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到内蒙古政协老干处的电话，我才知道政协原副主席奇忠义先生2007年9月1日晚23时30分，在内蒙古医院仙逝。奇忠义先生是成吉思汗34代嫡孙，蒙古语名字是奇渥温•勃尔只斤•伊尔德尼博录特。作为一名蒙古族上层的特殊代表，著名的无党派爱国民主人士，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奇忠义先生从容走完了自己的一生。他为历史负责、为民族负责的爱国情怀、统一思想、治学态度、高风亮节，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他对我讲的“懂得历史才知道爱国”的话语，至今在我耳际回响。

一、四言新诗爱国情

　　最后一次见到奇忠义先生，是今年6月中旬。他说，有空来府一趟，有事相商。我赶忙登门拜访，才知内蒙古医院保健病房装修，怕油漆味刺激，暂回家住几天。他情绪很好，说：“内蒙古自治区成立60周年，这是大事，也是喜事。我躺在病床上吟了几首四言诗，题目就叫《为庆祝内蒙古自治区成立60周年而作》。你给我润润色，能拿给《内蒙古日报》和《内蒙古政协》发表最好。”他告诉我：“1999年，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华诞，也为了表达我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热爱之情，我撰写了《鄂尔多斯历史沿革四言长诗》，以抒胸臆。请人配以画面，由作家出版社出版成书。送你一本。”他说：“作为成吉思汗34代嫡孙，我拥戴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这几首四言诗也是我的心声。”
　　我拿回诗稿，细细拜读，觉得全是发自肺腑的真情实感，其中两首是：
　　“区域自治，党的主张；
　　蒙古民族，喜气洋洋。
　　各族一家，共建北疆；
　　携手并肩，奋发图强。”
　　
　　“六十内蒙，史册名垂；
　　人民豪迈，草原壮美。
　　黄河滔滔，青山巍巍；
　　共度华诞，日月同辉。”
　　按他后来的电话所嘱，我对个别字句作了小小润色，建议如设正副题，正题可否明确为《献给中华人民共和国》？他很客气地在送审稿上批示：“感谢您对我帮助，同意此稿。奇忠义，六月二十六日。”《内蒙古政协》2007年第7期以《献给中华人民共和国》为题登载全诗。《内蒙古日报》2007年8月1日“在庆祝自治区成立60周年作品选登”专版上，把奇忠义先生的四言诗与内蒙古政协主席陈光林，内蒙古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伏来旺等领导同志的诗作同时发表，很引社会关注。一个月以后的9月1日，奇老驾鹤西去。这几首四言新诗竟成了他留恋、热爱社会主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绝响，至今读来回肠荡气，声震天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和谐社会，春风化雨。
　　科学发达，文化昌盛；
　　全面小康，天蓝地绿。”
　　
　　“邓公理论，光耀神舟；（邓公理论指邓小平理论）
　　改革开放，指明道路。
　　十亿英雄，一代风流；
　　今日中华，崛起地球。”

二、地方史志不能断

　　我跟奇忠义先生有近距离接触、交流、请教，是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的。那时，我在伊克昭盟行政公署科委办公室当副主任。《鄂尔多斯报》周末版编辑找我们开会，研究如何办好《地方风物志》专栏。我无意中讲到，可搞“鄂尔多斯史话”。用“科普”笔法，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地宣传伊盟的悠久历史、民族文化、科技成就、人文常识。不求系统性，但求可读性，培养人们对历史的兴趣，也是一种爱国主义教育，将来可以编为乡土教材。大家表示同意，报社领导也支持，遂以我建议的《鄂尔多斯史话》为名，每期一文，800字左右，开始创办。记得前五期有三期是我写的。如《鄂尔多斯高原的原始人类》，讲旧石器时代古人类“河套人”的发现及意义；《鄂尔多斯高原的年龄》，讲鄂尔多斯古陆的地质形成和特点；《鄂尔多斯高原的古代民族》，讲匈奴族的胡汉和亲、蒙古族的成吉思汗等，先后登在《鄂尔多斯报》1981年5月9日、6月6日、6月27日的周末版上，依次排为《鄂尔多斯史话》之二、之三、之四。
　　没想到，这几篇应约发表的业余之作，引起了时任伊克昭盟政协副主席奇忠义先生的注意。他专程找到科委办公室对我说：“看到了《鄂尔多斯报》上《鄂尔多斯史话》里你的几篇文章。有理有据，短小精悍，文笔不错。地区史是中华民族史的一部分，是国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许多外地干部不了解少数民族地区史，这是一项空白，我们要补上。让我们共同把《鄂尔多斯史话》写成，写好！”他动员我参加他负责筹建的鄂尔多斯历史沿革编审委员会的工作，答应以“借调”或“兼职”的方式参与，负责科技史方面的专题研究，成果以鄂尔多斯史话集结出书。我把他的意见向科委领导汇报后，主任为难地说，你爱好史志，能以科技史成果宣传是好事，但打倒“四人帮”，科技工作百废待兴，委里工作离不开你。此事便不了了之。
　　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奇忠义先生的事业心和组织能力、务实精神令常人吃惊。他把伊盟史志建设推向了一个全新的阶段！从奇忠义先生后来寄给我的《政协文史资料》、《鄂尔多斯史志研究文稿》和新华出版社出版的他的《自传》得知，他对伊盟的史志工作做了开拓性的贡献。在中共伊盟盟委、行政公署、政协领导支持下，他主持完成了多项堪称“文化工程”的大事。不但依靠社会力量，通过专职、兼职聘人才的办法，先后组织出版了《伊盟革命回忆录》两册，40万字；《蒙古族通史》五卷，120万字；《鄂尔多斯史志研究文稿》八册，200万字；《鄂尔多斯通典》三册，50万字；而且历时十八载，殚精竭虑，呕心沥血，具体组织、主修出版了《伊克昭盟志》一至六卷，后由时代出版社正式出版，实在令人敬佩有加。据他日记记载：为了编辑出版《伊盟革命回忆录》，一年多时间里，他“亲自登门拜访了盟内各旗县57位老革命，呼（和浩特）地区5位老革命；所拜访过的62位老革命，平均每一位家里我去过三次。”（见《末代王爷奇忠义自传》新华出版社1991年版第170—177页）
　　虽然在伊盟我没有机会在奇忠义先生身边直接学习、工作，至今引为憾事。但20多年前老先生那次谈话和其后的交往，激起了我对鄂尔多斯的地区史志，包括科技史、生态史、民族史、经济史的兴趣；并对科普学的励志、释疑、教化、启智作用有了新的理解。上个世纪80年代，我利用业余时间写作，陆续在伊盟和内蒙级报刊上发表了《鄂尔多斯高原的秦直道》、《漫话住娘家炭》、《侯德榜博士与伊克昭盟天然碱》、《毛乌素沙漠自古如此吗？》等10多篇科普文章，有的还获过奖。从某种程度讲，都是奇忠义先生的教诲影响了我的业余研究方向：“不懂得本民族历史的民族是没长大的民族。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什么也可以忘，历史不能忘；什么也可中断，文脉不能断！”
　　我在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宁夏大学校长陈育宁教授赠我的一本《鄂尔多斯史论集》的序言中，看到了内蒙古党委副书记千奋勇先生1986年的如下一段话：“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伊克昭盟在盟委、公署以及政协等有关部门的领导和组织下，开展了编写地方史志的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他肯定了陈育宁教授（当时任内蒙古社科院副院长）的研究，也赞扬了奇忠义先生的功德：“陈育宁同志近年来研究鄂尔多斯地区的历史，发表了不少论文；内蒙人大常委会委员、伊盟政协副主席奇忠义同志一直热心于鄂尔多斯史志工作，他从陈育宁同志发表的论文中选择了十余篇汇编在一起，以便于人们参考、利用和进一步探讨，这是很有益的。”（见政协伊克昭盟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印，陈育宁著《鄂尔多斯史论集》第1—2页）。
　　庆祝内蒙古自治区成立60周年之际，鄂尔多斯市委、市政府精心推出图文并茂的《鄂尔多斯史话》，由华文出版社正式出版。主编之一杨道尔吉同志在送奇忠义先生样书的同时，也赠了我一本。杨道尔吉同志是奇忠义先生史志研究的得力青年助手之一。睹物思人，我感慨良多。这本特殊的、酝酿了二十多年、汇聚了几代人心智的巨著，终于以献礼书登上大雅之堂，实在令人兴奋。这应该是对奇忠义先生在天之灵的一种极好告慰吧。

三、支持“成陵保卫战”

　　2004年9月以来，随着大型电视连续剧《成吉思汗》在党中央电视台的热播，神秘的成吉思汗陵再度引起关注。《北京青年报》2004年10月8日登载郑永秋、贝汉姆的报道，题为《发现至关重要的“灵庙”，日蒙联合考古队语出惊人，成吉思汗陵墓已被发现？》文中说，“在距离蒙古首都乌兰巴托约150英里的阿夫拉加市达尔根哈安村附近，发现一座建在四角形基座上的13到15世纪的灵庙遗址”。联合考古队负责人之一、日本新泻大学的白石典之助教授称：“距这个陵墓7英里之内密布着各个时代的蒙古首领陵墓。种种迹象表明，这里应当便是传说已久的成吉思汗陵墓。”
　　据我所知，20世纪初的1915—1917年，中国两位著名教授张相文先生和屠寄先生，就成吉思汗葬地到底在肯特山还是鄂尔多斯，在权威刊物《地学杂志》上连续发表过文章，进行过学术辩论。虽影响不小，“家喻户晓”，但各执一端，“并没有一个更权威的人出来为此作出结论”。（见陈育宁：“大汗安在”，《永远的牵挂》，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27~28页）不过，辩论双方都承认，作为国家意志和民族公祭的成吉思汗陵寝“八白室”，随着黄金家族而移动，后来就确定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即郡王旗）。新中国成立后定为国务院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据2001年内蒙古文化出版社新版的蒙古文《成吉思汗金书》记载，只有蒙古可汗有权补充金书。历史上只有忽必烈汗和北元的巴图孟克汗对《金书》有过补充。《金书》的校勘则由“济农”（主持八白室祭务的皇子）负责。奇忠义先生按家族世袭，是最后一位济农。他既是郡王府的王爷，又是1954年内蒙古到青海塔尔寺迎接成吉思汗陵的代表团成员。（见旭红：“成吉思汗八白室系列丛书”，《内蒙古日报》2001年3月13日第8版）
　　我觉得重视古史料研究要和追踪活档案分析相结合，才会更准确深入全面地接近实际。黄金家族对自己先祖成吉思汗的魂安之处，应该比外人有更多的知情权和话语权。便受内蒙古政协民族文化课题组委派，2004年10月下旬登门拜访了奇忠义先生，当面请教。他说：“在考古及史学界尚未完全确认成吉思汗陵墓的确切地点之前，中国内蒙古鄂尔多斯是世界上唯一的成吉思汗陵。”他说：“据我年轻时阅读的家藏珍贵文献中记载，鄂尔多斯部及‘八白室’是十五世纪末叶由满都赉窃取进入河套（即今鄂尔多斯），其后由我的祖先巴尔斯博罗特控制了鄂尔多斯部。”（见奇忠义2004年10月23日给郝诚之的信）
　　奇忠义先生说，内蒙古伊克昭盟（今鄂尔多斯市）的成吉思汗陵寝，忽必烈时代已经建立，但由于严守秘密，史无详载。对外界妄说的“在肯特山”不予辟谣是出于策略考虑。因为“越往远说，越能保证近的；越宣扬假的，越有利于保住真的”。直到明代，“鄂尔多斯人始以成吉思汗陵寝祀典”；到了清代，世事渐太平，才呈请理藩院获得认可，完全公开。经查阅，清代《钦定理藩院则例》（卷六）确有如下一段记载：“伊克昭盟境内向有成吉思汗园寝，其鄂尔多斯七旗，向设有看守园寝、承办祭祀之达尔扈特五百户，每年共出银五百两以供修理祭祀之用。”
　　奇忠义先生一边拿出一个神秘的像框让我看，说是从成吉思汗灵柩中取出的《成吉思汗全家画像》；一边强调：“关于成吉思汗的真身（金身）之所在，几百年蒙古人都奉行不说的信条。既如此，作为黄金家族的成员，我也不能随便说。我的观点是：任何考古专家，从任何地方，拿不出成吉思汗陵园的实据，光用‘推敲’、‘判断’作为依据的事实，我是决不相信！”经奇忠义先生同意，我以《国内外新发现有力证明：成吉思汗陵寝在中国内蒙古鄂尔多斯》为题，撰写了包括采访他在内的调研报告，先登在《内蒙古地方志》2004年第5期，后被国家权威网站《新华网》“成吉思汗陵园研究专题”采用，全文转载。听北京市政协的朋友讲，此专题后来被北京学者称为“成陵保卫战”组稿。
　　2004年12月，《北京科技报》以《2004年科技十大骗局》的通栏标题，揭露在蒙古国发现成吉思汗陵墓是个骗局。2005年3月23日，《内蒙古日报》用整版配图加编者按登载我的文章。责任编辑博尔姬•塔娜女士为便于阅读，与我商量后，加了六个小标题：一、新闻炒作、经不起推敲；二、反向思维，只能在内蒙古；三、保守秘密，是“策略考虑”；四、“内藏骨烬”，不是衣冠冢；五、“草原敦煌”，壁画新佐证；六、天骄后裔，揭历史面纱。这些样报我都呈送奇忠义先生，他很高兴。
　　2007年1月14日，我和课题组的张卫东同志到内蒙古医院保健病房4—15号看望奇忠义先生，他微笑着说，郝诚之，你在学界有影响，已办了两件大事：一是成陵真伪辨，一是“河套人”不能改为“鄂尔多斯人”。我说：“这都是您支持的结果。”

四、“河套人”名不必改

　　2004年是思想活跃的一年。不少政协委员注意到，一种论调甚嚣尘上。以“鄂尔多斯人”取代“河套人”的改名风越刮越烈。如鄂尔多斯市博物馆个别同志就撰文指出：“鄂尔多斯与河套，在现代人们的地理概念中是两个存在很大差别的地址，因此，按照学术界以发掘地命名的惯例，应该把‘河套人’正名为‘鄂尔多斯人’。这样，不仅有利于今后对‘鄂尔多斯人及其文化’的进一步研究，同时也便于与国际学术界接轨，以免引起一些不必要的混淆。”（杨泽蒙，“中西考古文化交流的结晶——鄂尔多斯人（河套人）——写在鄂尔多斯人发现八十周年之际”，《鄂尔多斯文化》2004年第1期第11~12页）内蒙古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草原宝藏——内蒙古重大文物考古发现纪实》一书，也把1980年《化石》杂志登载的内蒙古考古学家汪宇平先生的《河套人是怎样发现的》文章标题擅自改为《河套——鄂尔多斯人是怎样发现的》，“纪实”变成了不实。
　　有的记者和个别网友也议论纷纷，说“河套人”改“鄂尔多斯人”是当地人民的呼声。笔者也看到内蒙古《包头网》上《史说包头》就有如下内容：“为此鄂尔多斯现代人觉得很冤，现在正支持学术界将‘河套人’改为‘鄂尔多斯人’。”
　　我们课题组为此再次走访奇忠义先生。因为他是《伊克昭盟志》六卷本的主修，不但身居高位，德高望隆；而且学养精深，博古通今，兼通蒙、汉、满、藏多种语言文字。要说鄂尔多斯现代人的民意，他是很有发言权的。他明确表态：“河套人”是三万五千年前的中华民族的祖先，那时哪有什么汉人、蒙古人？他斩钉截铁地说：“我不同意把‘河套人’改为‘鄂尔多斯人’。因为伊克昭盟蒙古语叫‘宝日套海’，就是古河套。没有错，改什么？如果‘河套人’改名，那么‘山顶洞人’改不改？中小学课本改不改？”他指着1999年由他编写、正式出版的《鄂尔多斯四言长歌》念道：“鄂尔多斯，天下闻名；河套先民，在此衍生。始皇灭赵，中原一统；命令蒙恬，率领大军；入驻河套，称新秦中。”他说，现在的年轻人顾不上钻研历史，常常一知半解，好像什么都是外国人对，这是我最担心的。他翻出成书于1994年的《伊克昭盟志》第一册第四页，让我们读关于“河套人”命名及古人类化石遗址的记载：上个世纪“20年代以来，在盟境南部的萨拉乌苏河（汉语称无定河）流域乌审旗、鄂托克前旗境内的大沟湾一带，陆续挖掘了23块古人类化石。古人类学界认定这是35000年以前生活在伊盟境内‘河套人’的化石。在盟境30处文化遗址中发掘出土的大量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的遗物，证实了‘河套人’的广泛存在，反映了他们的生活情况。丰富的文化遗存说明他们已会制造石器、骨器、陶器，过定居生活，从事农业生产及畜牧狩猎活动，伊克昭盟顺着‘河套人’开凿的历史长河盘桓而下，经过三万多年的劳动、生息，经过漫长的铁与火的熔炼、磨砺，经过世世代代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创造的艰辛，塑造成20世纪80年代伊克昭盟的高大身驱，……”
　　写回忆文章的此刻，我拿着《中国环境报》内蒙古记者站站长翁浩同志拍摄的我向奇忠义先生请教的照片，当时情景宛若眼前。老人家那次不但欣然同意拍照，而且特意穿上了民族服装，显示了对我们采访的重视和对我们报道的认可。他对我说：“你们尊重我，不但是尊重我自己，而是尊重我们这个家族、我们这个民族。我的一举一动都要对得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得起历史，对得起后人。”
　　他弥留之际写给政协的《我的要求》，虽然仅仅一页纸，却显示了哲人的高风亮节，读来令人肃然起敬：
　　“以防万一计，我提早安顿对后事处理办法。具体要求是：1.过世后，千万不要麻烦领导来看遗体；2.不要通知亲朋好友；3.不要建处理后事的组织；4.不开任何形式的遗体告别会议；5.不接收礼物、花圈。从简，从简，特此留言。”
　　这位1951年9月曾经与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国家领导人合过影的奇忠义先生，不显山不显水地悄悄地走了，我们没有见着他的遗容。我们可以告慰他的，只能是学习他的爱国精神，继承他的爱国遗志：让“今日中华崛起地球”，让“十亿英雄”代代风流！

（作者：内蒙古自治区政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