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诸子虽然学说各异，但都有很强的现实性。老庄愤世嫉俗，悲天悯人，对人性的迷乱、道德的沦丧深感忧虑，试图提供消弥战乱、致天下太平的治世良方。老子无为而治的政治思想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不可能被广泛接受，但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革命思潮泛滥的年代，老子曾遭到口诛笔伐，被视为反动人物。随着理性之光的重现，无为而治的思想价值被重新发现，有助于我们树立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

不论是古代的帝王，还是现代的国家元首，作为国家的统治者，天下大治是他们共同的愿望与最高的目标。目的虽同，求治的方法和策略却大相径庭。有主张以礼治国的，有主张以贤治国的，有主张以法治国的，还有主张以术治国的。老子独树一帜，提出以道治国，主张无为而治。老子无为而治的思想源于对道的认识。他认为“道常无为而无不为”。（《老子》第三十七章）既然是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人间的统治者应以自然界的主宰为榜样，“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焉而不辞，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为无为，则无不治。”（《老子》第二、三章）既然无为，为什么还说“为无为”“为而不恃？”可见无为不是什么都不做，而是要借助自然之力而生存发展，顺应天意民心来实施政令，使四民各安其职，（士农工商）百姓各得其所。无为的概念是针对“有为”提出来的。什么是有为呢？有为就是世人在非分欲望驱使下的各种行为。“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老子》第十二章）饮食男女是人的本性，如果超出了正常的生理需要，过分追求感官刺激，就会使人丧失本性，萌生邪念，这是社会不安定、国家难治理的根源；而不良的社会风气正是源于统治者的骄奢淫逸，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民之难治，以其智（智巧诈伪）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老子》第六十五章）“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老子》第七十五章）所谓“朝甚除（宫室富丽堂皇），田甚芜，仓甚虚”，是君上有为的结果。朝廷大兴土木，耗费资财，滥用民力，必然造成田园荒芜，国库空虚。由此可见，治民先治君，统治者不胡作非为，天下自然太平。无为就是清心寡欲，爱物惜人，不搔扰百姓。统治者若能做到无为，国家就能治平，这便是以道治国的理念。对此，老子有个形象的说法，叫做“治大国若烹小鲜”（《老子》第六十章）晋人王弼对这句话的解释是“不扰也”。小鱼入锅，小沸即熟，若频繁搅动，必然一塌糊涂。治理国家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清静无事，让百姓安居乐业。“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老子》第五十七章）中国历史上的治世与乱世，明君与昏君，无不从正反两方面验证着这个道理。庄子对无为与有为作了进一步的阐释：“夫帝王之德，以天地为宗，以道德为主，以无为常。无为也，则用天下而有余；有为也，则为天下用而不足，故古之人贵夫无为也。上无为也，下亦无为也，是下与上同德，下与上同德则不臣；下有为也，上亦有为也，是上与下同道，上与下同道则不主。上必无为而用天下，下必有为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庄子·天道》老子的“无为”与“有为，”都是指统治者的行为，而庄子则把这一对概念扩大到民众。他认为君主应当清静无为，使四民各安其业；民众应当敬业有为，以满足生活需要和国家机器运转的需要。上下都无为则无以为生，上下都有为则无以为治。只有上无为而下有为，才能财用充足，社会安定，人与自然和谐。

老庄心目中的理想社会及其实现途径与孔孟正好相反。孔孟主张仁义和礼教使人心归于善，从而达到“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老庄则主张绝圣去智，去伪存真，使民心复归于纯朴，回到上古无为而治的大平社会。（《庄子·天道》）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老庄使人类返璞归真的愿望是无法实现的，让人类文明倒退到原始社会的观点不符合历史发展规律，两位哲人用天道改变人道的努力是徒劳的。在这一点上，孔孟的理想代表了人类共同的愿望，更具合理性。但必须指出，如果说老庄倒退，那么孔孟则是复古。孔子把西周的政治制度视为典范，希望恢复西周时社会秩序，“一日克已复礼，天下归仁焉。”（《论语·颜渊篇第十二》）虽然“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西周）比“礼乐征伐自诸侯出”（春秋战国）要好，但历史发展自有其必然性，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是螺旋式上升，复古是行不通的。在这个问题上，道、儒两家都有其历史局限性。还有，老子和孔子都是愚民政策的创始人。老子说：“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又说：“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老子》第六十五章、第三章）孔子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论语·泰伯篇第八》）老子说的“愚”指质朴天真的状态，是相对巧辩奸伪的“智”而言，意思是让民众安分守己，不追逐浮华巧伪。孔子的意思是让百姓无条件听任君主的驱使，不要问为什么，更不能让他们知道统治者的意图。儒家思想为什么被尊为正统，原因就在这里。同样忧时，孔了忧的是礼崩乐坏，诸侯不臣；老子忧的是道废德失人心不古。从道的观点出发，老庄把仁义礼乐的说教看作是惑乱天下的罪魁；“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老子》第三十八章、第十八章）庄子的抨击更为辛辣:“说仁邪，是乱天德也；说义邪，是悖天理也；说礼邪，是相于技也；说乐邪，是相于淫也。”（《庄子·在宥》）庄子认为治天下最根本的任务是使百姓“安其性命之情。”说仁者强调爱憎，不合天德；说义者强调是非，悖于天理；说礼者强调贵贱，有违人性；说乐者强调声色，助长淫乐。这些东西使百姓“淫其性，迁其德，”迷失正道。“今世之仁人，蒿目而忧世之患；不仁之人，决性命之情而饕贵富。故意仁义非人情乎？自三代以下，天下何其嚣嚣也！”（《庄子·骈拇》）需要指出的是，儒道对立，并非完全水火不容。孔子重视人伦，但不否认天道。《孔子家语》记载了鲁哀公与孔子的一段对话：公曰：“敢问何能成身？”孔子对曰：“君子行己不过乎物，谓之成身。不过乎，合天道也。”公曰：“君子何贵乎天道也？”孔子曰:“贵其不已也。如日月东西相从而不已也，是天道也。不闭而能久，是天道也。无为而物成，是天道也。成而能明之，是天道也。”这些观点与老庄并无二致，所不同的是，老子用天道否定人道（社会制度），孔予以天道强化人伦。孔子对哀公说天道，目的是证明孝道的重要，他接着说:君子要像敬畏上天那样孝敬父母，才够得上做人的标准，才是真正的孝。

                   （作者：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调研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