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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期

  • （文化长廊）乔家大院史与剧
  •     从余秋雨那篇大文化散文《抱愧山西》和张艺谋执导的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与世人见面后；晋商、乔家、山西，不得不让人们回眸重新审视。并由此引发了对晋商文化进行研究、去晋商大院旅游的热潮。
        这些经济、文化现象的出现，不独是一二部文化作品使然。而是与我国市场经济的背景和步履相适应的。近日央视黄金时段热播《乔家大院》，使晋商文化的探究再掀波澜。
        余秋雨在《抱愧山西》中写到了乔家大院的创业始祖乔贵发。但他说，晋商发迹始于走西口，始于乔贵发这一代走西口人，就言之差焉。不过余文不是一篇考据的文章，也无伤大雅。说道此，因乔家是清代晋商巨族，就需简要追溯一下晋商的兴起。
        山西人经商，历史久远。有的学者认为“贾”出于“盐”，而“盐”即指河东解州（山西运城一带）池盐。夏、商、周三代国都大体都在汉东解州池盐的消费区，池盐可谓三代文明的经济基础。中国商业的起源，同盐有着密切关系，最早的重要商品就是盐，因此中国最早的商人恐怕就是晋商。春秋时期，晋国为了远销他国的剩余产品，曾采取“轻关、易运、通商、宽农”等政策，以致晋南绛邑富商“其财足以金玉其车，文错其服”，“能行诸侯之贿”（《晋商兴衰史》）。唐女皇武则天其父武士彟，就是隋唐时期山西文水的大木材商。李渊晋阳起兵，曾得到武士彟的财力支持。
        晋商兴起应为明代，之后称雄明清商界五百年。梁启超曾说：“对于外人批评吾国商业能力，常无辞以对，独至此有历史、有基础、能继续发达的山西商人，鄙人常自夸于世界人之前。”晋商的兴起，得益于明朝政府推行的“开中制”。明政府为巩固边塞的军事目的，出榜招商，由应召商人将内地粮食等实物运至边防卫所，换取政府盐引（因盐的生产、流通是政府直接控制）。盐引就是商人取得了盐的专卖权。商人即可到指定盐场支盐销售。
        山西商人正是利用了地临北方边镇的地理优势，以开中制为契机，捷足先登兴起于商界。
        乔家大院在山西省祁县乔家堡村。其创业始祖、奠基人叫乔贵发，发迹于清乾隆年间的包头。乾隆初，乔贵发为生计所迫只身出口外，先到萨拉齐后到包头开小作坊、经营小本生意谋生。他靠诚信勤勉，生意逐渐兴旺，开起了“复盛公”商号，后发展到复字号联号十几家。复字号商号对当时包头城镇的兴起和商业繁荣，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至今老包头人还流传着一句民谚“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
        电视连续剧《乔家大院》主人公乔致庸是乔贵发之孙。乔致庸名取“不偏不倚，执用两中”之意，定堂名为在中堂。他的小名叫亮儿，乡人称亮财主。生于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卒于1907年，享年89岁。乔致庸人如其名，坚信中庸之道，待人随和，处事圆通，颇多善举，经常周济贫困乡邻。十分好学，手不释卷，青年时曾中秀才。后因其兄致广早丧，家政无人主持，便弃文从商，且很快在经商中显示出卓越的才华。
        乔致庸是乔家出类拔萃的人物。在他主持家政时期，在中堂事业突飞猛进，很有发展。先有复字号称雄包头地面，后有“大德通”、“大德恒”两票号活跃于全国各大城市、水陆码头，创建了乔家商业的鼎盛时期，到光绪末年在中堂的资产仅流动资本就有700万两—1000万两的白银之巨。
        乔致庸在家乡大兴土木、光大门庭，宅第范围已扩建到现乔家大院的三分之二。乔致庸一生娶过6房女人（家规不准纳妾）都是续弦，生有6个儿子，11个孙子。1907年，乔致庸去世时，丧事办得十分隆重，成为轰动方圆数十里的大出殡。
        近年来，由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改编、创作播出的电视剧，每每受到史学家们的指责和不屑。史家所指主要是剧情有违史实，场景、服装道具、人物语言性格不合历史情境，甚至主题有悖史论等。
        《乔》剧摄取、营造的晋商所在的地域、历史文化氛围，较符合真实历史情境。人物之间、人与环境的矛盾冲突，故事情节，有很强的观赏性、艺术性，达到了较高的收视率。
        但是，该剧的编导等主创人员为了“好看”，获高收视率，同样违背了一些晋商史实。
        据我所知，明清晋商首创了资本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制。财东选聘贤能者委任总经理（大掌柜），将商号资本、人事全权交付经营管理。财东平时对号事不干预、不过问，只等年终和账期的“财务报告”，按股分红或对大掌柜进行赏罚决定辞聘。
        《乔》剧中的东家乔致庸却始终充当了大掌柜的角色。经常置身号内，一切经营活动事必躬亲，俨然一套家长制，集东家与掌柜于一身，大掌柜却形同仆人，一切言听计从乔东家。
        编导们单纯追求有戏好看，让乔致庸忘了自己的身份，忘了晋商行规。
        诚然，这是一部电视剧，是对晋商的艺术创作，而非晋商研究。但是对晋商首创的经理负责制，且对现代企业仍可资借鉴，决定晋商成功至关重要的组织管理制度的史实不能违背。《乔》剧违背了晋商这一基本史实，算是一处硬伤。况且，我们拍摄播出任何一部历史剧除了赚钱，总该有其现实意义吧。应让观众知晓，你看人家晋商，几百年前就实行了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
        再说主人公乔致庸的性格塑造。出身在山西腹地祁县，自小尊儒读书，家规门风甚严，又从商服贾；在地域、家风、行业的传承熏染下，乔致庸应是一个内敛、儒雅、忠诚、谨言、慎行，又聪敏而内刚的晋人性格。这是由地域性格基因和家风商行的熏陶历练造就的。
        据史料载：“乔致庸治家严谨，他亲手订立六条家规，一不准纳妾，二不准虐仆，三不准嫖妓，四不准吸毒，五不准赌博，六不准酗酒。他谆谆告诫子孙做人要：“气忌燥、言忌浮、才忌露、学忌满、胆欲大、心欲小、知欲圆、行欲方。”
        而剧中的乔致庸常常表现的气燥才露，颇有几分侠气阔少的做派，动辄喝令：“拿酒、来人、下去……”这像是一个晋商的脸谱吗？
        也许有人说，乔致庸是晋商集体脸谱中“这一个”；不对，我理解，“这一个”应是晋商集体脸谱中的典型，而不是“典型环境”中的另类人物。正如有评论说，陈建斌（乔致庸扮演者）的表演过了。我赞同。
        以上指出晋商行规和人格在《乔》剧创作中有失严谨外，另有几处重要细节也应挑剔一下。晋商乔家雇女佣都是老妈子，不用年轻女子，剧中此条犯了禁。乔致庸口称：“先有复盛公，后有归化城”，也错了。虽然乔家也在归化城开了联号，但乔家发迹在包头，应是“后有包头城”。还有乔致庸一行出了杀虎口前往包头，途中怎么又经过雁门关？
        几处细节之误虽无关宏旨，但是不该出现的。
        纵观《乔》剧全剧虽有诸处不足，毕竟瑕不掩瑜还是一部成功之作。这不是一篇评论的例行套话酬酢之语。其成功在于全剧把握演绎了晋商进取敬业、群体的晋商精神及成功之道。这是晋商文化之魂。剧中几个人物性格塑造也是成功的，如孙茂才、陆大可、陆玉菡等，血肉丰满真实可信。
        《乔》剧始终有晋风晋韵的音乐萦绕其间，让人由不得想到晋商故里看看去。
    （作者：呼和浩特晚报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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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从余秋雨那篇大文化散文《抱愧山西》和张艺谋执导的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与世人见面后；晋商、乔家、山西，不得不让人们回眸重新审视。并由此引发了对晋商文化进行研究、去晋商大院旅游的热潮。
        这些经济、文化现象的出现，不独是一二部文化作品使然。而是与我国市场经济的背景和步履相适应的。近日央视黄金时段热播《乔家大院》，使晋商文化的探究再掀波澜。
        余秋雨在《抱愧山西》中写到了乔家大院的创业始祖乔贵发。但他说，晋商发迹始于走西口，始于乔贵发这一代走西口人，就言之差焉。不过余文不是一篇考据的文章，也无伤大雅。说道此，因乔家是清代晋商巨族，就需简要追溯一下晋商的兴起。
        山西人经商，历史久远。有的学者认为“贾”出于“盐”，而“盐”即指河东解州（山西运城一带）池盐。夏、商、周三代国都大体都在汉东解州池盐的消费区，池盐可谓三代文明的经济基础。中国商业的起源，同盐有着密切关系，最早的重要商品就是盐，因此中国最早的商人恐怕就是晋商。春秋时期，晋国为了远销他国的剩余产品，曾采取“轻关、易运、通商、宽农”等政策，以致晋南绛邑富商“其财足以金玉其车，文错其服”，“能行诸侯之贿”（《晋商兴衰史》）。唐女皇武则天其父武士彟，就是隋唐时期山西文水的大木材商。李渊晋阳起兵，曾得到武士彟的财力支持。
        晋商兴起应为明代，之后称雄明清商界五百年。梁启超曾说：“对于外人批评吾国商业能力，常无辞以对，独至此有历史、有基础、能继续发达的山西商人，鄙人常自夸于世界人之前。”晋商的兴起，得益于明朝政府推行的“开中制”。明政府为巩固边塞的军事目的，出榜招商，由应召商人将内地粮食等实物运至边防卫所，换取政府盐引（因盐的生产、流通是政府直接控制）。盐引就是商人取得了盐的专卖权。商人即可到指定盐场支盐销售。
        山西商人正是利用了地临北方边镇的地理优势，以开中制为契机，捷足先登兴起于商界。
        乔家大院在山西省祁县乔家堡村。其创业始祖、奠基人叫乔贵发，发迹于清乾隆年间的包头。乾隆初，乔贵发为生计所迫只身出口外，先到萨拉齐后到包头开小作坊、经营小本生意谋生。他靠诚信勤勉，生意逐渐兴旺，开起了“复盛公”商号，后发展到复字号联号十几家。复字号商号对当时包头城镇的兴起和商业繁荣，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至今老包头人还流传着一句民谚“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
        电视连续剧《乔家大院》主人公乔致庸是乔贵发之孙。乔致庸名取“不偏不倚，执用两中”之意，定堂名为在中堂。他的小名叫亮儿，乡人称亮财主。生于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卒于1907年，享年89岁。乔致庸人如其名，坚信中庸之道，待人随和，处事圆通，颇多善举，经常周济贫困乡邻。十分好学，手不释卷，青年时曾中秀才。后因其兄致广早丧，家政无人主持，便弃文从商，且很快在经商中显示出卓越的才华。
        乔致庸是乔家出类拔萃的人物。在他主持家政时期，在中堂事业突飞猛进，很有发展。先有复字号称雄包头地面，后有“大德通”、“大德恒”两票号活跃于全国各大城市、水陆码头，创建了乔家商业的鼎盛时期，到光绪末年在中堂的资产仅流动资本就有700万两—1000万两的白银之巨。
        乔致庸在家乡大兴土木、光大门庭，宅第范围已扩建到现乔家大院的三分之二。乔致庸一生娶过6房女人（家规不准纳妾）都是续弦，生有6个儿子，11个孙子。1907年，乔致庸去世时，丧事办得十分隆重，成为轰动方圆数十里的大出殡。
        近年来，由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改编、创作播出的电视剧，每每受到史学家们的指责和不屑。史家所指主要是剧情有违史实，场景、服装道具、人物语言性格不合历史情境，甚至主题有悖史论等。
        《乔》剧摄取、营造的晋商所在的地域、历史文化氛围，较符合真实历史情境。人物之间、人与环境的矛盾冲突，故事情节，有很强的观赏性、艺术性，达到了较高的收视率。
        但是，该剧的编导等主创人员为了“好看”，获高收视率，同样违背了一些晋商史实。
        据我所知，明清晋商首创了资本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制。财东选聘贤能者委任总经理（大掌柜），将商号资本、人事全权交付经营管理。财东平时对号事不干预、不过问，只等年终和账期的“财务报告”，按股分红或对大掌柜进行赏罚决定辞聘。
        《乔》剧中的东家乔致庸却始终充当了大掌柜的角色。经常置身号内，一切经营活动事必躬亲，俨然一套家长制，集东家与掌柜于一身，大掌柜却形同仆人，一切言听计从乔东家。
        编导们单纯追求有戏好看，让乔致庸忘了自己的身份，忘了晋商行规。
        诚然，这是一部电视剧，是对晋商的艺术创作，而非晋商研究。但是对晋商首创的经理负责制，且对现代企业仍可资借鉴，决定晋商成功至关重要的组织管理制度的史实不能违背。《乔》剧违背了晋商这一基本史实，算是一处硬伤。况且，我们拍摄播出任何一部历史剧除了赚钱，总该有其现实意义吧。应让观众知晓，你看人家晋商，几百年前就实行了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
        再说主人公乔致庸的性格塑造。出身在山西腹地祁县，自小尊儒读书，家规门风甚严，又从商服贾；在地域、家风、行业的传承熏染下，乔致庸应是一个内敛、儒雅、忠诚、谨言、慎行，又聪敏而内刚的晋人性格。这是由地域性格基因和家风商行的熏陶历练造就的。
        据史料载：“乔致庸治家严谨，他亲手订立六条家规，一不准纳妾，二不准虐仆，三不准嫖妓，四不准吸毒，五不准赌博，六不准酗酒。他谆谆告诫子孙做人要：“气忌燥、言忌浮、才忌露、学忌满、胆欲大、心欲小、知欲圆、行欲方。”
        而剧中的乔致庸常常表现的气燥才露，颇有几分侠气阔少的做派，动辄喝令：“拿酒、来人、下去……”这像是一个晋商的脸谱吗？
        也许有人说，乔致庸是晋商集体脸谱中“这一个”；不对，我理解，“这一个”应是晋商集体脸谱中的典型，而不是“典型环境”中的另类人物。正如有评论说，陈建斌（乔致庸扮演者）的表演过了。我赞同。
        以上指出晋商行规和人格在《乔》剧创作中有失严谨外，另有几处重要细节也应挑剔一下。晋商乔家雇女佣都是老妈子，不用年轻女子，剧中此条犯了禁。乔致庸口称：“先有复盛公，后有归化城”，也错了。虽然乔家也在归化城开了联号，但乔家发迹在包头，应是“后有包头城”。还有乔致庸一行出了杀虎口前往包头，途中怎么又经过雁门关？
        几处细节之误虽无关宏旨，但是不该出现的。
        纵观《乔》剧全剧虽有诸处不足，毕竟瑕不掩瑜还是一部成功之作。这不是一篇评论的例行套话酬酢之语。其成功在于全剧把握演绎了晋商进取敬业、群体的晋商精神及成功之道。这是晋商文化之魂。剧中几个人物性格塑造也是成功的，如孙茂才、陆大可、陆玉菡等，血肉丰满真实可信。
        《乔》剧始终有晋风晋韵的音乐萦绕其间，让人由不得想到晋商故里看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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