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志文学和非虚构写作作为一种新的书写文体，或者说文化现象，近年来逐渐走入人们的视野。以这两种文体书写的作品大量涌现，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特别是在文学及新闻学领域，对方志文学和非虚构写作已经从实践上升到了理论研究的高度。也正是在对这两种新文体的不断探索之中，它们与地方志在学科内涵上一致性逐渐显露出来，甚至有了诸如“方志小说”等的命名，非虚构写作目前虽然尚未直接和地方志联结，但从写作对象和方式等方面与地方志的一致性也日益凸显。值得方志界注意的是，与社会各界对方志文学与非虚构写作的高度关注相比，方志界对这两种新文体的反应却相当冷淡，这一现象不但反映了地方志在学科交叉与理论拓展研究上的薄弱和局限，也反映出地方志事业在应用与开发方面仍然“任重而道远”。本文试从方志文学与非虚构写作的产生及发展，地方志对方志文学、非虚构写作的影响，方志文学和非虚构写作是地方志述体发展的必然结果三个方面阐述方志文学、非虚构写作和地方志的关联，以期更多地引起地方志专家及工作者对这一领域的关注，从而更多地开展关于地方志述体发展趋势以及地方志开发利用领域的研究。

一、方志文学与非虚构写作的产生及发展

（一）方志文学

方志文学（方志小说）的出现，大致是从陕西作家贾平凹的“商州三录”（《商州初录》《商州又录》《商州再录》）和长篇小说《商州》系列开始。例如《商州初录》，开篇其实就相当于一篇志书里的概况，内容包括地理位置、自然环境、物产矿藏、风俗习惯等，全书的书写顺序也非随意设置，而是以与丹江的距离位置的顺序铺陈开来，类似于志书中“横排竖写”的编纂方法，可以说，“商州系列”其

▲《炸裂志》阎连科著

实就是一部带有文学色彩的关于商州地方的地方志书，也有人称之为商州地方的“风情志”。因此，有人开始以“新方志小说”或“新方志文学”为此类作品命名，此后，“方志小说”不论从数量上还是形式上也愈加丰富起来，有的是直接利用当地的志书进行书写，例如贵州作家欧阳黔森的《看万山红遍》，以《万山志》《铜仁志》作参照写作，万山地方的建置沿革及山川地理、舆图、城池、关梁、人文、经济、风物、传说等，在作品里时见征引。还有直接套用了志书的名称以及框架结构的，如阎连科的《炸裂志》，除了小说的标题直接叫作“志”，全书的谋篇布局也参照了志体，如书中所设章节包括舆地沿革、人物篇、政权、传统习俗、综合经济、自然生态等。2017年8月，在中国南部5个不同地方的村落，还开展了一项“方志小说联合驻村写作计划”，邀请近30位写作者和嘉宾参与在地写作，从方志与小说两种不同的方向去探索对地方经验的表达和书写。

目前，对方志文学的基本定义是“对地方性知识整体性、结构性、历史性变迁的文学性、时代性、连续性、史志性表达。”当然，这里的“地方”不仅是指行政区划，还包括特定的行业或领域在内，类似于地方志的区域志和行业志。

（二）非虚构写作

非虚构写作的概念源于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与虚构相对，非虚构写作是一种边界宽泛的文体概念，这种文体以‘忠于事实，还原真实’为准则”。2017年英国学者芭芭拉·劳恩斯伯里总结了非虚构写作的特征：第一是记录性，第二是详尽研究，第三是场景，第四是细致写作。由此可见，非虚构写作的核心其实就是对社会微观现象的客观记录，而地方志的核心也正是翔实的客观记录。作为一种新的文化现象，近年来非虚构写作风头强劲，从杂志业、图书业、新媒体到影视业对非虚构写作都宠爱有加，传统文学杂志如《人民文学》，新闻杂志如《南方人物周刊》，新媒体平台如“腾讯谷雨”“网易人间”“彭湃湃克”“在人间”“单读”等，历史学、社会学甚至自然科学的知识传播均借鉴了非虚构写作，非虚构写作在各领域逐渐成为一种新型的叙事模式。美国非虚构作家何伟说：“（非虚构）如同突然从地底下冒出来的泉水，我们意识到的时候才发现湿透了很多地方”。这个“湿透的地方”自然也包括地方志领域。非虚构写作范围广阔，上通天文、下达地理，记述内容包括科学、哲学、新闻、历史、人物、纪实、专访，以及个人专记等林林总总、包罗万象，但无论记述什么内容，都有一个共同交集——基于事实、述而不论。

二、地方志对方志文学、非虚构写作的影响

虽然方志文学与非虚构写作有如此之多且并非偶然的一致性，但是从学理研究的角度看，方志小说与非虚构写作仍然存在着诸多待解的问题，比如它的理论谱系、书写范围、学科属性和社会功能等等，迄今仍未得出令人信服的答案。目前，对方志文学与非虚构写作的研究与探索尚主要囿于文学和新闻学领域。其中有学者从社会功能的角度考察认为，非虚构写作需要向更深层次的问题和更高的象征性意义挖掘，非虚构写作可以超越具体的社会热点和事件，以道德伦理教化众生，以世情百态熏染人心；也有些学者更注重对非虚构写作的知识谱系的勘察，他们从“舶来品”这一概念入手，细致辨析了非虚构写作的历史脉络和发展方向问题，认为，非虚构写作作为一个词语或许会过时，但中国当代转型时期丰富的实践，是非虚构写作的永动机，尽管可能会以另外一个名称或面貌出现在读者面前。笔者认为，这些看法其实正暗合了地方志的几个基本特征，因此，本文拟试从地方志学科的视域下对二者做一个初步的探索。从已经发表的方志小说和非虚构作品，以及目前对二者的研究成果来看，方志文学和非虚构写作在以下几个方面呈现出与地方志在本质属性上的一致趋势：

（一）以“地方”和“微观”为书写对象

志书、方志小说都是以某个特定地方为书写对象，如一县、一镇、一乡、一村，甚至是一条街、一家店，非虚构作品更是细微到某个群体、某一个人……从近年方志文学和非虚构写作实践来看，此类作品重视宏大叙事下忽略的一些边缘题材。有的是关注一地，如梁鸿的《中国在梁庄》；有的关注某一地域的某个行业，如萧相风的《南方工业生活》，这部作品在写作方法上甚至类似于年鉴的条目体编纂方法；有的关注某一个群体，如张彤禾的《打工女孩》。“史宏志微”，地方志与传统史相比，注重微观、聚焦民生的自身特性，事实上正是方志小说和非虚构作品萌芽和成长的土壤。“贴近乡土、贴近人本”才会打动读者，发挥作品的感染力，从而真正发挥出“教化”“育人”的效能。传统史“从上到下”的视角，遮蔽了大量微观的鲜活的事实，随着“全球化”发展，已经有更多的人意识到抢救地方传统、探寻边缘群体的重要性。志书、方志小说、非虚构作品“从下至上”的视角，最大的优势就是将对“面”的观察细化为“点”，将大量微观事物带入了读者的视野。

（二）以“述而不论，揭示规律”为书写准则

方志小说是一种文学表达形式，其本质是小说，是小说就有虚构的成分。但与传统小说不同在于，方志小说将自己置于观察者的角度，作者不动声色地进行写作，叙述的过程中尽量不做主观评判，力求忠于现实还原真相。其实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这种旁观者的写作方式并不少见，例如笔记类小说。《红楼梦》之所以对历代读者保有如此大的魅力，也是因为作者没有直接表达观点，事实真相也只能由读者自己凭借事物的表象自己去挖掘。非虚构写作更是追求做一个记录者，记录和呈现一切现实元素。作者不只是一个历史的参与者，更是记录者。这些特点与地方志“述而不论，寓观点于事实的记述之中”的编纂原则实则一脉相承，因为三者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客观呈现。此外，与传统的文学作品和新闻作品不同，方志文学和非虚构写作十分注重结构设计，热衷于对叙述内容进行分类，目的在于将表面似乎不相关的事物，通过结构设置与文字技巧，把他们内在的逻辑与因果规律揭示出来；非虚构写作基于现实，但并非一定是时下热点，它注重的是文章所揭示的现象或问题在一个阶段里呈现出的趋势和规律，美国非虚构作家何伟主张用非虚构唤醒人类经验。志书既写其然，又写其所以然；既写出客观现实性，又揭示客观规律性，为读者正确认识一地的历史和现状提供科学的依据，起到鉴古知今的作用。显然，用事实发声，探索规律总结经验，是地方志、方志文学、非虚构写作共同遵循的一个编纂准则。

（三）以“真实和客观”为书写特征

真实是方志文学和非虚构写作的首要特点和基本准则。美国非虚构作家何伟说：“非虚构写作让人着迷的地方，正是因为它不能编故事。看起来这比虚构写作缺少更多的创作自由和创造性，但它逼着作者不得不卖力地发掘事实，搜集信息，非虚构写作的创造性正蕴含在此间”。讲真实故事正是方志文学、非虚构写作一经问世便得以迅速传播的核心因素。

近年来中国文坛创作出一批优秀的方志小说和非虚构作品。《人民文学》杂志2017年第12期推出《新时代纪事》栏目，欧阳黔森的《花繁叶茂，倾听花开的声音》《报得三春晖》《看万山红遍》、郑风淑的《金达莱映红山岗》、范继红的《溢绿园》等作品陆续在栏目刊登，这些作品“实情和史事、蓝图相融”，“专注于老百姓的美好生活需要，写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意蕴和时代特征”。非虚构作品方面，梁鸿的《出梁庄记》、慕容雪村的《中国，少了一味药》、乔叶的《拆楼记》、郑小琼的《女工记》、杨显惠的《夹边沟纪事》、齐邦媛的《巨流河》，还有何伟的“中国三部曲”（《江城》《甲骨文》《寻路中国》）等，都是建立在真实之上的作品，这些作品的成功印证了“真实”的强大感染力。

方志界常讲，地方志就是要讲好中国故事，地方志讲的故事必须是以“真实、客观”为前提条件，而“真实、客观”亦是方志文学和非虚构写作诞生的前提条件，也是二者存在的最大价值。

（四）以众手成书为书写方式

方志小说联合驻村写作计划”邀请近30位写作者和嘉宾参与在地写作，且主办方希望让更多人参与进来。这一现象说明方志小说正在由一种个体写作的模式向群体写作发展，每个人写一个部分，最后再合在一起构成一个完整的作品。

非虚构写作活动也注重大众参与性，非虚构写作突破传统文学写作主要由作家主导的模式，主张让普通人成为写作主体。由凤凰网推出的非虚构写作平台“有故事的人”，对非虚构写作的理念是“每个人都有故事，都可以写出故事”。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业余的大众参与到非虚构写作中，记录自己身边的人事。

这与地方志“众手成志”的写作模式一致，它的出现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更广泛地占有资料，一是多视角呈现事实。方志小说和非虚构写作的生命力就在于对地方或某一群体的书写并不是单线的描述，而是运用大量的资料或者说细节进行佐证，因此亦决定了这样一种事实：越是占有大量翔实材料的作品，叙事角度越是多元化，其作品的感染力、震撼力就越是强大。

三、地方志述体发展的必然结果

以上论及的关于地方志与方志文学和非虚构写作的共同特征，有人认为是出自对地方志的借鉴，这种借鉴既包括书写内容上的，也包括书写形式上的。但笔者认为，这两种“新文体”出现与迅速传播并非偶然，与地方志的关系也并非仅仅是“借鉴”，事实上，二者是地方志“述体”发展的必然结果。

（一）地方志述体的发展沿革

地方志从单纯的“地志、地记”发展至“图经时代”，开始有少量的记述文体出现并不断演进，在记述内容和文辞方面也日渐丰富，特别是《山海经》，内容包罗万象，囊括了地理、民俗、神话、医学、科学等各学科资料，除了重要文献价值外，还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因此对后世影响也非常大。清代章学诚在编纂《永清县志》等志书时，开始设置例议、序列、总论、考序等，例如《永清县志·與地图序例》。

这些序例、总论、考序及各类目小序等等，极大地推动了地方志述体的发展，为现在新方志记述体的形成奠定了基础。社会主义新方志形成了完整的述体系统，在新方志中，述体大致分为总述、综述、概述、无题述几种类别，述体的类型主要包括鸟瞰式、浓缩式、横展式、纵贯式、轴心式、简介式、提要式、策论式等。随着地方志编纂创新，还出现了“专记”“特记”“调查报告”等新文体。地方志述体的不断发展，使各类地方志文献在阅读和利用两方面变得更加直观、更加便利，也因此越来越引起社会各界对地方志的关注。

（二）由地方志述体发展而来的新文体

方志文学是一些具有“乡土情怀”的作者，因传统小说书写存在地域背景模糊、情节完全虚构的局限性，不足以寄托和表达“乡愁”，便将目光转向地方志。他们从地方志文献中撷取对某个地方、某个领域的真实资料，再辅以诗意的书写，使得此类作品比志书更生动、更有可读性，比传统文学更真实、更具感染力。

非虚构写作亦是如此。喻国明认为：“非虚构呈现现实的手段，如果做得好的话，其实从很多角度看比虚构的手段更能产生震撼力，使得情景具有更巨大的力量，这是非虚构的力量。”

这两种新文体在我国的兴起，反映了读者对传统文学或传统新闻学反映社会生活的锐度、广度与深度不满意，渴望一种新写作方式反映当下的社会生活。而地方志恰好为这些新的书写方式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和源源不断的源泉，从这个意义上讲，随着地方志述体和方志数字化的不断发展，地方志的未来发展必将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除了方志文学和非虚构写作之外，还会有其他的书写形式出现，但只要其符合对某一特定地域或领域的客观书写，就基本上可以认定为地方志述体的某种“变体”，因为万变不离其宗，这个不变的“宗”就是对某个地域或某个个案的客观呈现。

原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秘书长、中指办主任冀祥德在2019年全国省级地方志工作机构主要负责人培训班讲话中指出：“地方志已形成世界上最大的社会科学成果群。”值得深思的是，这一成果群所蕴藏的“矿藏”包罗万象，不仅是关于自然、地理、经济、社会、文化、人文等方面静态的记述，在世代绵延不断的记载之中，这些资料和数据还按照他们自身的属性与发展，自发地产生联结、融合，生发出不可预计的变体和变量。地方志成果群并不是一座“死火山”，或许它表面曾长期呈现出某种静态状态，以至于方志界仍有不少人认为地方志文献的开发和利用率很低，但事实上，地方志文献并非处于通常所认为的低应用状态，相反，在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领域，对地方志的利用一直呈现出有增无减的趋势，只是方志界对此反应较为迟滞，甚至很多地方志产品出现时，辨认不出其来源。究其原因主要有二：一是长期的学术不自信令方志界低估了地方志的价值；二是学科建设薄弱，理论研究长期滞后于修志实践，限制了方志界对自身学科的认知。方志文学与非虚构写作的持续走热，提示了在方志领域即将展开的可能是一场关于地方志的“新纪录运动”，方志界亦要提高自身的学术敏锐性，开阔学术视野，从地方志编纂到应用的各个环节探索规律、发现规律，加快地方志学科建设步伐，树立方志自信，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主动担当其必然的历史使命。（撰稿 齐迎春）（原文刊载于《上海地方志》2021年第2期，本文略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