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绍东

在中国历史上，墓葬最多的女性可能就是 王昭君。林干、马骥先生在《民族友好使者—— 王昭君》一书中指出：除了呼和浩特南郊大黑 河畔的昭君墓外，在大青山南麓，还有十几座 昭君墓。我们检索文献记载和民间传说，可以 确认的昭君墓有 11 处之多，范围遍及内蒙古、 陕西、山西、河北、山东地区。与古代帝王通 过建筑疑冢保护墓葬不被盗挖不同，昭君墓是 人民群众自发建造和认定的，反映了各地人民 对王昭君的热爱，对民族团结的赞颂，对和 平生活的向往。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朱堡 村昭君墓的形成与保护，比较典型地反映了 各地昭君墓的形成过程和昭君文化的丰富内 涵与强大影响力。

朱堡村昭君墓遗址位于呼和浩特市土默特 左旗北什轴乡后朱堡村，东距呼和浩特市 33 公里，处于土默特左旗与托克托县的交界地带。 这里东傍蛮汉山，北依大青山，西濒黄河水道， 地处中原通往漠北的交通要冲，自古以来就是 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舞台。此处遗 址位于大黑河南岸，是一座用黏土夯成的高土 堆，残高约 6 米左右，受雨水冲刷和风化侵蚀， 土堆分成了两部分。据 2004 年出版的《呼和 浩特城镇乡村》一书记述，当时这处古代建筑 遗址还高约 10 米，直径有 8 米，可见其损毁 速度之快。

后朱堡村昭君墓遗址

这处遗址夯层分明，考古学者大多认定为 汉代建筑，并认为可能是一座汉代烽燧遗址。 当地村民说，这处遗址呈中空状态，里面有阶 梯，过去还可以从里面阶梯登上顶部。下面有 类似水井的深洞，可以取水。如此看来，这处 遗址无疑是一座设施比较完备的汉代烽燧。在 汉代，属于阴山长城沿黑河南岸延伸的军事防 御体系。烽燧是古代的军事报警体系，大多数 烽燧与长城并存，修筑于长城内侧或外侧的高 地之上，但也有独立存在的。登上烽燧远眺， 当发现敌情时，通过夜晚举火，白天放烟的方 式传递消息，起到提前预警的作用。烽燧分布 一般由点成线，也就是说，为了发挥烽燧的预 警作用，烽燧之间成线状分布，一个烽燧点与 另一个烽燧点一般相距 3~5 公里。一个烽燧点 发现敌情，可以迅速向下一个烽燧点传递消息，后方迅速组织军队对抗入侵之敌。据《汉书·赵 充国传》记载，赵充国曾经上奏汉帝：“窃见 北边有敦煌至辽东万一千五百余里，乘塞列燧， 有吏卒数千人，虏数大众攻之而不能害。”可 见烽燧对于边境防御起到的重要作用。

按照常理，从大青山向南沿黑河南岸，应 该有多座烽燧存在，构成一条预警线，但这一 区域保存至现在的汉代烽燧，仅有后朱堡村这 一座了。考察发现，后朱堡村汉代烽燧遗址保 存的自然条件并不理想，它位于大黑河南岸， 发生涝灾时极易受到洪水冲击；遗址周围是黄 土堆，据村民说那里土质粘性很强，是建房修 圈脱坯筑墙的理想土壤，当地村民长期在周围 取土，在遗址北边就有取土后留下的深坑。如 此条件下，这处遗址是怎样历经两千余年保存 下来的呢？

此处遗址的保存，应与当地村民将其认定 为昭君墓有关。认为此处遗址是昭君埋葬之处， 并不见于历史文献和早期地方史志的记载，但 据村民讲，当地人世世代代都认为这处遗址是 昭君墓，并对其精心守候和保护。据说，在这 处遗址前面，世代建有祭祀昭君娘娘的简易小 庙，村民在这里进行祈祷昭君娘娘保佑当地风 调雨顺、家庭和谐安宁的活动。“文化大革命 中”，昭君小庙被拆毁。1999 年，村民又自 发出资，在遗址前面塑造了昭君出塞的雕像， 并建了一个占地 80 平方米的昭君娘娘庙。在能够登上烽燧顶端的洞口处，放置了一尊昭君

汉代烽燧

娘娘的铜塑像。可以断定，正是因为长期以来， 将这处烽燧遗址认定为昭君墓，才激发了当地 村民保护它的自觉性。在考察时，我们看到， 此处遗址北面，因长期取土形成了土坑，但遗 址周围仍然保留了较高的土台，这无疑是村民 为保护此遗址而不在它的近处取土的原因。在 古代建筑物周围挖土取砖，是许多古代遗址被 破坏的重要因素。可以想见，与此处遗址在一 条线上的其他烽燧，因为没有得到良好保护， 而湮没在了历史的长河之中了。

我们梳理后朱堡村昭君墓的认定过程大致 如此：在位于农牧交错地带、时有战争发生的 土默特平原上，当地不同民族的人民敬仰王昭 君，赞颂王昭君为消弭战争、倡导和平做出的 努力。他们渴望得到昭君娘娘的保佑，过上远 离战争、和平安详的生活，便将一座本地保留 的古代封土建筑想象成昭君墓，并对它进行保 护和膜拜。长期以来，昭君的故事已经成为了 一个美丽的传说。正如日本学者柳田国男在《传 说论》中所说的那样：“传说的核心，必有纪 念物。无论是楼台庙宇、还是寺社庵观，也无 论是陵丘墓冢、宅门户院，总是个灵光的圣址、 信仰的靶的，也可谓之传说的花坛发源的故地， 成为一个中心。”当地人民对昭君怀有深深的 情感，希望昭君能够埋葬在自己的故乡，便把 故乡的一座古代遗址想象成昭君的墓葬之地， 并对它精心保护，顶礼膜拜。后朱堡村昭君墓 的认定与形成是这样，其他各处昭君墓的认定 与形成过程当大体如此。比如位于鄂尔多斯市 达拉特旗西部与包头市接壤处的昭君坟，本来 是一个自然形成的形似墓冢的石堆，但当地群 众将其想象成昭君墓，并对其加以保护和祭拜。 我们发现，在北方，十几座昭君墓所在的 地区，大都处于农牧交错地带和民族交融地带。 历史上，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农耕民族在这些 地区既有战争冲突，也有互市交融。在历史的 发展中，这里的人们深深感受到，每当各族人民以和平、互助、贸易的方式进行交往时，就 会出现社会安定、民族友好、人民

呼和浩特市昭君博物院呼韩邪单于与王昭君塑像

生活幸福的 局面；反之，以掠夺、压迫、冲突、战争的方 式交往时，伴随的必然是动荡、分裂、灾难和 人民生活的极端痛苦。昭君出塞，化干戈为玉 帛，实现了汉匈人民的长期和平，成为了民族 友好、社会安定的象征。这里的人民都对昭君 充满了热爱与敬仰，他们特别希望昭君埋葬在 自己故乡，护佑着一方土地的安宁。他们精心 守护着自己认定的昭君墓葬，传说着各种昭君 故事，传扬着昭君文化和昭君精神。

后朱堡村昭君墓显灵轶事碑

后朱堡村的乡亲们给我们讲述了许多昭君娘娘显灵，保佑地方百姓的故事。其中，一些经典的故事被刻在了墓前的《昭君墓显灵轶事》碑上。里面的故事尽管离奇，具有神话色彩，但代表了普通百姓对昭君形象的认识与昭君神灵的期望，是人民大众传播昭君文化的一种方式。一则故事讲述抗战时期，抗日游击队在后朱堡村休整，日寇得到消息，乘汽车前来进攻，游击队急忙后撤。担心日寇追击，当地村民便到昭君墓前祈祷求救，刹那间天降暴雨，积水遍地，日军人车均陷泥泞之中。日军欲行报复，或者拉不开枪栓、或者射出的是哑弹，无奈之下，只好仓惶撤离。这是一类反对战争、期望和平的故事，正与昭君文化的本意相符。另一类故事是讲述昭君娘娘如何护佑当地百姓的。大黑河河水季节性强，天降暴雨时常发洪水，但在昭君娘娘的保佑下，洪灾却很少危害后朱堡村。后朱堡村也很少遭受暴雨、冰雹、大旱的灾害。甚至有时周边村庄遭灾，而后朱堡村却被绕开，这无疑是昭君娘娘保佑的结果。这类故事凸显了昭君娘娘的神灵，强化了村民祭拜、保护昭君墓的意识。一则故事讲早些年间，一个名叫王怀的吹鼓手，一天深夜从北方回家，当时夜黑如漆，王怀不辨南北。正彷徨间，从昭君墓方向打来一束灯光，指引王怀回到家中。王怀感念昭君娘娘指点迷津，每年的正月初八，都到墓前进行祭拜。这个故事将后朱堡村祭拜昭君的时间确定在了正月初八，每年的这个时候，都有村民自发来到昭君墓前举办庆祝活动。

对昭君墓的认定与对昭君的崇拜与敬仰，深刻影响了当地的社会风尚和村民的精神生活。后朱堡村的老支书介绍，该村共有村民724人，其中蒙古族村民129人，占村民比例的17.8%。后朱堡村秉承昭君精神，蒙汉群众和睦相处，邻里互帮互助，村民古道热肠，民风质朴醇厚，得到了周边村社的高度赞扬，从而使后朱堡村具有很高的美誉度。2020年7月12日，中国民族学学会昭君文化研究分会一行到后朱堡村考察时，当地村民在描述昭君墓时，表现出深厚的情感和无比的自豪，他们一致认为昭君墓是后朱堡村的宝贵财富和文化遗产。他们坚定表示，千百年来，后朱堡村村民尽心尽力保护的这处文化遗产，绝不能在自己手中被毁弃，保护好昭君墓是自己的光荣职责，也能对后世子孙有一个好的交代。后朱堡村汉代烽燧遗址被当地百姓认定为昭君墓并对其进行保护和祭拜的过程，在众多昭君墓的形成中当具典型性。众多有关昭君墓的故事和传说，也反映了各族群众对昭君精神与昭君文化的朴素认识与主动传播。值得关注的是，后朱堡村昭君墓的保护及对昭君文化的诠释，完全是当地村民自发进行并历代延续的，表现了昭君文化的深刻影响力和巨大生命力。

翦伯赞先生在《内蒙访古》中指出：“王昭君究竟埋葬在哪里，这件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为什么会出现这样多的昭君墓。显然，这些昭君墓的出现，反映了内蒙人民对王昭君这个人物有好感，他们都希望王昭君埋葬在自己的家乡。”深厚的民间土壤，是昭君文化广泛传播的重要根基。人们通过在自己的故乡修建或认定昭君墓，通过创造昭君神话，表达对昭君的热爱与希冀。与精英阶层相比，人民大众对昭君形象的塑造与昭君精神的认识更质朴、更纯真，他们把昭君当成了真善美的化身，当成了人民的保护神。2019年9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我们伟大的精神是各民族共同培育的，在历史长河中，农耕文明的勤劳质朴、崇礼亲仁，草原文明的热烈奔放、勇猛刚健，海洋文明的海纳百川、敢拼会赢，源源不断注入中华民族的特质和禀赋，共同熔铸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昭君出塞、文成公主进藏、凉州会盟、瓦氏夫人抗倭、土尔扈特万里东归、锡伯族万里戍边等就是这样的历史佳话。”弘扬昭君文化，传承昭君精神，与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相契合，与精神文明建设相统一。土默特左旗北什轴乡后朱堡村村民对昭君墓的保护与对昭君文化的传扬，值得我们研究和赞赏。

（作者系内蒙古大学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教授，中国民族学学会昭君文化研究分会副会长）

（注：文中图片由呼和浩特市昭君博物院孛儿只斤·包苏那嘎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