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春季，锡林郭勒盟召开档案工作会议，其中一个议题是关于编纂地方志问题。自1960年全盟按统一的“提纲”编写地方志以来，由于缺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各时期的史料，各旗县志书的编纂基本处于停滞状态。多伦县志办公室从原商会征来的一部《口北三厅志》（木刻版）虽略有残缺，也是全盟仅有，县委书记郭登第遂接受盟档案工作会议的要求，决定将其翻印，供各旗县使用。

　　怎样翻印呢？当时多伦印刷厂的简体铅字数量有限，不能满足古籍的需要，尤其是生僻字更是解决不了，铅印是不可能的。印刷厂厂长郭向川遂提出采用石印：一是印刷厂保留有石印技术和设备（4开手摇式平版印刷机），二是正值在河北省邯郸日报社工作的李振华回到多伦，有了现成的“写版”人。郭登第书记采纳了郭厂长的意见，决定石印，并指派赵培良、宋金榜二人负责校对和处理印书的日常业务。起初打算印100部，后来他们二人去内蒙古图书馆补正我县《口北三厅志》的缺页、漏字时，才知道当时内蒙古图书馆只藏有《口北三厅志》的《满蒙丛书》铅印本，自治区各高校图书馆及研究机构都缺这部志书，我县所存是自治区内仅存的一部木刻版原书。内蒙古图书馆参考研究室的负责人张万仁先生得知赵、宋二人为翻印该志而来，十分赞赏，认为翻印100部太少。他说：锡盟如用不了，剩余的内蒙古图书馆全要，自治区内有不少单位需要这部书。后来县里决定增印至260部，就是缘于张万仁先生的建议。

　　翻印工作自1965年5月开始，由郭向川画线制版，李振华依原书格式书写制版，由吴德江、张聚财操作印刷。只有封面图样（程宏慈设计）是在张家口制作铜版，彩色印刷的。石印是西方发明的一种印刷工艺，以天然多微孔的石料作版材。先用“药纸”（即转写纸）“药墨”及特制的“七紫三羊”毛笔将要印刷的文字或图像等写好，经校对后，将写好的“药纸”铺压在石版上，使书写好的文字或图像等粘附于石版面上。然后涂上一层“桃胶”（一种专用的阿拉伯胶液），再擦水、滚墨，开始印刷。因水油相拒，只有文字或图像等的部分才能附着油墨。每印一张，必须擦水、滚墨一次。而且每印完原稿一页，须将石版上的字迹或图痕用磨版石磨平，擦净，才能再重复以上步骤，着手印下一页。这种印刷方式对写版技术要求颇高，而且印刷速度很慢，故大约26．8万余字的《口北三厅志》，竟印刷了350余天，方于1966年5月停机。其中“翻印说明”是赵培良于1966年5月停机前所拟，因置于序文之前，故落款日期写作“一九六五年五月”，以便与开印时间吻合。

　　印刷期间，我们曾几次给张万仁先生去信，请求帮助订正写版中遇到的疑字。张先生均仔细回信，反复叮咛，其态度之认真负责，令人敬佩。

　　1966年8月27日，十六卷分四册装帧的石印《口北三厅志》装订完竣，定于8月29日（星期一）向档案馆交书。不幸的是，8月29日这天，工交口“革命工人”联合“红卫兵”发动造反，批斗县委书记、县长及各单位领导干部，包括印刷厂厂长郭向川等“当权派”。他们把新翻印的《口北三厅志》作为复辟“四旧”的罪证，挂在被批斗者的脖子上游街示众，最后将书焚烧。在混乱中，档案馆张秀英抢救出三部，另有若干部流人民间。

2003年李振华退休回多伦，获悉当年烧书并非“悉数焚毁”，就四处寻访，终于在2009年于某民间收藏者处看到劫后幸存的该书。睹物生情，感慨良多。是书书体规矩、地图清晰、印章逼真、印制精良，堪称石印上品。这对我们这些付出心血的人，是唯一的慰藉。当年的与事者郭登第书记、郭向川厂长、宋金榜、吴德江、张聚财及张万仁先生均已故去，我们有责任草此短文，保存这一与地方修志、印书有关的史事，并表达我们对逝者的怀念。

（作者：河北省药邯郸日报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