轻生命。这位关注者得知王爷庙鼠疫防治亲历者特格希都楞的遗孀斯琴莫尔根（汉名包丕兰，科尔沁左翼前旗人，内蒙古医院离休干部）健在的消息后，立刻寻访老人，帮助回忆这位殉难的医生名字。于是勾起老人对往事抹不去的记忆，经过几天的冥思苦想，终于想起了这位英雄的名字——阿拉坦巴根。　　

我在帮助母亲做记录和整理材料过程中，不仅受到震撼，而且很自然地产生为关注者尽一臂之力的念头。经过两年的努力，有所收获：我的母亲虽年近90岁，但记忆力极强，陆续回忆起许多往事和亲历者的名字。我也查阅到一些有价值的资料。2011年又在内蒙古档案馆胡布钦处长和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厅解春梅处长的帮助下，先后得到通辽市政协编写的《内蒙古鼠疫——细菌战稿钞》（简称《稿钞》）和《内蒙古近代鼠疫纪实》（简称《纪实》）两部史料。资料多了就能够相辅相成、相互印证，形成了比较完整的证据链，更能够揭露日本侵略者的滔天罪行，展示1945年王爷庙各族人民众志成城，大打一场没有硝烟的抗日战争的历史画面。　　

据历史书记载，内蒙古是鼠疫多发地区。由于内蒙古所处地理环境、人们的生活习俗以及经济文化落后，面对鼠疫流行是束手无策的。“蒙古民族称鼠疫为塔尔巴干合吉格（旱獭子疫）、胡鲁格那合吉格（鼠疫）、哈日合吉格（黑疫）。他们对这些疫病采取忌门、病死人的尸体实行火葬或水葬等办法阻隔病毒传播。牧区的牧民们如发现旱獭子行动迟缓，数量突然减少或听不见旱獭子鸣叫的声音，则认为因疫病侵袭而停止猎取和搬家，已养成习惯。”（《纪实》P22）　　

《内蒙古自治区志·卫生志》第二章  “鼠疫防治”第一节的流行病史记载：“20世纪50年代以前，内蒙古地区几乎年年都有鼠疫在人间发生和流行。其中比较大的爆发流行至少有5次。这5次鼠疫大流行，有3次发生在内蒙古东部地区，有2次发生在内蒙古西部地区。1945—1947年发生在内蒙古东部地区的第三次鼠疫大流行，首当其冲的地区是刚刚被苏联红军解放的东部重镇王爷庙。现今内蒙古东部地区的兴安盟地区，历史上并非传统的鼠疫流行区，尤其是王爷庙和科尔沁右翼前旗一带，在1945年以前并无鼠疫流行的记载。可是1945年8月15日本侵略者投降前后，却突然在王爷庙和周围环绕科尔沁右翼前旗乡村爆发鼠疫流行，其中有关情况值得历史学家和卫生防疫专家进行深入的挖掘和探讨。”　　

日本帝国主义实施细菌战，用鼠疫及其他各种传染病菌毒害中国人民蓄谋已久。“世界上一些军事强国都在秘密进行把细菌转为武器的研究，但是还没有一个国家把细菌作为杀人武器应用在战场上。唯独日本先走了一步，已从试验阶段迈向了实战。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由于欧洲列强进行了毒气战，惨害了很多无辜平民，余毒很久不得消除。为此，国际法明确规定，不允许研究细菌战和惨无人道的细菌战争。所以，日本陆军的细菌战部队的编制名称叫做‘关东军防疫给水部’。这支部队就是世界人民深恶痛绝的日本‘七三一细菌战部队’，由于部队队长是石井四郎大佐，日军通称为‘石井部队’。防疫给水部在牡丹江、黑河、嫩江、海拉尔等地还有研究支队，对外称为满洲第五四三支队。总之，这支部队的作战目的就是在大地地域内散布传染病菌，消灭人、畜和农作物，制造无人区。”（《稿钞》P95—96）　　

日本人在其侵略野心的促使下，终于在1939年5月挑起诺门罕战役，与苏蒙军打了135天，损兵折将54000多人，还有4000多人的兴安师全军覆没。最后，日本侵略者途穷匕首见，进行细菌战，但还是没有挽救其惨败，被迫停战求和。许多事例证明，日本帝国主义统治内蒙古东部区时进行了细菌试验。　　

1950年2月20日，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卫生部召开“关于惩办日本细菌战犯的座谈会”，到会者多为参加过1945年防疫工作的同志。兴安盟卫生科长特格希都楞发言中举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长春伪兴安局的文件中发现一件伪兴安总省次长白滨清澄所拟就的‘焦土战术计划’，内容包括散布细菌摧残蒙汉和平居民的生命及企图阻止苏联红军的前进，纵火焚毁重要建筑物，杀掉主要人物并把所有青年向南带走，赶走牛羊马群，在剩余的畜群内散布兽疫苗，毁灭人民的财产。但由于苏联红军迅速出兵，日本帝国主义未能完全施展所谓‘焦土战术计划’。据调查所悉，散布细菌与放毒有以下几点根据：伪医学院长撤换，继由伪兴安总省保健科长小松兼任，并小松常去白滨处联络，积极赞成细菌战术，所以日寇溃败窜逃时，小松、灰家（伪医学院化验员）、田丸（特务医生）、昌田等人散布细菌完了，最后离开王爷庙。”（《稿钞》P190）　　

王爷庙城区及周边很快爆发了腺鼠疫人间流行，造成大量人员死亡。有的全家都死了，包括苏联红军也连着死人。社会上人心惶惶，家家门户紧闭，王爷庙变成了被死神威胁恐怖之城。　　

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后，伪兴安总省省长博彦满都，中心参事官哈丰阿等人撤出王爷庙。于8月13日来到扎赉特旗境内的第四村，与“8·11”葛根庙武装起义的伪兴安军官学校的队伍会合。第二天由博彦满都主持召开了一次会议，酝酿成立“内蒙古解放委员会”，推举博彦满都为委员长，哈丰阿为秘书长。当天晚上王爷庙来人报告，于13日进驻王爷庙的苏联红军前方司令官马利诺夫斯基要尽快召见博彦满都、哈丰阿。8月16日会见时马利诺夫斯基首先提出，根据共产国际的指令，对于潜伏下来并任伪政府官职的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人士表示了解和信任。接着说：“现在是作战时期，实行军事管制，要稳定后方。我命令你们把兴安省政府组建起来，由博彦满都任省长、哈丰阿协助工作，在红军司令部指导下工作。由王爷庙城防司令巴力巴什帮助你们。”经协商于8月17日成立了以博彦满都为省长（包括若干委员组成）的兴安省政府，负起了维持地方秩序等重任。8月18日，召开了恢复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总部会议，发表了《解放宣言》（又称《八·一八宣言》）。　　

当时首要的任务是消灭鼠疫，为民除害，维护社会秩序，保障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8月17日，即苏联防疫队以防疫司令军医上校连斯基为首40余人前来帮助进行防疫工作”（《稿钞》P190）。“苏军为了防疫全部迁到市外，驻进军用帐篷形成驻军区，四周放哨，实行戒严。”（《铁骑征战记》P18）。　　

兴安省政府为了配合苏联红军，便于同苏军城防司令部打交道，首先成立了通晓俄语的兴安省政府委员中负责总务的委员玛尼巴达喇为负责人的防疫委员会。　　

我的母亲回忆：王爷庙发生鼠疫后，当时赋闲在家的特格希都楞心急如焚。9月初的一天，叔伯二姐夫额尔金泰（博彦满都的二女婿，派到苏军城防司令部做翻译工作的联络员）突然来到我家，动员我父亲参加鼠疫工作。特格希都楞出于医生的职业道德和一颗热爱民族之心，答应投入到鼠疫防治工作中，并担任了防疫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第二天额尔金泰陪同头戴红十字帽徽的苏军军医到我家研究鼠疫工作。从那以后，时常有苏军军医来我家。　　

随着疫情的不断蔓延加剧，防疫委员会通知当时王爷庙为数不多的医护人员，组成了防疫队伍，被抽调来的有：巴布哈、额尔德尼、乌云德力格尔、伊乐图、斯日古楞、满达（女）、贺琪（女）、阿拉坦巴根、白玉山、高海川、葛勒格尼玛等十余人。在苏联军医的指导下，这些防疫队员通过学习和实践，逐步掌握了鼠疫的病症和医治的方法。鼠疫的初期叫腺鼠疫，主要由跳蚤、老鼠传播，腹股沟部位出现肿块。如早期发现，经过手术将腺体即肿块摘除后，还可治愈。特格希都楞本来是伪兴安军官学校的校医，以内科为主。但是当时也被逼上过手术台。记得有一个由特格希都楞主刀摘除腺体获救的患者叫何见宝，是年轻的勤杂工，治愈后来过我家。　　

11月下旬，腺鼠疫基本得到控制，肺鼠疫开始传播，症状为发高烧、咳嗽等。通过空气飞沫感染，传播迅速，病型危重，病死率极高。后期苏军医疗队从王爷庙撤离，另有任务向其他地方转移。但是特格希都楞继续不顾生死，不分昼夜，奋斗在防疫第一线，为了防止传染很少回家。在防疫工作中尽管采取了防护措施，仍然没有逃脱防疫员被传染的厄运，被感染后把自己隔离起来，最终因无力救治而殉难的防疫医生叫阿拉坦巴根，很年轻，还没有结婚。眼睁睁地看着战友被夺去生命，防疫队员们无不加深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　　

面对鼠疫蔓延的严峻形势，东部区各族人民日以继夜地进行顽强的斗争，满怀镇定而又紧张有序的工作，大打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抗日战争——抗击鼠疫的歼灭战。被动员来的医疗卫生人员分别到检疫组、消毒组、尸体处理组和隔离医院工作；动员组织兴安女高的学生充当临时护士，做消毒等工作；参加“8·11”葛根庙抗日武装起义的伪兴安军官学校的师生经苏军城防司令部批准，被改编为民警中队，于9月2日在贾家店正式成立，那达那为队长，巴音图为副队长。武装起义20天后，又投入到没有硝烟的新的抗日战争。为了工作需要，苏军发给一批武器弹药和红底黄字印有MHYC（民警）的袖章。（《铁骑征战记》P17）他们负责维护地方治安，协助苏联红军武装封锁，人员不得自由行动和进出王爷庙；不仅对被感染者采取隔离，对没有被感染的健康人也采取健康隔离；11月份成立了鼠疫防治所，由特格希都楞兼任队长，王守和协助。所有人员每天到各街区寻访，搜集疫情。后来有了红军医疗队提供的疫苗，因为数量有限，只能对部分人员注射了疫苗。至此，猖獗一时的鼠疫基本得到控制，1946年1月上旬解除封锁，为即将召开的东蒙古人民代表大会议（1月16—19日葛根庙）创造了条件。　　

1946年1月，东蒙古自治政府主席博彦满都主动派其女儿博丕容和女婿金世琳前去郑家屯，向中国共产党西满分局请求中国共产党对东蒙古自治政府的指导和帮助。博丕容和金世琳受到中共中央西满代表方知达的热情接待。西满分局派胡昭衡同志到东蒙古工作并与博丕容和金世琳同车来王爷庙，加深了相互了解，促成了1946年3月28日东北民主联军西满军区驻王爷庙办事处的顺利成立，（《育成学院》P198）表明欢迎共产党进入东蒙地区的态度和立场。　　

1945年王爷庙鼠防工作，特格希都楞从一开始就义无反顾地投入其中，把生死置之度外，坚持到底，这成为他人生成长的转折，从此防疫工作成为他奋斗终生的事业。　　

1945年9月至1946年5月，特格希都楞任防疫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兼鼠疫防治所所长。他在防疫委员工作期间，“于1946年2月，由苏联红军驻王爷庙城防司令部与长春国民党善后救济总署取得联系来搞好防疫工作的辛钧等数人，到王爷庙扬言要取疫情资料以及社会调查等。为此，当时防疫委员会由负责人玛尼巴达喇主持召开一次会议接待辛钧等人，并通知特格希都楞参加这次会议，但也没有商妥而散。辛钧等人即返回长春。”（引自《对特格希都楞同志的审查结论意见》）这是东蒙古领导人在行动上接收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决与国民党反动派的军队作战，拒绝国民党反动派介入所直接表明的态度和立场。　　

1946年3月至5月，特格希都楞在防疫所研究制作痘苗，经过数次实验，于5月初旬研制成功。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好的影响。于是产生扩大防疫所规模，创建东蒙古地区卫生材料工厂的想法。（引自《特格希都楞1948年12月自传》）“四·三”会议后，博彦满都为贯彻有关撤销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的决议，在西满军区驻王爷庙办事处指导下，于1946年5月26日至28日，在王爷庙举行东蒙古人民第二次临时代表会议。特格希都楞是出席会议的400多位代表之一，并被选为小会议员。会议通过并发布《东蒙古人民临时代表大会宣言》，提出为执行“四·三”会议决议，取消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成立兴安省政府，建立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东蒙总分会。为适应解放战争形势需要，兴安省政府机关于6月21日迁往海拉尔，同年10月又迁至扎兰屯。特格希都楞作为兴安省政府医务室主任兼保健科长，也举家随迁。创建东蒙古地区卫生材料工厂的想法被搁置。　　

1947年5月1日，内蒙古自治政府在王爷庙成立，特格希都楞担任卫生部防疫科科长。七八月，鼠疫开始在王爷庙死灰复燃。内蒙古自治政府马上成立了以方知达为委员长的防疫委员会。并发出“扑灭鼠疫、拯救生命”的紧急指示，在王爷庙设立“防疫本部”。特格希都楞更是责无旁贷，全力以赴，直接投入扑灭鼠疫的战斗。　　

为了加强东北与内蒙古地区鼠疫人员的防治能力，1947年11月，中共中央东北局在哈尔滨筹办了以防治鼠疫为主的东北防疫讲习所，为期四个月，由白希清任校长。内蒙古自治政府卫生部派特格希都楞、莎恩布勒扎布、孟希文三人参加学习，回来后特格希都楞负责中心检验室的工作。　　

1948年元旦，《内蒙古日报》发表乌兰夫题为《1948年我们的任务》的文章，提出要把防疫同打仗、生产列为内蒙古三大中心任务。1948年3月经内蒙古自治政府批准，举办了两期防疫员培训班，共120人。培训采取边学习边防疫的办法，分成两个临时鼠疫防治队。这就是1949年元月经自治政府批准成立的内蒙古机动防疫队一队和二队的基础。特格希都楞担任主讲老师。工作人员有：王守伦、和升格、孟希文、莎恩布勒扎布、王显廷、白玉山等。参加第一期培训的学员有：旺布（组长）、马俊波（组长）、白琪、贺其英贵、贾俊山、马惠兰、于雪君、陈少文、孟和巴图、阿拉腾嘎日布、吴英宝、宝音朝古拉、莎仁、巴图、斯琴莫尔根、格根茹、赵雅琴、娜琳、马玉芬、初古拉、韩金锁等60人。我的母亲参加了第一期防疫员培训班。　　

1948年7月海拉尔发生鼠疫。内蒙古自治政府防疫委员会派特格希都楞率队前往扑灭疫情。因为任务紧急需要马上出发，当时任卫生部政委的赵俞廷听说特格希都楞的老母正在生病，为了解除他的后顾之忧，赵政委亲自出面协调找蒙医吴大夫到家治病。　　

除了鼠疫，天花也是威胁内蒙古人民生命健康的急性传染病之一，几乎每年都有病患发生。内蒙古自治政府成立后推广牛痘接种技术，但是牛痘浆奇缺。1948年,特格希都楞借用老乡的牛，先将牛痘种入牛的皮下进行培育，大量繁殖后提取牛痘疫苗包装后分送到接种点，免费接种给儿童。我就是当时被接种的。我的母亲参与了包装环节的工作。这项试制成功的技术在一定的范围推广应用，为天花的犯病率逐渐下降，几年后最终被消灭做出了积极贡献。　　

1949年3月，组建兴安盟公署卫生科，由科长特格希都楞和巴图、娜仁格尔勒、敖登高娃、邓淑堂、斯琴莫尔根等六位同志组成。到任后不久办的第一件事是：乌兰浩特市监狱报告，发现了一只死老鼠。特格希都楞闻讯带队（20余人）组成捕鼠组、消毒组、注射组开展防疫工作，整整忙乎两天，做到捕鼠、消毒不留死角，给全部犯人体检并注射疫苗。内蒙古自治政府卫生部部长李本洲到现场指导工作。1950年，特格希都楞设计制订了“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方案”，以盟公署名义下发执行。运动内容包括：全民动员大搞卫生，清运垃圾，灭鼠，堵鼠洞，修缮防鼠沟；全民灭蝇，创建无蝇户，无蝇院，无蝇市活动；经常开展卫生检查评比，根据达标程度分别挂红条、黄条、蓝条等。经过不懈努力，使乌兰浩特市鼠疫没有死灰复燃，保证了自治政府所在地的卫生安全。　　

1953年3月，盟长齐俊山宣布国家卫生部和内蒙古自治政府卫生部两部两级紧急调令，要求特格希都楞五天之内携家眷赴通辽县担任改建后的内蒙古鼠疫防治所所长，书记兼副所长为拉喜宁布。特格希都楞到任后不久，陪同卫生厅胡尔钦厅长在舍伯吐蹲点两个月。在此期间，经常到五个下设鼠疫防治站及防疫队住地通辽县吉善屯、科左中旗舍伯吐搞调察工作。　　

1955年5月，特格希都楞调任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厅防疫处处长。1956年11月作出政审结论，1957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8年2月转正。　　

为了防治鼠疫就要灭鼠。“1958年在特格希都楞指导下，创造研制了烟雾灭鼠剂，在后来的灭鼠、灭蚤中派上了很大用场。”（《内蒙古自治区志·卫生志》P300）。特别是特格希都楞等试验成功的烟雾灭鼠炮，是我国首创的灭鼠方法，时至今日仍在我国北方地区使用。该灭鼠炮由于在灭鼠上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曾受到卫生部嘉奖。（《鼠疫防治光辉的50年》P7）同陶孝农、顾坚合作完成的《应用烟雾杀灭穴居鼠类及其体外寄生虫的研究报告》（《鼠疫丛刊》1958年5期P5）在全国鼠防工作通辽现场会上作为经验介绍。　　

1960年5月29日，特格希都楞因患恶性腭骨瘤在北京整形外科医院实施右下腭骨瘤摘除术，用自身的髂骨修补。他手术后一直坚持工作。经常深入基层调研工作，1964年带队在锡林郭勒盟正镶白旗乌宁巴图公社进行了牧区灭鼠拔源的试点。经过三年的努力，使该试点地区黄鼠的密度大大下降。在此期间，1965年内蒙古自治区政府机构改革成立五大委时，他被调任为内蒙古鼠防所代副所长，但试点工作仍没有间断。1966年6月因“文化大革命”开始，灭鼠工作停止，群众性灭鼠运动因此而中断。不久特格希都楞被扣以“走资派”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等罪名受批斗，靠边站，并一直监督劳动。1968年6月6日，突然发病不能行动，拍片确诊为“腰椎骨髓瘤”。于7月转北京日坛医院诊治。本应三个月后复查、第二疗程放疗，但不久“挖肃运动”开始，他被打成“新内人党”骨干分子，被关押近5个月。五个月的监禁不仅遭到身心摧残，又耽误了治疗，加上营养缺乏又叠加“缺铁性贫血”，两种病症的治疗相互掣肘而身体加速恶化，于1970年10月18日去世，享年52岁。　　

1971年，50岁的母亲被内蒙古医院工宣队强迫响应毛主席的“6·26”指示，只身一人被下放到西乌旗哈拉吐公社卫生院。　　

1979年2月15日，自治区党委和政府为胡尔钦（卫生厅厅长）举行追悼会，接着于2月17日在内蒙古政府礼堂举行了娜仁、特格希都楞、多文瑞、敖云、李孝忠等人的追悼会。我的三姥爷博彦满都85岁高龄，仍叫家人搀扶着参加了追悼会。　　

岁月沧桑，逝水流年，1945年王爷庙鼠防工作——没有硝烟的抗日战争是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进行的，有人说，内蒙古的卫生工作是以防治鼠疫起家的，防治鼠疫又是从紧急疫区处理开始的。我们不应该因为时间久远而遗忘或回避当年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