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培基遵令修志  绥远省设通志馆　　

　　公元一九二九年（民国十八年）一月一日绥远省政府成立，徐永昌首任省主席。八月，李培基接任。省主席为本省最高军政长官。这年，国民政府制定和颁布了《修志事例概要》，其首条规定：“各省应于省会所在地，设立省通志馆，由省政府聘请馆长一人，副馆长一人，编纂若干人组织之”，还规定：“各省通志馆成立后，应即由该馆编拟志书凡例及分类纲目，送由省政府转报***查核备案。”李培基文武双全，乃有识之士，且初任省主席，上级指示很快得到落实。省府决定成立绥远省通志馆。　　

　　成立通志馆面临三件事，其一为人事，其二为馆址，其三为志书凡例及分类纲目的编拟，以便及时报送***。经一段时间酝酿，省府聘请了省内俊才名士数十人专攻此事，如聘归绥兵州亥人郭象伋为馆长，托克托县人阎肅为副馆长。另聘土默特美岱召村人荣祥为主任编纂，河北阳原县人李泰棻（曾任绥远省教育厅长）任总纂。还聘请了当地蒙汉学者、文士二十余人为编撰和采访员，较知名人士有白映星、陈志仁、杨令德、张竹卿、王森然、金松伯、赵国鼎、刘继尧、王印、王庆、韩桂等。　　

　　馆址的选定亦煞费苦心，最终选定知名度极高的归绥旧城得胜西街“大盛魁”商号北院（今呼和浩特市玉泉区得胜街），选其房舍十余间，作为通志馆馆址。通志馆于一九三一年七月开始筹备具体事项，至八月二十日挂牌成立，可谓行动神速。为使修志工作顺利开展，省府筹拨十万元修志经费。　　

　　才俊汇聚，一展身手。然而，修一省志谈何容易！绥远地域虽广，久名北疆，但战乱相寻，文献沦亡，篇章旧缺，无可披寻。仅闻有归绥道、五原厅等清时旧志数部，但“或削稿而未刊，或成书而不传”。刊传者亦简略过甚。李泰棻拟定序例目录，报呈***备案。有关人员还作了具体分工，如赵国鼎为绥东组长，刘继尧为绥西组长，工作人员据序例目录和采访要点，精勤敬事，或踏查、或测绘、或调查、或采访，数典觅踪、实地查证、考古采访并进。还草就《绥远通志采访录》，作为修志之基础。《绥远通志》编修工作从此起步。

李泰棻辞离通志馆   傅作义重金聘沅叔　　

寒来暑往，至一九三四年（民国二十三年）六月，通志馆已收集了大量资料。但担当总纂重任的河北阳原人李泰棻因与地方人士之间意见不合而辞职。当时李泰棻三十四岁，已是很有名气的学者。后被学术界称为“方志学大家”。平生史志专著颇多，所著《方志学》对方志的选辑、整理、鉴定作了系统论述，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方志思想。其时正值李泰棻构著《方志学》阶段。也许是修志选辑方面的思路与众不同，而又固执己见，所以辞职。编撰人员王森然、金松伯亦随李而去。　　

　　李泰棻的辞职离去，实为通志馆和修志之初的一件憾事，也许这是《绥远通志》命途多舛之开始。

　李泰来画像　

　　此时绥远省主席已由傅作义继任。傅作义是山西临猗人，保定军校毕业，曾任国民革命军第三集团军第五军团总指挥兼天津警备司令等军职，此时仍为三十五军军长。傅先生虽军旅出身，但对文史颇有研究，十分重视修志工作，认为“省志属创举，不仅为地方文治之渊源，将垂为百代流传之典则。”　　

　　这一年可谓多事之秋。国民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会讨论通过了《蒙古自治办法》十一条，此办法不仅没有改善蒙旗的政治、经济地位，反而削弱了盟旗原有的权益。引起百灵庙方面及蒙古各部的强烈抗议。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东北制造的傀儡政权伪满洲国实行帝制，溥仪登基，成为伪满洲国皇帝，并改年号为康德。五原地震、磴口黄河泛滥、包头黄河漫溢、临河县城被水围困……傅作义既履主席之职，又行将军之责，在百忙之中，亲自谋划《绥远通志》的编纂工作。特别是得知编纂进度、经费发生困难等情况后，决定续拨经费，并改组人事，补聘韩葆忠、王文墀、张樹培等人作编撰。以加强通志馆工作。　　

　　为保证编纂质量，总纂人选极为重要，傅作义决定聘请居住在北平（今北京）的傅增湘。　　

　　傅增湘时年六十二岁，系四川泸州江安人。字润沅、沅叔，别署双鉴楼主人、藏园居士等。光绪二十四年进士，入翰林院为庶吉士。辛亥革命时曾参加唐绍仪和谈代表团，任顾问。一九一四年任袁世凯御用机构约法会议议员。一九一五年后任肃政厅肃政史。五四运动中，因抵制北京政府罢免蔡元培的命令受牵连而被免职。一九二七年任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馆长。辛亥革命后，开始大规模搜访中国古籍，致力于版本目录学研究。这样的人担当总纂固然是最佳人选。傅作义深知这样的大学者绝不可轻言慢待，故使地方知名文士荣祥赴北平，携书信聘金抵傅宅。          　　

  傅增湘往返平绥路  志书稿中辍卢沟桥　　

  荣祥受傅作义之托，携书信及聘金赴北平。见傅增湘后详陈原委，傅增湘欣然应聘，不是金钱驱使，而是大学者的责任和襟怀。从傅增湘就聘以后的工作态度和工作作风完全可以说明这一点。　　

　　傅增湘把编纂《绥远通志》视为“大业”，接此工作后，并未草率动笔，而是细心谋划编好这部志书的各个环节。为此翻阅了许多历史资料，并专程造访归绥。到归绥（今呼和浩特）后，连日与通志馆同仁共同研究商讨修志事宜。初步设想成熟后，立即返回北平。经过认真审阅已有的志书资料，提出了下步编修意见，他认为：“有门类宜併者，有分目宜增者，有冗複宜芟者，有疏漏宜补者，有伪失宜正者。”可见其态度认真、审阅之细、意见之详。并认为如此大业不可一人包举，应寻访耆硕通儒、专门英俊共同完成。此乃大家卓见，正所谓凡人皆有知识盲区。所以，傅增湘又请京城有名学者吴廷爕、夏仁虎、翟宣颖、谢国桢等人，或专修一志，或兼纂二门。又约山西平陆人史念海（后被学术界称中国历史地理学的主要创建人之一）及李秀潔、陈增敏三人合撰地理。张寿林、夏緯明、何鸿亮分任工商农矿产业诸类。有关撰订条刚，商榷事例由张国淦协助。约定每月在西四北石老娘胡同傅氏寓所“藏园”集结三次，研究商讨，辩证不同意见，以求质量。此期间，还邀绥远省通志馆馆长郭象伋入北平，住在傅增湘的家里，遇有涉及地方现实疑难，便于核实、咨问、商讨。　　

　　正值志稿编纂步入佳境之时，也就是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即“七七事变”。　　

　　国难当头，时局动乱，修志之事无奈中辍。因形势所迫，傅增湘所约诸学者不得不散。郭象伋急返归绥，余者或返还故里，或寄居他处以避战乱，即便在京者亦难以静心伏案。　　

夏仁虎闭门属草  傅润沅匿稿入库　　

　　“七七事变”致使编修者慌离藏园，唯有夏仁虎一人独行属稿。傅增湘在民国二十八年三月写的《绥远通志序》中称：“独夏君於风鹤告警之中，闭门属草，文献全志，如期撰成。”

　晚年夏仁虎　

　　夏仁虎一八七四年生，江苏南京人，字蔚如，号啸庵，别号枝巢。夏仁虎幼时人称神童，三岁识字，七岁撰联，十一岁作文。清丁酉（1897年）科拔贡。戊戌（1898）年二十四岁时以拔贡之身参加殿试朝考，因成绩优秀入仕留京，任记名御史。曾住在南城和平门外安平里，后来全家定居在离此不远的永光寺街1号。民国后，曾任北洋政府盐务署秘书、北洋政府靳云 鹏内阁财政部次长（代理部务）、北洋政府国务院秘书长等。退出仕宦后，曾任中山公园董事长。抗日时期任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校国文系教授。日寇侵华期间，夏仁虎拒绝日伪利诱，表现了爱国文人的崇高气节。存世之作有《枝巢四述》、《旧京琐事》、《啸庵编年诗稿》、《北京志》、《金陵明遣民录》、《金陵通典》、《碧山楼传奇》等四十余部。夏有八子一女，其中第六子夏承檐的妻子是当代著名女作家林海音。 林海音在《“清宫词”编校后记》中曾写道： 先翁夏仁虎在11岁初学文时，就曾因雨夜偶得断句云：“窗外芭蕉篱内竹，一般夜雨两般声”而得到“两声词人”之号。老人一生的著作，虽重方志，但写作的兴趣亦极广泛，遍及诗词曲赋、民俗掌故、传奇杂剧、章回说部。　　

　　如此德才兼备者，非凡夫可比。战乱之际，为编志书而进入无我之境地，这样的学者并不多见。可知“通志工程”之重，又见贤者用心之苦。一九三七年，已经六十三岁的夏仁虎“闭门属草”，草成文献志全稿。　　

　　然而，平绥千里，兵戈阻绝，人旅不便。且邮路中断，书信难以往来，志稿其他部分的后续工作及印制出版之事无法与绥远方面沟通。但傅增湘时刻未忘傅作义将军之托，深知这部志稿的分量，掂量再三，决定将夏仁虎草成的文献志全稿和其他门类之原稿以及一些旧籍等藏匿于秘库，等待时机，以图终审刊行。　　

归绥遭日寇铁蹄践踏  馆长因志稿散失痛哭　　

　　一九三七年十月十四日，归绥（今呼和浩特）沦陷。日军坂垣师团黑石旅团驻归绥，辖三个联队。自任伪蒙古军司令的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札萨克亲王德穆楚克栋鲁普（俗称德王）、副司令李守信等人亦进归绥。 　　

　　日寇铁蹄下的归绥阴霾笼罩，民众惊恐，爱国人士筹谋抗日，商贸停业，机关或撤离或暂时疏散。通志馆岂能免于战火，阎肅、荣祥等通志馆工作人员均已出走。最痛心的是部分底稿因归绥沦陷而散失。郭象伋险境中不忘馆长之责，将幸存的残章碎页进行整理。为免不测，又将这些底稿收藏于自己家中，面对残稿，郭馆长想到七年来数十人所费的心血，悲痛至极，竟失声痛哭。　　

　　日伪军侵占归绥后，加紧对侵占地经济文化掠夺。十一月二十七日，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操纵下，德穆楚克栋鲁普、李守信等人在归绥召开“第二次蒙古大会”，成立了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亲临操纵，指定云端旺楚克（俗称云王）为名誉主席，德王为副主席兼政务院长（一九三八年三月云王病逝，德王继任伪主席）。李守信为蒙古军总司令。特设日本顾问部，以便控制各级伪政权。军事最高顾问为高场损藏大佐，政务最高顾问为宇山兵士（后又派金井章二为顾问）。德王、李守信等人仰日本人鼻息行事，仅几个月后，日本政务最高顾问宇山兵士便召集他的高级幕僚黑泽隆世，密谋查找《绥远通志》稿本下落，以便为侵华服务。　　

　　日本人当然知道继续编撰这部志稿的难度，但他们为达到侵华目的，是不惜代价的。决定尽快恢复通志馆工作，凡涉及经费，都由日本为侵蒙所设的“文化特别开支费”里支付。黑泽隆世亲赴郭象伋家里查问此事，并让郭象伋立即给北平傅增湘写信，设法通联，以探询《绥远通志》情况。最终查清在傅增湘处的志书原稿基本还完全保存，黑泽隆世如获至宝，复命上级。日本顾问、参事官等遂连日召开秘密会议，专题研究有关《绥远通志》事宜。

　归绥沦陷后的百姓　

二战硝烟漫东京  书稿瞬时成劫灰　　

　　秘密会议决定重修《绥远通志》，以便结合其他资料，了解绥远地方情况，便于侵华。　　

　　但日本人重修《绥远通志》的想法受到德王等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首脑的反对。他们根据以往史志类书籍，断定这部志稿的内容是以汉族为中心，故无保存的必要。然而，德王不过是傀儡政权的头目，拗不过主子。经伪蒙疆委员会最高顾问金井章二协调，达成重修协议。为避免日后麻烦，还签订了一个“裁决书”，双方画押签字。这在出版史上也是少见的。　　

　　很快，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急电驻京办事处处长敖云章，命其与傅增湘联系，请其继续编修整理《绥远通志》，并保证经费充足，以前所欠费用开支一并由政府补给。并要其转告傅增湘，在最短时间内，黑泽隆世要带书信和礼物与郭象伋馆长一同前往，代表“自治政府”最高顾问到北平慰问。　　

傅增湘心情复杂，最终认为只要能确保这部志书得以编修存世，不辜负多年来众多学者所付心血，即足心愿，遂应黑泽隆世之约，继续承担修志之事。原部分编撰者因避战乱已联络不上，故再请名流学者张星烺及其妹张月烺、王光緯、吴豊培、孙楷第、韩敏修、刘文兴等人相助裁定校阅，并亲辑“文徵”部分。约半年编竣。此志“分六志，列三十六门，统子目七十，分一百一十六卷。舆地诸图，金石列品，另为影印，附于卷末。”定稿之日，日寇文化侵略机构“东方文化研究所”负责人桥川时雄等人与全体编修人员、伪蒙疆驻京办事处的全体人员举行接收仪式，并在北平八面槽最大的东兴饭庄举行招待会，还摄影留念，称“绥志修成图”。　　

　　志稿既成，当务之急便是印制之事了。最初决定由北平京华厂印制，后因该厂纸张不好，并且印刷周期太长，改为“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奉天印刷厂印制，后来又觉得该厂战事风险大，故又改为日本东京一家印刷厂影印出版。至一九四五年五月，志稿已印制成书，就在准备出厂之际，二十三日，日本东京遭美国空军袭击。美军出动轰炸机五百五十架，投燃烧弹七十万枚，火焰百余里可见，印刷厂被夷为平地，成书及原稿顿成劫灰，万言巨帙毁于一旦。　　

原编稿再回归故里  欲出版又灾遇动乱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稍后，志书总编纂傅增湘之子傅忠谟把绥远通志馆原编稿本送回绥远，但已残缺不全，只剩一百一十三卷，舆图和金石拓本等也不知去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抗日战争虽然取得了胜利，但国民党反动派为摘取胜利果实，又挑起内战。志书编修之事难以为继。　　

　　新中国成立之初，加强政权建设、经济建设，解决百姓疾苦等当务之急，通志的编纂工作自然暂时列不上议程。至一九五九年，内蒙古图书馆领导派遣张万仁赴北京，再次联系在党中央文物局工作的傅忠谟，询查残稿。在傅忠谟的帮助下，从他家中取回毁于战火的那部志书底稿，但遗憾的是此稿仅存二分之一。张万仁把这些残稿带回后，因此稿经过傅增湘增芟、补漏、正伪，故称此稿为《绥远通志傅（增湘）稿》。其时，傅增湘先生已过世十年。傅忠谟能存其父志作残稿十年，实属大孝也。　　

　　一九六零年，内蒙古图书馆诸领导及有识之士一致认为，《绥远通志》自纂修之日算起已历时三十多年。经过多次灾变，幸存之稿若不及时出版，再遇意外，后果不堪设想。于是，内蒙古图书馆联合内蒙古语文历史研究所、内蒙古文史研究馆、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委员会办公厅，向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委员会提出正式付印出版《绥远通志》的意见。该意见得到自治区人委的重视，经研究同意印刷五百部作为内部资料供有关单位利用和馆际间交流。为确保质量，还决定对此稿再加整理，并指定内蒙古历史研究所勇夫同志领导此项工作，文史资料委员荣祥、陈志仁二人具体负责，张登鰲、张中齊、焦元吉三人辅助，逐卷进行校阅。因校阅量大，加之校阅、整理后要誊写清稿，所以费时略多，到一九六五年夏，誊清抄就，但未及排版，“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书稿印制出版成为泡影，可怜这部志稿再遭厄运。　　

陈伯达看重志稿  巨卷帙随势浮沉　　

　　一九七零年，在党中央身居要职的陈伯达来内蒙古视察，获知内蒙古图书馆藏有《绥远通志》未印稿，调阅后十分看重。　　

　　当时，内蒙古实行全面军管。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内蒙古实行分区全面军管的决定》，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十九日组成前线指挥所（简称“前指”）驻进呼和浩特，开展工作。陈伯达建议“前指”的有关领导，将这部《绥远通志》进行复制，发送有关人员，以便了解和掌握内蒙古地区的历史情况。“前指”认真落实陈伯达的指示，要求内蒙古图书馆三个月内复制若干份，供有关领导使用。　　

　　如此大部头的书，要求三个月印制完成，实在是勉为其难。但有高层领导的指示，内蒙古图书馆积极开展工作。邀请了文史研究馆、参事室和政协的十一位同志，加上图书馆一位同志，共十二人组成了班子，以一九六零年整理稿为基础，继续加工，誊抄。并作了小部分修改，主要是解决前后矛盾、重复之处，订正明显错误。将原来的一百一十三卷合编为九十九卷，删除了原撰“政党”一卷，补编“大事志”一卷（在傅增湘编纂的大事志基础上作了增补）。到十一月九日，拟定出版的第一册（一至八卷）签字付印。待第二、三册（九至二十三卷）发稿后，即一九七一年四月一日，“前指”突然令其停止《绥远通志》出版。其时，全书四百万字，印厂已拣字二百九十五万七千字，近四分之三。并且已拼版三千八百二十块，完成三校的已有五十多卷。令人可惜的是，除已打成纸型的二十三卷外，其余竟全部拆版销毁。此书出版再次夭折。　　

于北辰主任力主付梓  好计划又成镜花水月　　

  《绥远通志》出版再次夭折，内蒙古图书馆领导及同志们十分痛心。此后继续呼吁出版，但苦于形势，终无结果。直到一九七六年三月，通过内蒙古大学蒙古史研究室主任史筠同志，向内蒙古革命委员会文教办公室提出了出版这部志书的建议。　　

　　当时主持文教办公室常务工作的是于北辰同志。于北辰是四川省大足县人，一九三七年十月投身革命，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四川省抗敌后援会宣传队第二大队长、成都学生救亡工作促进会党团书记、延安“韬奋书店”经理、团党中央统战部长、全国政协第二届委员、内蒙古大学副校长等职。于北辰同志听此汇报后，十分重视，认为这是一部难得的地方文献，具有重要价值，出版这部志书是文教工作者的责任。于北辰做了大量协调工作后，向内蒙古党委转文，请示出版事宜。很快，内蒙古党委批示同意出版。同时，还指定由内蒙古政协主持筹备。然而，具体运作时遇到了诸多难题，最主要的是专业人才不足和因财政困难出版经费无法解决。后又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提出建议，请该社负责此书出版，用三至五年时间出齐。内蒙古人民出版社虽然高度重视，但因出版工程巨大，同样受到人力财力的困扰，一时难以实现。但内蒙古人民出版社一直没有放弃相关工作，一九八零年，出版社作为重点出版项目，列入出版计划，经认真研究策划，决定要选用精通文史知识、熟悉文献编辑业务的人员来承担编辑任务，故指定了具有副编审职称的王挺栋同志担任责任编辑，特邀内蒙古图书馆副馆长张万仁先生、内蒙古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舍振邦先生、内蒙古大学教授包文汉先生对志稿中的“民族卷”等部分内容及文字表述进行了审阅。几经寒暑，这些同志为志稿的修订付出了汗水。　　

　　如此往复，志稿虽倍受诸多领导重视，许多专家学者忘我为其辛劳，且多次作出出版计划，然终未刊行，出版之事仍为镜花水月。　　

逢盛世鸿篇巨制终出版  兴大业一方全史益后人　　

　　改革开放，百业待举。社会发展日新月异。至二零零四年，时任内蒙古自治区新闻出版局局长石玉平同志认为，《绥远通志》具有鲜明的地区特色和民族特色，作为地方旧志，在体例上又有别于其他旧志，经过近百位前贤学者及当代知名专家的努力，其价值非凡，故主张将此书列为迎接内蒙古自治区成立六十周年的献礼图书。此举得到中国共产党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宣传部、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的肯定和支持。组成了《绥远通志稿》出版委员会，乌兰为主任委员，张国民、 ***、石玉平为副主任委员，其他委员有阿古拉、布仁巴雅尔、高金祥、王东生。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承担校勘、编辑、出版任务。出版社组织了强大的出版班子，由社长王东生全面负责，总编室主任莎日娜负责工作协调、编审王挺栋、李可达担任责任编辑，出版部主任志鹏、出版社驻京办事处主任王继雄负责排版印刷事宜，副编审徐敬东负责封面装帧设计。还聘请了知名学者钱占元、忒莫勒、孙利中及资深编校李成业、冀步良等人再一次进行校勘，历时一年多，至二零零七年内蒙古自治区成立六十周年庆典大会前夕终于出版问世，第一版第一次印制两千套。

　2007年内蒙古人民出版社首版12册100卷本《绥远通志稿》 　

　　封面书名采用了荣祥原稿手书墨迹“绥远通志稿”五个字，故该“通志”称《绥远通志稿》。志书内记述了原绥远省所辖十六县二设置局和乌、伊两盟十三旗的历史沿革、地理疆域、山川河流、自然气候、地蕴物产、土地人口、农牧经济、工商产业、文物古迹、政治设施、文化教育、民族宗教、水利垦务、交通邮电、财政税课、军警政法、自治法团、灾异赈务、古今人物和大事志等。上起公元前三零七年（战国赵武灵王十九年），下迄公元一九三五年（民国二十四年），总括二千二百四十二年的历史。全书一百卷，十二册。其中第十二册为附册，系清咸丰十一年成书但从未刊行的《归绥识略》。专家评论此志书独到之处在于：卷首不列天文分野，沿革等“非只摘录史书，述而不作”，垦务一卷有垦务经过、蒙古民族抗拒垦荒等专述，水利一卷记有“后套”水利发展史及有功的人物，大事志一卷实为北方少数民族互争雄长、迁徙分合的编年纪录史，商业一卷，其材料源于实地调查，根据大盛魁商号二百年的账簿制作了《清代商货价格变动表》等。宗教、民变、方技、艺文等卷均有弥补以往志书的不足之处。　　

　　经几代志士仁人呕心沥血，《绥远通志稿》终于刊行于世，可告慰前辈学者，可益于后世仁人！　　

       注：本文写作时参考了《绥远通志稿》（2007年8月版）的《前言》、《后记》、《附册说明》，藏园居士1939年《绥远通志序》，梁容若1946年5月《<绥远通志稿>之缘起与现在》，白光远1987年《伪蒙疆时期傅增湘修成<绥远通志>经过概述》，张万仁1984年《关于<绥远通志稿>的记述》，忒莫勒1998《<绥远通志稿>版本考述》等文章。　　

                                       （作者：内蒙古自治区新闻出版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