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志刚

作为一名方志人，《史记》真的不能不读。

鲁迅称《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史记》对中国史学发展的巨大影响和重要地位方面，我们暂不做赘述。作为一名地方志工作者，笔者认为《史记》的艺术成就，对我们地方志、年鉴的编撰工作更有借鉴意义。

首先是叙事的艺术手法的运用，《史记》独特的叙事艺术手法，非常注重对事件因果关系的深层次的探究，综合前代的各种史书，成一家之言，《史记》的章法、句式、用词都有很多独到之处，别出心裁，不循常规，以其新异和多变而产生独特的效果。深邃意蕴的叙事和生动鲜活的人物描写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使《史记》形成一种雄深雅健的独特风格。《史记》的叙事都围绕“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宗旨，司马迁虽然也从琐碎的细事写起，但绝大多数事件都在宏伟壮阔的画面中展开，有一系列历史上的大事穿插其间。司马迁不是一般地描述历史进程和人物的生平事迹，而是对历史规律和人物命运进行深刻的思考，透过表象去发掘本质，通过偶然性去把握必然规律。这就使得《史记》既有宏伟的画面，又有深邃的意蕴，形成了雄深雅健的风格。

而我们在地方志和年鉴的编撰过程中，往往功力不够，叙事拖沓，不够精炼，不注重语言和细节描写。习惯性的大话套话空话，喜欢大而化之，这是方志人需要补的非常重要的一课，读《史记》可补上这一课。

其次是描写手法的运用，在《史记》中，司马迁采用了正面描写与侧面描写相结合的写法。《高祖本纪》中，司马迁较多的使用了语言描写的方法，用极富个性的语言，将刘邦的形象生动的展现在读者面前。《高祖本纪》中有一段话，陈述了自己之所以得天下的原因——“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於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餽饟，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能“与天下同利”，并且善于用人。层叠排比，滔滔而下，显出刘邦在取得胜利之后的志得意满。张良、萧何与韩信，都是杰出的人物，俱能为刘邦所用，则刘邦之才之德，更出三人之上。在《史记》的其他篇章里，司马迁也多次使用个性化的语言描写，将人物和事件写活，刻画的惟妙惟肖。

笔者认为，目前我们在编写地方志和年鉴时适当的运用一些描写手法，未尝不可。这样，就增强了文字的生动性、使文字鲜活起来。有人说，地方志和年鉴的编写只需要平铺直叙即可，只叙述，不评论，不修饰，实则不尽然，不能一概而论。因为任何文字如果缺乏了生动鲜活，就失去了灵魂，失去了可读性，变得刻板，单调，读者自然不会喜欢。这一点，作为方志人要正确理解和领会，叙述的客观性并不意味着循规蹈矩，它正需要我们志书年鉴编撰者要解放思想，不照搬照抄理论，把理论活学活用。这样，我们的地方志和年鉴不仅能成为一册工具书，也能成为人人都喜欢读的文艺作品，真正走向人民大众而广泛传播。

第三是互见法的运用，司马迁写《史记》，既要突出人物的个性特征，又要保持人物性格的完整，保持历史的真实，在安排材料上他采用了“互见法”。背景、事件、人物基本相同，材料几乎交织在一起，司马迁按描写人物的需要，或详或略，或补或删，描写人物各具性格，记述史实则互相补足，这就是“互见法”。

如《魏公子列传》，主要是表现信陵君的“仁而下士”，但信陵君并不是时时都能坚持做到这一点。魏相魏齐曾将范雎一顿暴打，后来范雎做了秦相，要报仇，魏齐无藏身之所。赵相虞卿为了救魏齐，解去相印与魏齐一起投靠信陵君。但信陵君畏惧秦国，未及时接见他们，结果魏齐“怒而自刎”了。如果将这件事写进《魏公子列传》里，必然会对信陵君的形象造成损害。因此，司马迁将它写进了《范雎蔡泽传》中。这样，既突出了信陵君的性格特点，又不损害人物性格的完整性，保持了历史的真实性。

关于互见法的运用，我们方志人主要应该在条目如何科学设置上多借鉴一下，要做足功课，下足功夫，条目的设置关乎一部地方志以及年鉴的成败，这一点至关重要。纵观这些年全国各地涌现出的精品志和精品年鉴，无不是条目设置科学合理，浑然天成。这一点，《史记》早就给我们后世的方志人做出了典范。

总之，司马迁的《史记》所写的历史真人真事，既保持了叙事的客观性，又赋予了人物事件的生动鲜活，极富传奇色彩。其实，我们方志人所要书写的地方志和年鉴，不也是一部当代传奇吗？司马迁善于把笔下的人物置于广阔的社会背景下加以表现，在叙述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的过程中，展示出历史必然性。以如椽巨笔勾勒出历史的壮廓画面，点出其中蕴含的哲理，对后世影响深远，有着极高的史学价值和艺术价值，对我们当代方志人启示多多。

（作者单位：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档案史志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