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元月，由美国大都会博物馆与中国国家文物局合作举办的“走向盛唐”文物精品展正在纽约展出，我和几位中国同行应邀前去进行学术交流，看到许多展品为十六国和南北朝时期的鲜卑文物，它们集中反映了从东汉末到隋唐初，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历史情况。通过对比研究和与国内外同行的交流，笔者形成了鲜卑文化研究的两个题目，一是马镫的发明及其对人类历史的贡献；二是运用国外文物藏品与中国内蒙古鲜卑文物地对比来研究内蒙古通辽博物馆所藏的“人物双狮纹金饰牌”的文化人类学渊源。现分别叙述如下：

一、中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的重大贡献——马镫的发明

2005年春在美国大都会博物馆与中国国家文物局合作举办的“走向盛唐”文物精品展览中，有一件来自内蒙古的北魏陶制马俑吸引了很多观众，它虽然不很精美但却是中国马镫发明与使用历史的一件重要文物。

这件北魏陶马俑，1977年出土于呼和浩特大学路一座北魏中期的墓葬中，其时代约为公元5世纪前期，在马俑腹部绘有一对马镫，这是拓跋鲜卑人所建北魏王朝使用马镫的实物见证。

马镫又被西方马文化研究界称为“中国鞋”，它的发明是人类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正如英国科技史学家怀特指出的：“很少有发明像马镫那样简单，而又很少有发明具有如此重大的历史意义。马镫把畜力应用在短兵相接之中，让骑兵与马结为一体”。

确实，马镫发明以后，使战马更容易驾驭，使人与马连接为一体，使骑在马背上的人解放了双手，骑兵们可以在飞驰的战马上且骑且射，也可以在马背上左右大幅度摆动，完成左劈右砍的军事动作。因此，马镫在距今1500多年以前，被在中国古代北方地区游牧的鲜卑人发明后，便在欧亚大草原上迅速流传，使骑兵的战略地位大大提高，也使世界战争史大为改观。而在此之前，骑兵骑在马背上飞驰射箭时，必须减速或者下马拉弓射箭；在马背上格斗中，也不能竭尽全力大幅度摆动，否则会失去平衡而落马。而马镫的发明，就使骑兵与战马连接成一个整体，使骑兵的双脚有了强劲的支撑之点。

马镫的科学定义是什么呢？它是一对挂在马鞍两边的脚踏，供骑马人在上马时和骑乘时用来踏脚用的马具。马镫的作用不仅是帮助人上马，更主要的是在骑行时支持骑马者的双脚，以便最大限度地发挥骑马的优势，同时又能有效地保护骑马人的安全。

马镫包括两大重要的组成部分，一是由骑者踏脚的部分，即镫环；二是将马镫悬挂在马鞍两侧的镫柄或镫穿。考古发现表明：中国东北方的草原地区，约在公元3世纪中叶到4世纪初的十六国时期，就已开始出现马镫。这种马镫是木芯长直柄包铜皮的挂式马镫。其后，这种马镫通过高句丽向东传播，扩散到朝鲜半岛和日本，继而出现了窄踏板金属马镫在欧亚大草原上的广泛传播。在中国南方地区，约在公元4世纪也已出现了马镫。总之，木芯长直柄马镫是东西方各类马镫的源头。最早的马镫实物，发现于公元3世纪中叶到4世纪初的中国东北的鲜卑人活动的区域，出土地点在辽宁省西部与内蒙古赤峰相接的北票县。1965年，考古人员在北票县北燕贵族冯素弗墓中，出土了一对鎏金木芯直柄铜马镫。这对马镫长24.5厘米，宽16.8厘米，是世界上现存时代最早的马镫实物。

北燕是慕容鲜卑所创建的王朝，当时在东北地区与高句丽互相争夺地盘，双方都很重视发展骑兵。由于慕容鲜卑与北方草原游牧地区关系更为密切，便率先发明了马镫，从而使其骑兵的战斗力猛增，于公元341年几乎灭掉高句丽。其后，马镫也被高句丽人掌握和改造，用木芯铁镫代替了北燕的木芯铜镫。

欧洲最早的马镫，出土于公元6世纪的匈牙利阿瓦人的墓葬中，以窄踏板直柄金属马镫为主，阿瓦人是来自蒙古高原的柔然人的后代，他们的活动重点地区是阴山以北的草原，与鲜卑人及北魏王朝发生多次战争。柔然人被打败之后，于6世纪沿欧亚草原之路西迁到匈牙利定居。因此，有些西方考古学者认为：是柔然人从中国北方把马镫传播到欧洲，甚至认为阿瓦人的马镫就是中国传统的直柄横穿金属马镫，或者有中国工匠直接参与到为阿瓦人制作马镫上来。因此，马镫被称为“中国鞋”。通过上述考证与论述，可以确认：最早的马镫发现于公元3—4世纪鲜卑人活动的中国北方草原地区，这是中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对世界的一项伟大贡献。

二、“人物双狮纹金饰牌”考

在美国大都会博物馆举办的“走向盛唐”文物展览中，一件鲜卑的文物珍品“力士搏狮纹金牌”因其造型独特，并且在东西方文化交流历史中所占有的重要地位而受到人们的关注。

这件北朝时期的鲜卑金牌学名为“人物双狮纹金饰牌”，长10厘米，宽5.8厘米，重130.8克，于1990年在哲里木盟（今通辽市）科尔沁左翼中旗腰林毛都苏木北哈拉吐出土。

金牌用高纯度的黄金模铸而成，其正面凸起，浮雕一位高鼻深目、头上有尖的武士；在武士的两侧各依着一头雄狮；雄狮在武士用力控制下显得很驯服。在美术考古界，这种一神人与两猛兽相搏的题材被称为“一人双兽”题材，其特点是：一位具有神力的神人居中，处于强大的控制者的地位，一对野兽或双禽则伴随在神人左右，处在被控制的位置。这种十分古老的题材反映了人类对英雄和动物的崇拜，也可称为人类早期万物有灵信仰的宗教实物。最早的一人双兽纹题材的文物，见于公元前3400年古埃及的耶拉孔波利斯壁画墓。

在壁画中，描绘有一对狮子被一位王者形象的人用力分开，这位王者即古埃及法老，他象征着最高的权力与最高的等级，是控制一切的神人。在西亚两河流域的建筑浮雕上，也有此类题材的图案。如：大英博物馆收藏有一件公元前3000年的石制容器，它出土于两河流域的海法吉，上刻有一位力士控制着两头牛的图案。

在古希腊米诺斯时期（公元前1800年）的文物中，也发现与一人双兽类似的构图。例如：在希腊克里特岛的诺萨斯古城遗址中，出土了一件金质女神像，女神的双手各操一蛇，考古学者认为她应当是一位司蛇女神，在古希腊她也是土地肥沃的象征。

在欧亚草原地区，此类的题材也很流行，例如：在代表斯基泰文化的库班克来门茨墓（公元前7世纪）中，出土有一面铜镜，在其背面铸有一位生有双翅的女神，她双手各执一飞鸟。据俄国学者研究，这位女神是万兽之神维斯塔。她具有强大的神力，可以避邪驱魔，因此被安放在坟墓中镇墓。

在中国也发现有一人双兽的题材。例如：在河南濮阳发现的新石器时代的蚌堆图案，中部为一个被埋葬的男子，在其两旁是用蚌壳堆塑的一龙一虎，这个蚌堆图案及男性尸骨，现已移至北京在国家博物馆展览。它反映了在中国古代原始宗教的信仰中，既有神人，也有青龙白虎这类神奇动物。

在内蒙古通辽科左中旗出土的这件人物双狮纹金饰牌，是古代鲜卑人与中亚、西亚交流的产物。鲜卑人很早就出现在中国历史上，“鲜卑”、“犀比”见于《战国策》与《楚辞》；“黄金犀比”是《战国策》对鲜卑的描述。拓跋鲜卑是北魏的创建者，在北魏太延年间（435~440年），西域龟兹、疏勒、乌孙、车师、粟特各小国使者纷纷前来。北魏朝廷也派员到上述小国访问。在今巴基斯坦北部山区，考古学者发现有“大魏使谷魏龙今向迷密使去”的汉文铭刻，证实了北魏使者出使中亚的历史。

在北魏都城平城（今山西大同市）的云冈石窟的佛教雕像和装饰雕刻中，来自中亚、西亚、印度、希腊的图案和题材不胜枚举。例如：云冈石窟中有印度式的佛塔、阿富汗巴米杨式的大佛、希腊爱奥尼亚与科林斯式的柱子，还有印度式的飞天与金翅鸟等，尤其是在云冈第8、第9、第10、第11等昙耀五窟中，保存了大量的反映中亚、西亚及地中海沿岸文明古国的造型艺术题材。在属于北魏管辖的敦煌莫高窟北魏佛教壁画中，也可以见到此类题材。另外，在另一处属于北魏辖地，今宁夏固原地区出土的北魏漆画棺木上，发现2件透雕铜铺首，在铺首上雕有两个大眼圆睁的兽面。在其党中央立有一人像，其身穿紧身衣裤，为西域人的形象，这两件一人双兽造型的铺首，也起着在棺木上为墓主人避邪镇墓的作用。

起源于东北密林深处的拓跋鲜卑人，经过“九难八阻”才到达中国的中西部地区，他们从原始氏族社会较快地进入到内地的封建社会，其历史比较短；而他们从原始的萨满教万物有灵的信仰，转到对佛与菩萨这种高深宗教信仰的速度，也略显仓促，因而还有许多地方不适应，还需要与旧宗教保持联系，一人控双兽的英雄可以避邪，为鲜卑贵族所尊崇。在拓跋鲜卑入主大同、洛阳并且开通与中亚和西亚的联系后，开始迫切地吸纳这些发达地区的文化，在初期有时已达到了完全照搬的地步。以一人双兽为题材的“人物双狮纹金饰牌”，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产生的。它最大的特点是具有原汁原味的西亚风格，从中还不能看到鲜卑人自己的文化形态。随着历史的发展，鲜卑人与周边文化慢慢相融之后，其造型艺术在石窟中由巴米杨式的高鼻深目的大佛，演变为瘦骨清相的士大夫式的造型。在金属饰牌方面，也逐渐把原来的人与兽粗犷搏斗风格的造型，改为主要是花鸟、鱼虫、植物与几何纹的图案。这个变化的历史，可以从观察北朝到隋唐金饰牌演变的过程中，得到较为清晰的发展脉络。

（作者：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厅文物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