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地方志、党史结合，在地方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档案，在各个朝代有着不同的称谓。商代称为“册”，周代叫做“中”，秦汉称作“典籍”，汉魏以后谓之“文书”“文案”“案牍”“案卷”“簿书”，现在统一称作“档案”。档案是见诸史记的第一手资料，是人类各项活动的真实呈现，档案对地方史志编纂具有极大地推动和辅助作用。地方志在古代一般只称作“志”“志乘”或“书契”，上方之全史也，梁启超曾说：“最古之史，实为方志。”到了现代史志逐渐演变成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种文体，可究其根本，仍为同源。中共党史是将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史视为研究对象的一个史学门类，研究中共党史不难发现，其具有双重性，不仅具有较强的党性和政治性，也具有育人功能。地方党史作为中共党史的一个分支，不外如是。

一、档案、地方志、党史现状

（一）体制机制

目前，从国家层面来看，档案、地方志、党史机构是分设的，分别为国家档案局（中央档案馆）、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和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从省（自治区、直辖市）级来看，2019年党政机关机构改革后，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单独设立，如浙江、江苏、上海、云南、河南、河北、陕西、内蒙古等，以笔者所在地区为例，分别为内蒙古自治区档案局（馆）、自治区人民政府地方志研究室和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党史和文献研究室；二是相当一部分省份合并合署，如辽宁、贵州、天津等史志机构与档案部门合并办公，山东、 福建、安徽、黑龙江、北京等方志部门与党史世纪二三十年代始有地方志之称。方志者，地部门合署办公。从市县级来看，大多数市县级机构趋向合署办公；具体而言，一是市（州、盟）级党史机构与地方志机构合并合署较多一些，如山东省16个地级市的党史研究院与地方志机构合并，领导体制归属同级党委；以笔者所在地区为例，呼伦贝尔市党史机构与地方志机构合并，组建呼伦贝尔市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归口同级党委办公室；二是县（区、市、旗）级档案、地方志、党史3家机构合并为大多数，仍以笔者所在地区为例，组建鄂伦春自治旗档案史志馆，归口同级党委，为正科级机构，内设4个业务科室，承担区域内地方志、党史研究、编纂任务及档案工作。

（二）业务融合

1、党史和方志

党史资料的上限一般为“五四运动”时期，无下限。党史资料的编纂结构采用竖排横写的方式，一般以时间先后为序，分为不同的时期，每个时期又按系统横向编排。其鲜明的特点是力求资料的完整性、系统化。方志资料的时限是记叙有史以来的人事物，从远古到现代，以年代为序，时间越近、内容越详，详今略古是其编纂上的特点。方志资料编纂结构侧重对特定地区、特定时期自然和社会的横向性记述，横排竖写、纵不断线。党史工作旨在客观真实、科学准确地记述、反映、宣传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便于用党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鼓舞人、用党的优良传统教育人、用党的成功经验启迪人、用党的历史教训警醒人，党的历史是推进党内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征程的内在力量。方志工作以其固有属性来看，具有“存史、资政、育人”的三大效能。所谓存史，是指志书具有“补史之缺、参史之错、详史之略、续史之无”的存史价值；所谓资政，是指对于一个地区的行政长官来说，志书是施政必备之书，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德工作时就曾谈到：“要马上了解一个地方的重要情况，就要了解它的历史。了解历史的可靠方法就是看志。”所谓育人，是指志书不仅是“官书”，也是百姓生活所需之书，对社会起到惩恶扬善、表彰风化的作用。以笔者所在单位为例，编纂出版的《中共鄂伦春自治旗党史大事记》《中国共产党内蒙古自治区鄂伦春自治旗组织史资料》（2部）都曾参照过本旗的地情资料《鄂伦春自治旗志》和《鄂伦春自治旗年鉴》，具有较强的资料性和权威性，对地方党史编纂起到辅助和支撑的作用。

2、史志和档案

要编纂一部具有时代性、科学性、真实性的地方党史，不参照大量档案资料是不现实的，档案是历史的真实记录，在鉴别史料真伪及补充史料遗缺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一是档案为编史修志提供丰富的资料。在古代，方志和档案都由史官掌管，史官的职责就是保管档案、纂写史书。《史记》《汉书》都是在查阅大量档案资料的基础上完成的，成为旷世之作。宋代，从中央到地方普遍建立起了架阁库（档案库房），使档案得以良好保存，为编史修志提供重要的资料来源。建国后，全国各地建立起档案馆（档案室），各级档案部门成为编史修志的取材之地。随着地方党史研究的不断深入和系统化，档案资料尤为重要。在中国共产党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档案记录了党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各项活动，是重要的历史遗产，也是党史研究的第一手素材。二是编史修志可以丰富馆藏、考究档案。档案工作就是对有价值的历史资料的征集、管护和利用，而编史修志就是对档案的最大利用，党史方志其性质就要求档案具有真实性和可信性，是对各个时期形成的档案的一种考究与验证。另一方面，党史方志资料编纂完成后，可作为档案资料进馆保存、提供利用，是对馆藏资料的有益补充。以笔者所在单位为例，编纂出版的《中共鄂伦春自治旗历次党代会资料》便是查阅本馆馆藏档案资料，对这些档案精筛细选、核实鉴别、取其精华、正确选用，使一部史料完备、内容详实的地方党史资料付梓问世。另外，本馆在鄂伦春民族口述史上也作了大量的采访和征集工作，征集来的视频、图片和语音资料都整理入馆，丰富了本馆馆藏，保留了珍贵的民族史料。

二、档案、地方志、党史结合的现实可行性

（一）理论基础

曾三档案学思想是一套完整的、系统的、科学的理论体系，是曾三同志在领导和实践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档案事业中，提出的有关档案管理和利用的观点和方法论，对今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档案事业仍具有现实意义。其理论核心就是考虑把编史修志和地方档案馆工作结合起来。这种理论观点为“档史志”在地方结合的工作新格局，提供了理论依据，指明了发展方向，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和操作性。周恩来总理曾在接见出席全国档案资料工作先进经验交流会议代表时指示，档案工作者要学习司马迁、做司马迁，这就要求档案工作者充分利用档案资源，研究历史、编史修志，对党和国家的历史研究作出贡献，也从本质上发现了档案、地方志、党史工作的内在统一性和联结性。

（二）传统经验

自古以来，我国编史修志就离不开档案，我们应该继承编史修志和档案工作密切结合的优良传统。纵向来看，我国档案的发展历史，最早的档案馆见于周王朝的天府，而夏的王庭、商的宗庙为档案馆的雏形，到后来唐朝的甲库、宋朝的架阁库、明清的皇史，虽然名称各异，但都由太史、柱下史等史官负责管理，整理批注、编史修志，既是档案资料的保管机构，又是史志资料的编修部门；而史官既是史学工作者，又是档案工作人员。“档史志”不分家，是我国的优良传统，将档案工作与史志工作相结合也富有中国传统特色。新中国成立后，也曾由国家档案局主管编史修志工作，并发挥了积极作用。

（三）体制机制

在地方档案、地方志、党史进行整合，优势如下：一是可节约资源，降低行政运形成本。档案、地方志、党史3个部门职能重新配置，形成一个综合部门，原本3家单位所需的办公场所、档案资料保管库房及安全设施设备，现在可优化整合，有利于盘活资产、节约资源；领导班子、后勤服务、综合协调也可优化，有利于压缩冗员、减轻财政供给压力、降低行政运形成本，符合现代化政府建设要求。二是可精简机构，解决人员不足的实际问题。3家部门整合重组，不仅精简机构，而且人员、编制可重新核定调整，整合人力资源、增加编制、引进专业人才；人员调配也成为单位内部事务，可根据阶段性重点工作，统筹协调，合理调配，在史志编修和档案管理两个杠杆之间，根据工作节奏，充分发挥人才效应，达到人力资源效率最大化。

以笔者所在地区为例，组建职能全面、务实高效、协调统一的档案史志综合机构，为鄂伦春自治旗档案史志馆，一套人马、一块牌子、有专门的业务内设机构及专业人员，履行区域内档案、地方志、党史工作职能。历年来，本馆编纂出版党史资料《中共鄂伦春自治旗党史大事记》《中国共产党内蒙古自治区鄂伦春自治旗组织史资料》（2部）《中共鄂伦春自治旗历次党代会资料》，以及方志资料《鄂伦春自治旗志》（4部）和《鄂伦春自治旗年鉴》（9部），由各自职能科室牵头负责，成为区域内权威性、思想性、科学性相统一的地方资料；同时完成档案各项工作任务，接收保管区域内各类价值档案并提供利用，逐步推进数字化档案馆建设，被国家档案局评为国家二级档案馆。

三、档案、地方志、党史在地方结合的当代价值

“欲知大道，必先为史”。习近平总书记时任福州市委书记时曾强调：“评价一种制度、一种力量是进步还是反动，重要的一点是看它对待历史、文化的态度。”在2010年全国党史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也曾明确提出要“加强修史修志”。由此可见，党和国家领导人对史志工作的高度重视，而档案、地方志、党史结合，便是对其思想的丰富和延伸，对地方具有重要意义。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批判历史虚无主义

马克思主义历史观要求实事求是、全面辩证、用发展的眼光看待历史事件及人物，其方法论注重创新、坚持学与思结合，真正做到“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近年来，再次泛滥的历史虚无主义以“重新评价”之名，否定党领导的革命，恶搞人民英雄，用虚假的言论掩盖历史真相、扭曲历史。对于隔断历史、大搞历史碎片化甚至否认历史事实的，要严格批判。档案、地方志、党史结合支撑下的地方党史研究就是批判历史虚无主义的第一道关卡。

（二）发挥档史志资政功能，激励领导干部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只有正确把握历史发展的规律，才能找寻到我们前进的方向。中国历史是无数中华儿女共同创造和谱写的历史，中共党史是中国共产党存在和发展的历史。各级领导干部是我国事业发展的基石，是党的事业的中坚力量，只有正确掌握党和国家的历史，汲取历史经验，才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在掌握中国历史的基础上，还要熟知其他国家和世界史，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知己知彼”才能融入全球化、引领全球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档案、地方志、党史或具有资政之功能或具有警醒之功能，其相结合，能够更好地发挥资政辅政之作用。

（三）为我国的文化事业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中国作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是唯一上下五千年历史没有间断过的国家。在这个过程中，那些积极向上的精神追求已经内化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编史修志和档案管理便是对文化因素中的糟粕进行深刻剖析和剔除，对优秀中华历史文化传承和积淀。史书、志书既是中华文化的瑰宝，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利器。档案、地方志、党史结合，可以保存中华文化的根，延续中华文化的血脉，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和感召力。

四、需要注意的几点问题

（一）注重培训

档案、地方志、党史部门整合，不能简单合并，应采取多种途径和方式，全面提升档案史志工作合力，打造复合型人才，做到融会贯通。重点培训提升档案管理、整理鉴定、开放利用、史志编修研究水平及档案史志融合发展的能力，熟练掌握现代科学知识和信息技术，促进档案史志工作新时代高质量发展。

（二）注重基层党史研究

参考当前中共党史研究的现状，侧重点大多放在国家领导人和中央层面，导致缺乏党史发展历程中的复杂性和鲜活性，而基层组织、党员和群众是党和国家决策部署的具体执行者、亲历者，也是各类决策的反馈者，注重基层党史研究是对现有党史研究的有力补充，也是中共党史发展历程的全面呈现。

（三）注重档案、方志、党史信息的转化与表达

从事党史研究的工作者不难发现，中共党史有其自身性质和特殊性，也有一套规范的学术表达方式。现实中很多研究结果存在堆砌大量档案资料，而少见条理性叙述和逻辑性分析的现象，在今后的党史研究中应做好档案、方志信息的转化与表达。在地方志的撰写中同样存在此类问题，志书自有其体例，应在尊重其规律的基础上进行档案资料和党史资料的转化与表达。

本文主要书目：曹建中《档史结合，曾三档案学思想的新实践》、唐鲁超《从机构改革看编修党史、方志与档案的关系》。

（撰稿  郑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