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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期

  • （史海钩沉）内蒙古明代长城访古
  •     中国万里长城是中古世界七大奇迹之一，已被列入中国国家保护的重点文物；又被列入世界人类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项目。
        上下两千多年，纵横十万余里的长城，在过去也曾经充当过金戈铁马、逐鹿争雄的角色；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国家的统一，中华各民族人民的大团结，长城早已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当作历史遗迹被保存下来。
        新中国成立后，各族人民团结一心，亲如一家，长城早已化干戈为玉帛；昔日金戈铁马的战场已变成了名胜古迹；古老的长城装点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锦绣山河，使她更添风采。“不到长城非好汉”，已经成了中外游人的一句豪言壮语①。
    (一)
        内蒙古长城的长度，据专家们1979年调查结果，竟达三万多里，约占全国十六个有长城的省市自治区的三分之一，居其他有长城的省市自治区的长城长度之首。秦、汉、辽、金、明各代的长城遗址均有保存，其中明代长城遗址保存尤为完好，可饱中外游人眼福。
        明代称长城为“边”，或“边墙”②。就其功能和规模而言，又分为“大边”，“小边”，“主边”，“次边”；也有在重要关隘险塞地段修建几重城墙的，有的甚至多到十几重的。明代长城也有用数码排列称谓的，曰“一边”、“二边”、“三边” 、“四边”。一般称两道平行或分岔的长城曰“外边”与“内边”。“外边”又称“外长城”，“内边”又称“内长城”。
    　　明代“外长城”，东起北京市延庆县四海冶，在四海冶与内长城分岔，西北行，经张家口，又西行，经大同、内蒙古兴和而止于清水河县北堡乡口子上村；从这里与内长城连接。这道外长城(外边)属于明朝大边(或曰正边、主边)，是明朝所筑万里长城的重要地段。明长城由口子上村继续行经山西偏关直至内蒙古准格尔旗东南部的马栅乡大战村，这段也属大边。大边在内蒙古境内的约长九百九十里③。
        明代“内长城”位于外长城之南。内长城(内边)东起北京延庆县四海冶，从外长城分出，走居庸关西南，经河北省的紫荆关和倒马关，而后进入山西省的平型关；又西行，经雁门关、宁武关，折北，经老营堡而达丫角山(也叫鸦角山)北麓的清水河县北堡乡口子村，在这里复与外长城相接。内长城全长二千零五十里，在内蒙古境内的只有十余里④。
        “次边”是与“主边”相对而言。规模不及主边(大边)。内蒙古境内的明次边是明代最早修建的长城，也称“二道边”，或叫“二道边墙”，位于大边之北。次边西起清水河县单台子乡青草峁(mao卯)村；从外长城分出，东北行，经清水河县城西北，沿盘山西岭进入和林县和凉城县；又绕丰镇县隆盛庄村，东行，最后到达兴和县的平顶山，成一弧形。次边全长大约七百里，均在内蒙古乌兰察布盟境内⑤。
        次边、外边和内边是明代都城北京的西北屏障。次边居于前，外边位于中，内边处于后，它们互相联系，密切配合，结为一体，构成了拱卫京畿西北的坚固的军事防线⑥。
    （二）
        1368年(明洪武元年)元朝皇帝妥欢帖睦尔从大都(今北京)退出后，先至上都(即开平。今内蒙古正兰旗五一牧场)。当时，蒙古高原上的蒙古各部分布的情况：东自呼伦贝尔湖以南的色楞格河流域；西至天山匝盆河、科布多河流域、哈刺额尔齐斯河以南准噶尔盆地；北抵额尔齐斯河、叶尼塞河上游；南至长城的广大地面均为蒙古族各部所分布。
        在辽东方面，仍属故元太尉纳哈出的势力，他拥兵二十余万。在陕西、甘肃方面，则属故元河南王扩廓帖木儿的势力，他拥兵十余万。在云南方面，则属故元宗室梁王的势力，梁王把匝刺瓦尔密统治下有十余万蒙古驻军。
        元顺帝为了重新恢复元朝的统治，在军事上的部署：以辽东为左臂，陕、甘为右臂，云南为犄角，联络高丽，他本人居中指挥。从当时的形式分析，朱元璋想要与妥欢帖睦尔在军事上决一死战，不论是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这几方面来对比，朱元璋一方，想获得胜利，简直太渺茫了；客观的形势迫使朱元璋对北方蒙古族的政策只能是争取通好为主，积极防御为辅(不过有时也采取进攻战的手段)。这就是明朝修建长城的缘起。魏焕《九边考》记载；自妥欢帖睦尔退出大都后，明朝“混一寰宇，东至辽海，西尽酒泉，延袤万里；中间渔阳、上谷、云中、朔、代，以至上郡；北地灵武、皋兰、河西，山川联络，列镇屯兵，带甲四十万，据大险以制诸夷”。说的就是明初修建长城的情况。
        1370年(洪武三年)妥欢帖睦尔死于应昌(今内蒙古阿巴哈纳尔旗)，其子爱猷识理达腊嗣位，称毕里克图可汗，年号宣光，仍称国号曰元。历史上称“北元” 。“北元”的骑兵常常侵袭明朝北方行政区域，明廷防不胜防，当时的情况正如章潢《图书编·论北龙帝都垣》中所说：“四裔北边为急，倏来倏去，边备须严。”远在朱元璋夺取全国政权之前的龙凤三年 (1357年)，朱元璋接受了安徽休宁人朱升“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建议。所谓“高筑墙”，就是筑城墙防守的意思。一切军事行动的指导原则，就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进攻战固然是消灭敌人的主要手段，但是防御战则是辅助进攻或准备转入进攻的重要手段。明代修建“边墙”的实际效应，是辅助军事进攻的一种防御措施，对于“倏来倏去”的蒙古部族进扰的阵地战来说，确实起到良好的效果。正如洪亮吉《历代史案》中所说：“壮夫登高御‘寇’，以一当百，以逸待劳。外防抄掠，内勤耕牧。罢游骑而减戍卒，开屯田以裕边储，省转运以宽民力。五年间不特省军需四千余万，而屯种所积亦可三十万石。若役军十万，半载可城万里。万里之内，详加开垦，十年生聚之，军民殷富，比户可封，筹边之策，最无善于此者”。朱元璋取得全国政权的当年(洪武元年，1368年)，就着手了长城障塞的修建工程⑦。此后，在明朝统治的二百七十多年中，几乎从未停止过修建长城和经营边防。史载，自洪武至万历(1563年)，明朝先后十八次修建长城，最后完成了东起鸭绿江，西至嘉峪关，全长一万四千六百多里的万里长城⑧。
        内蒙古乌兰察布市文物工作者曾对明朝长城在其境内者，作过调查，在丰镇市隆盛庄东山角上发现一块石碑，其上记载：“洪武二十九年岁次丙午四月甲寅吉日，山西都指挥使司建。”按此碑文所载，内蒙古境内的“边墙”(简称“次过”)似建于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继之，明朝又于建文帝年间(1399年—1402年)修建“边墙”(简称“大边”或“主边”)，即《明史·兵制三》记载的：“建文中，自宣府迤西迄山西，缘边皆峻垣深壕，烽堠相接。”明朝的“次边”建于明初，它西据黄河东，北扼阴山，东面、南面与“大边”隔山相望，相互拱卫，是防御蒙古诸部骑兵南下的第一道险阻。《绥乘·要隘考》：“古长城其南境城址与明代外边，分山前山后，俗称二道边墙，其在清水河之南，偏关之北者，为明代大边。”这条西起清水河，东到兴和县的明代次边，护卫着明代外长城，又是塞外东胜卫(今托克托县)、镇虏卫(今和林县大红城)、玉林卫(今和林县榆林城)、宣德卫(今凉城县岱海东)的前哨依托，也是保卫明京城的第一道防线。明代“大边”即万里长城的主边墙，在永乐、成化、弘治、正德、嘉靖、隆庆、万历直到崇祯九年，都曾修建增筑，前后延续二百余年，方才完成。从清水河县至兴和县这一段明代次边，也同样是经历了几代帝王，才逐年分段筑成。
        明代次边在建筑上与明代大边不同。明代大边是一道墙，重要地段全是砖石建筑，整齐如一，雄伟壮观；而明次边是两道土墙并行，两道墙完全是夯土筑成，形如水槽，两边高起，中间为壕。这种双墙建筑结构似乎仿照金代长城。
        关于在山西大同以北，位于内蒙古境内的明代长城，《皇明九边考》云：“北镇城(大同)九十里为二边，又九十里为大边。各墙堡连络，以限边夷。后两边俱环，嘉靖十八年复筑——五堡与二边。”《内蒙古和山西省交界处的明代长城》一文中对《皇明九边考》的说法作了补充，作者认为“此所谓‘大边’，是丰镇隆盛庄长城遗迹，俗称‘次边’。而所谓‘二边’，是正德、嘉靖、隆庆、万历直到崇祯九年都曾增筑或修筑过的主体城墙，俗称‘次边’。”这里所说的在丰镇县隆盛庄的“次边”遗迹，位于隆盛庄北，西经西沟、台子山、红沙坝，插入凉城，东经二道沟、双台山进入兴和县⑨。根据《明史》记载，明代修建外长城当在建文年间。在内蒙古境内的外长城是明代大边的一部分，它东起兴和，中经丰镇、凉城、和林、西抵清水河的黄河岸。因长城界于内蒙古与山西的天镇、阳高、大同、左云、右玉、平鲁、偏关的交界处，又称山西长城。
    （三）
        明朝除了大规模修建长城，还在长城沿线设置了九个防守区，把长城划分成九段管辖，当时称谓“九镇”，各镇派总兵率军驻守。驻守兵丁平时屯田修缮长城，战时登临长城作战。这九镇是辽东镇、蓟镇、宣府镇、大同镇、山西镇、延绥镇、宁夏镇、固原镇、甘肃镇。内蒙古境内的明代长城属九镇中的大同、山西、延绥三镇管辖。《明史》载：“自偏头(今偏关)、宁武、雁门东抵平型关为山西长边，自右卫双墩至东洋河，镇口台为大同长边，自丫角山至双沟百四十里为紧边，自丫角山至老牛湾百四十里为紧边，论长边则大同为紧，山西差缓，论短边则均为最急。此皆迩河套，譬之门阖。”《明史·地理志》还谈到“九镇”皆分统卫所关堡，环列兵戎，纲维布置，可谓深且固矣。”文中所说的“卫所”，即明朝的军队编制，又称卫所制度。卫所制度是明朝的军事建制。据《明史·兵志》记载：“洪武二十六年，定天下都司卫所。共计都司十有七，留守司一，内外卫三百二十九，守御千户所六十五。及成祖在位二十余年，多所增改。”又说：“天下初定，度要害地，系一郡者设所，连郡者设卫，大率五千六百人为卫，千一百二十人为千户所，百十有二人为百户。所设总旗二，小旗十，大小联比以成军。”党中央设五军都督府。卫所之上统以都司(都指挥使司的简称)。据《明史》记载，卫所的设置先于都卫的设置，而都卫又先于都司的设置。卫所制度在于统制当地军马，修葺城池，它与府县的权限不同，府县则综理民刑钱谷。明朝初年定制，卫所与府县并设，意在军民分治，但在洪武二十年，尽罢府县之制，统一改置卫所，惟独永乐七年于辽阳、开元设自在、安乐二州而已，并用当地少数民族的头目为长官以治理之。
        明初，退居蒙古高原的蒙古族统治者意欲恢复元朝的统治，屡次出兵骚扰明境，明朝出兵回击，同时又在西辽河、老哈河流域的兀良哈部居住地设置卫所，共同联防。初则设福余外卫，以元裔兀良哈为都指挥，掌管卫所事务。洪武四年(1371年)在河套东设东胜卫(今托克托县)，其下属有失宝赤、五花城、斡鲁忽奴、燕只、瓮吉刺等五个千户所。
        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故元宗室辽王阿礼失里、会宁王、朵颜元帅府元帅归附明朝，明廷在潢水之北的临潢(内蒙古昭乌达盟巴林左旗附近)、庆州(内蒙古巴林旗白塔子)一带设置兀良哈三卫，即泰宁卫(辽宁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一带)、朵颜卫(辽宁省凌源县、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一带)、福余卫(辽宁省彰武及康平县一带)。以阿礼失里为泰宁卫指挥使、塔宾帖木儿为同知：以脱鲁忽察儿为朵颜卫指挥同知；以海撒答奚为福余卫指挥同知。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明朝在今巴林旗地方设置全宁卫，封故元知院捏怯来为全宁卫指挥使。又于达里泊附近设置应昌卫，封故元丞相失烈门为应昌卫指挥使。
        1403年，明成祖朱棣利用兀良哈部参加“靖难之役”夺得帝位，就把宁王朱权徙封于江西，移大宁都司于保定，而把大宁卫(辖境约在今平泉、赤峰、朝阳等县)分给兀良哈三卫作酬报。当时兀良哈三卫所统辖的地面：自广宁前屯卫抵喜峰口，近宣化曰朵颜卫；自锦、义历广宁至辽河曰泰宁卫(或作太宁)；由黄泥凹逾沈阳、铁岭至开原曰福余卫(或作伏余)。各置都督二人，官为世袭。其下分置指挥千户、百产等官，与明廷互市通贡。每年给兀良哈耕牛、农具、种籽、布帛等，让他们做明廷的“藩臣”，每岁朝贡二次，共六百人为额。兀良哈三卫所在地，东西长千里，南北阔倍之。这块土地介于明代军事防御外线之内，内线之外的战略要地。明廷自立兀良哈三卫之后，使辽东的开元，历兴中、大宁，抱红螺，跨独石，以达宣府；再宣府、大同迤西，直抵甘肃，地势险要，首尾相援，设险修关，严烽墩，修墙堡，形成巩固的军事防御线。当时外线是山河并险。内线山虽断续，险处亦多。正统以前，兀良哈部和明党中央王朝关系正常，地方安宁，明朝只不过是派遣都指挥或都督官于喜峰口、密云等处镇守，验放进出人员也就够了，无须多派其他官员。史书记载：明朝初期，疆域扩大的范围，军事力量的强盛，可以和汉、唐盛世时代相匹配。明太祖驱逐元顺帝于漠北，统一了中原，通好女真，于其地设卫所。明成祖继承了太祖余烈，扬兵威于东北，置奴儿干都司于黑龙江以北，混同江东岸的特林，立碑以记武功。又“遣使四出招徕。由是西域大小诸国莫不稽颡称臣，献琛恐后。又北穷沙漠，南极溟海，东西日出没之处，凡舟车可至者，无所不届。——盖兼汉唐之盛而有之。”⑩当时幅员之辽阔，军队、经济、政治之强盛可以想象了。
        仁宗(朱高炽)继位，军事上不谋远略，无安边通好四方之志，徒存老成持重的空名。此后，明代诸帝，亦无雄才大略者。自成祖自动放弃大宁卫，徙大宁都司于保定之后，继之兴和千户所沦丧，开平孤立无援。宣宗派阳武侯薛禄筑永宁卫五堡(即：团山、赤城、雕鹗、云州、独石)。宣德五年(1430年)六月，徙开平卫于独立(在今河北独石口一带)，从此，明王朝在塞北三百多里地面为我国少数民族蒙古族放牧的牧区，边镇因而空虚。昔日军事防守第二线的宣府、大同，今为之最前线的要塞。“九镇”军防残破，蒙古族游骑直逼明朝边塞，明朝首都北京三面受敌。辽东诸卫与宣府、怀来声息难通。蒙古族瓦刺诸部势力膨胀，西边诸卫名存实亡，遂演出了“土木之变”的一幕悲剧。
        又因东胜卫孤悬难守，明正统时再弃东胜。河套蒙古族诸部侵优中原无虚日。大同、宣府、雁门、延绥、固原、宁夏诸卫，烽烟频起。
        卫所兵丁的屯田在宣德年间已开始被明朝官吏和势家侵夺。尤其是分驻各边镇的亲王、太监、军官每每侵吞军土屯田，驱使军丁为已代耕。更因管理屯粮的官吏不问丰歉，逼勒屯军按额纳课，军丁不堪其虐，相继逃亡，使卫所军力日益亏损。
        成化、弘治、嘉靖间明廷“复套”（收复河套地）与“弃套”（放弃河套地）两派的党争愈演愈烈，其结局则以“复套”派首领大学士夏言、兵部侍郎曾铣俱就戮于西市的怨死而告终。在此期间，还串插着“筑墙”（修筑“边墙”）、“修堡”的大工程，每年糜费国家亿万两银子，仅收苟安于一时之功。此时，明朝的封建社会正走向没落、腐朽阶段，居统治地位的地主阶级腐化没落日益加深。自明朝仁宗以后的诸帝，没有一个雄才大略的人物，个个都是萎蘼不振之辈，使封建社会进一步衰落，已经到了“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残局，正如《明史·鞑靼传》所指出的那样：“正统后，边备废驰，声威不振，诸部长多比雄杰之姿，恃其暴强，迭出于中夏抗。边境之祸，逐与明终始。”同时，全国到处兴起农民起义运动，最后，明王朝被农民起义的暴力所推翻，卫所制度和“边墙”的防御工事也就消亡于哨烟涨漫之中了。万斯同在他的《明史乐府》中写道“秦人备胡筑长城，长城一筑天下倾，至今笑齿犹未冷。岂知明人防北狄，专籍筑城为长策，不曰长城曰边墙。版筑纷纷无时息，东方被报墙功完，西方又传虏寇边。虏入溃墙如平地，纵横饱掠无所忌。虏退复兴版筑功，朝筑暮筑竟何利？帅臣徒受内府金，川原空耗司农费。我闻汉人却虏得阴山，匈奴不敢窥幽燕。又闻唐人逾河城受降，突厥不敢掠朔方。自古御胡在扼险，岂在万里筑垣墙。屡朝庙算皆如此，奈何独笑秦始皇。”
        万斯同这首《明史乐府》所描写的明朝筑长城的情况正是明仁宗以后“版筑”的真实写照；其中“帅臣徒受内府金，川原空耗司农费”这两句词，真可谓入木三分，刻画出这一时期明廷“朝筑暮筑竟何利”的政治极端腐败到不可救药的地步。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各族人民团结一心，亲如一家，正如笔者上文所说：长城早已化干戈为玉帛，昔日金戈铁马的古战场已变成名胜古迹，装点着中华人民共和国锦绣山河，使她更添风采，以饱中外游人的眼福。
       
    　　注  释：
        ①高旺《内蒙古长城史话》，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1年4月第2次印。罗哲文先生写的序文。
    　　②万斯同《明史乐府》：“不曰长城曰边墙”。
    　　③ ④⑤⑥⑧高旺《内蒙古长城史话》。
    　　⑦详见拙文《明代洪武年间北方卫所置简表》。
    　　⑨《乌兰察布文物》1982年九月版。
    　　⑩《明史·西域传》。
    （作者：内蒙古社科院历史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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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下两千多年，纵横十万余里的长城，在过去也曾经充当过金戈铁马、逐鹿争雄的角色；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国家的统一，中华各民族人民的大团结，长城早已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当作历史遗迹被保存下来。
        新中国成立后，各族人民团结一心，亲如一家，长城早已化干戈为玉帛；昔日金戈铁马的战场已变成了名胜古迹；古老的长城装点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锦绣山河，使她更添风采。“不到长城非好汉”，已经成了中外游人的一句豪言壮语①。
    (一)
        内蒙古长城的长度，据专家们1979年调查结果，竟达三万多里，约占全国十六个有长城的省市自治区的三分之一，居其他有长城的省市自治区的长城长度之首。秦、汉、辽、金、明各代的长城遗址均有保存，其中明代长城遗址保存尤为完好，可饱中外游人眼福。
        明代称长城为“边”，或“边墙”②。就其功能和规模而言，又分为“大边”，“小边”，“主边”，“次边”；也有在重要关隘险塞地段修建几重城墙的，有的甚至多到十几重的。明代长城也有用数码排列称谓的，曰“一边”、“二边”、“三边” 、“四边”。一般称两道平行或分岔的长城曰“外边”与“内边”。“外边”又称“外长城”，“内边”又称“内长城”。
    　　明代“外长城”，东起北京市延庆县四海冶，在四海冶与内长城分岔，西北行，经张家口，又西行，经大同、内蒙古兴和而止于清水河县北堡乡口子上村；从这里与内长城连接。这道外长城(外边)属于明朝大边(或曰正边、主边)，是明朝所筑万里长城的重要地段。明长城由口子上村继续行经山西偏关直至内蒙古准格尔旗东南部的马栅乡大战村，这段也属大边。大边在内蒙古境内的约长九百九十里③。
        明代“内长城”位于外长城之南。内长城(内边)东起北京延庆县四海冶，从外长城分出，走居庸关西南，经河北省的紫荆关和倒马关，而后进入山西省的平型关；又西行，经雁门关、宁武关，折北，经老营堡而达丫角山(也叫鸦角山)北麓的清水河县北堡乡口子村，在这里复与外长城相接。内长城全长二千零五十里，在内蒙古境内的只有十余里④。
        “次边”是与“主边”相对而言。规模不及主边(大边)。内蒙古境内的明次边是明代最早修建的长城，也称“二道边”，或叫“二道边墙”，位于大边之北。次边西起清水河县单台子乡青草峁(mao卯)村；从外长城分出，东北行，经清水河县城西北，沿盘山西岭进入和林县和凉城县；又绕丰镇县隆盛庄村，东行，最后到达兴和县的平顶山，成一弧形。次边全长大约七百里，均在内蒙古乌兰察布盟境内⑤。
        次边、外边和内边是明代都城北京的西北屏障。次边居于前，外边位于中，内边处于后，它们互相联系，密切配合，结为一体，构成了拱卫京畿西北的坚固的军事防线⑥。
    （二）
        1368年(明洪武元年)元朝皇帝妥欢帖睦尔从大都(今北京)退出后，先至上都(即开平。今内蒙古正兰旗五一牧场)。当时，蒙古高原上的蒙古各部分布的情况：东自呼伦贝尔湖以南的色楞格河流域；西至天山匝盆河、科布多河流域、哈刺额尔齐斯河以南准噶尔盆地；北抵额尔齐斯河、叶尼塞河上游；南至长城的广大地面均为蒙古族各部所分布。
        在辽东方面，仍属故元太尉纳哈出的势力，他拥兵二十余万。在陕西、甘肃方面，则属故元河南王扩廓帖木儿的势力，他拥兵十余万。在云南方面，则属故元宗室梁王的势力，梁王把匝刺瓦尔密统治下有十余万蒙古驻军。
        元顺帝为了重新恢复元朝的统治，在军事上的部署：以辽东为左臂，陕、甘为右臂，云南为犄角，联络高丽，他本人居中指挥。从当时的形式分析，朱元璋想要与妥欢帖睦尔在军事上决一死战，不论是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这几方面来对比，朱元璋一方，想获得胜利，简直太渺茫了；客观的形势迫使朱元璋对北方蒙古族的政策只能是争取通好为主，积极防御为辅(不过有时也采取进攻战的手段)。这就是明朝修建长城的缘起。魏焕《九边考》记载；自妥欢帖睦尔退出大都后，明朝“混一寰宇，东至辽海，西尽酒泉，延袤万里；中间渔阳、上谷、云中、朔、代，以至上郡；北地灵武、皋兰、河西，山川联络，列镇屯兵，带甲四十万，据大险以制诸夷”。说的就是明初修建长城的情况。
        1370年(洪武三年)妥欢帖睦尔死于应昌(今内蒙古阿巴哈纳尔旗)，其子爱猷识理达腊嗣位，称毕里克图可汗，年号宣光，仍称国号曰元。历史上称“北元” 。“北元”的骑兵常常侵袭明朝北方行政区域，明廷防不胜防，当时的情况正如章潢《图书编·论北龙帝都垣》中所说：“四裔北边为急，倏来倏去，边备须严。”远在朱元璋夺取全国政权之前的龙凤三年 (1357年)，朱元璋接受了安徽休宁人朱升“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建议。所谓“高筑墙”，就是筑城墙防守的意思。一切军事行动的指导原则，就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进攻战固然是消灭敌人的主要手段，但是防御战则是辅助进攻或准备转入进攻的重要手段。明代修建“边墙”的实际效应，是辅助军事进攻的一种防御措施，对于“倏来倏去”的蒙古部族进扰的阵地战来说，确实起到良好的效果。正如洪亮吉《历代史案》中所说：“壮夫登高御‘寇’，以一当百，以逸待劳。外防抄掠，内勤耕牧。罢游骑而减戍卒，开屯田以裕边储，省转运以宽民力。五年间不特省军需四千余万，而屯种所积亦可三十万石。若役军十万，半载可城万里。万里之内，详加开垦，十年生聚之，军民殷富，比户可封，筹边之策，最无善于此者”。朱元璋取得全国政权的当年(洪武元年，1368年)，就着手了长城障塞的修建工程⑦。此后，在明朝统治的二百七十多年中，几乎从未停止过修建长城和经营边防。史载，自洪武至万历(1563年)，明朝先后十八次修建长城，最后完成了东起鸭绿江，西至嘉峪关，全长一万四千六百多里的万里长城⑧。
        内蒙古乌兰察布市文物工作者曾对明朝长城在其境内者，作过调查，在丰镇市隆盛庄东山角上发现一块石碑，其上记载：“洪武二十九年岁次丙午四月甲寅吉日，山西都指挥使司建。”按此碑文所载，内蒙古境内的“边墙”(简称“次过”)似建于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继之，明朝又于建文帝年间(1399年—1402年)修建“边墙”(简称“大边”或“主边”)，即《明史·兵制三》记载的：“建文中，自宣府迤西迄山西，缘边皆峻垣深壕，烽堠相接。”明朝的“次边”建于明初，它西据黄河东，北扼阴山，东面、南面与“大边”隔山相望，相互拱卫，是防御蒙古诸部骑兵南下的第一道险阻。《绥乘·要隘考》：“古长城其南境城址与明代外边，分山前山后，俗称二道边墙，其在清水河之南，偏关之北者，为明代大边。”这条西起清水河，东到兴和县的明代次边，护卫着明代外长城，又是塞外东胜卫(今托克托县)、镇虏卫(今和林县大红城)、玉林卫(今和林县榆林城)、宣德卫(今凉城县岱海东)的前哨依托，也是保卫明京城的第一道防线。明代“大边”即万里长城的主边墙，在永乐、成化、弘治、正德、嘉靖、隆庆、万历直到崇祯九年，都曾修建增筑，前后延续二百余年，方才完成。从清水河县至兴和县这一段明代次边，也同样是经历了几代帝王，才逐年分段筑成。
        明代次边在建筑上与明代大边不同。明代大边是一道墙，重要地段全是砖石建筑，整齐如一，雄伟壮观；而明次边是两道土墙并行，两道墙完全是夯土筑成，形如水槽，两边高起，中间为壕。这种双墙建筑结构似乎仿照金代长城。
        关于在山西大同以北，位于内蒙古境内的明代长城，《皇明九边考》云：“北镇城(大同)九十里为二边，又九十里为大边。各墙堡连络，以限边夷。后两边俱环，嘉靖十八年复筑——五堡与二边。”《内蒙古和山西省交界处的明代长城》一文中对《皇明九边考》的说法作了补充，作者认为“此所谓‘大边’，是丰镇隆盛庄长城遗迹，俗称‘次边’。而所谓‘二边’，是正德、嘉靖、隆庆、万历直到崇祯九年都曾增筑或修筑过的主体城墙，俗称‘次边’。”这里所说的在丰镇县隆盛庄的“次边”遗迹，位于隆盛庄北，西经西沟、台子山、红沙坝，插入凉城，东经二道沟、双台山进入兴和县⑨。根据《明史》记载，明代修建外长城当在建文年间。在内蒙古境内的外长城是明代大边的一部分，它东起兴和，中经丰镇、凉城、和林、西抵清水河的黄河岸。因长城界于内蒙古与山西的天镇、阳高、大同、左云、右玉、平鲁、偏关的交界处，又称山西长城。
    （三）
        明朝除了大规模修建长城，还在长城沿线设置了九个防守区，把长城划分成九段管辖，当时称谓“九镇”，各镇派总兵率军驻守。驻守兵丁平时屯田修缮长城，战时登临长城作战。这九镇是辽东镇、蓟镇、宣府镇、大同镇、山西镇、延绥镇、宁夏镇、固原镇、甘肃镇。内蒙古境内的明代长城属九镇中的大同、山西、延绥三镇管辖。《明史》载：“自偏头(今偏关)、宁武、雁门东抵平型关为山西长边，自右卫双墩至东洋河，镇口台为大同长边，自丫角山至双沟百四十里为紧边，自丫角山至老牛湾百四十里为紧边，论长边则大同为紧，山西差缓，论短边则均为最急。此皆迩河套，譬之门阖。”《明史·地理志》还谈到“九镇”皆分统卫所关堡，环列兵戎，纲维布置，可谓深且固矣。”文中所说的“卫所”，即明朝的军队编制，又称卫所制度。卫所制度是明朝的军事建制。据《明史·兵志》记载：“洪武二十六年，定天下都司卫所。共计都司十有七，留守司一，内外卫三百二十九，守御千户所六十五。及成祖在位二十余年，多所增改。”又说：“天下初定，度要害地，系一郡者设所，连郡者设卫，大率五千六百人为卫，千一百二十人为千户所，百十有二人为百户。所设总旗二，小旗十，大小联比以成军。”党中央设五军都督府。卫所之上统以都司(都指挥使司的简称)。据《明史》记载，卫所的设置先于都卫的设置，而都卫又先于都司的设置。卫所制度在于统制当地军马，修葺城池，它与府县的权限不同，府县则综理民刑钱谷。明朝初年定制，卫所与府县并设，意在军民分治，但在洪武二十年，尽罢府县之制，统一改置卫所，惟独永乐七年于辽阳、开元设自在、安乐二州而已，并用当地少数民族的头目为长官以治理之。
        明初，退居蒙古高原的蒙古族统治者意欲恢复元朝的统治，屡次出兵骚扰明境，明朝出兵回击，同时又在西辽河、老哈河流域的兀良哈部居住地设置卫所，共同联防。初则设福余外卫，以元裔兀良哈为都指挥，掌管卫所事务。洪武四年(1371年)在河套东设东胜卫(今托克托县)，其下属有失宝赤、五花城、斡鲁忽奴、燕只、瓮吉刺等五个千户所。
        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故元宗室辽王阿礼失里、会宁王、朵颜元帅府元帅归附明朝，明廷在潢水之北的临潢(内蒙古昭乌达盟巴林左旗附近)、庆州(内蒙古巴林旗白塔子)一带设置兀良哈三卫，即泰宁卫(辽宁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一带)、朵颜卫(辽宁省凌源县、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一带)、福余卫(辽宁省彰武及康平县一带)。以阿礼失里为泰宁卫指挥使、塔宾帖木儿为同知：以脱鲁忽察儿为朵颜卫指挥同知；以海撒答奚为福余卫指挥同知。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明朝在今巴林旗地方设置全宁卫，封故元知院捏怯来为全宁卫指挥使。又于达里泊附近设置应昌卫，封故元丞相失烈门为应昌卫指挥使。
        1403年，明成祖朱棣利用兀良哈部参加“靖难之役”夺得帝位，就把宁王朱权徙封于江西，移大宁都司于保定，而把大宁卫(辖境约在今平泉、赤峰、朝阳等县)分给兀良哈三卫作酬报。当时兀良哈三卫所统辖的地面：自广宁前屯卫抵喜峰口，近宣化曰朵颜卫；自锦、义历广宁至辽河曰泰宁卫(或作太宁)；由黄泥凹逾沈阳、铁岭至开原曰福余卫(或作伏余)。各置都督二人，官为世袭。其下分置指挥千户、百产等官，与明廷互市通贡。每年给兀良哈耕牛、农具、种籽、布帛等，让他们做明廷的“藩臣”，每岁朝贡二次，共六百人为额。兀良哈三卫所在地，东西长千里，南北阔倍之。这块土地介于明代军事防御外线之内，内线之外的战略要地。明廷自立兀良哈三卫之后，使辽东的开元，历兴中、大宁，抱红螺，跨独石，以达宣府；再宣府、大同迤西，直抵甘肃，地势险要，首尾相援，设险修关，严烽墩，修墙堡，形成巩固的军事防御线。当时外线是山河并险。内线山虽断续，险处亦多。正统以前，兀良哈部和明党中央王朝关系正常，地方安宁，明朝只不过是派遣都指挥或都督官于喜峰口、密云等处镇守，验放进出人员也就够了，无须多派其他官员。史书记载：明朝初期，疆域扩大的范围，军事力量的强盛，可以和汉、唐盛世时代相匹配。明太祖驱逐元顺帝于漠北，统一了中原，通好女真，于其地设卫所。明成祖继承了太祖余烈，扬兵威于东北，置奴儿干都司于黑龙江以北，混同江东岸的特林，立碑以记武功。又“遣使四出招徕。由是西域大小诸国莫不稽颡称臣，献琛恐后。又北穷沙漠，南极溟海，东西日出没之处，凡舟车可至者，无所不届。——盖兼汉唐之盛而有之。”⑩当时幅员之辽阔，军队、经济、政治之强盛可以想象了。
        仁宗(朱高炽)继位，军事上不谋远略，无安边通好四方之志，徒存老成持重的空名。此后，明代诸帝，亦无雄才大略者。自成祖自动放弃大宁卫，徙大宁都司于保定之后，继之兴和千户所沦丧，开平孤立无援。宣宗派阳武侯薛禄筑永宁卫五堡(即：团山、赤城、雕鹗、云州、独石)。宣德五年(1430年)六月，徙开平卫于独立(在今河北独石口一带)，从此，明王朝在塞北三百多里地面为我国少数民族蒙古族放牧的牧区，边镇因而空虚。昔日军事防守第二线的宣府、大同，今为之最前线的要塞。“九镇”军防残破，蒙古族游骑直逼明朝边塞，明朝首都北京三面受敌。辽东诸卫与宣府、怀来声息难通。蒙古族瓦刺诸部势力膨胀，西边诸卫名存实亡，遂演出了“土木之变”的一幕悲剧。
        又因东胜卫孤悬难守，明正统时再弃东胜。河套蒙古族诸部侵优中原无虚日。大同、宣府、雁门、延绥、固原、宁夏诸卫，烽烟频起。
        卫所兵丁的屯田在宣德年间已开始被明朝官吏和势家侵夺。尤其是分驻各边镇的亲王、太监、军官每每侵吞军土屯田，驱使军丁为已代耕。更因管理屯粮的官吏不问丰歉，逼勒屯军按额纳课，军丁不堪其虐，相继逃亡，使卫所军力日益亏损。
        成化、弘治、嘉靖间明廷“复套”（收复河套地）与“弃套”（放弃河套地）两派的党争愈演愈烈，其结局则以“复套”派首领大学士夏言、兵部侍郎曾铣俱就戮于西市的怨死而告终。在此期间，还串插着“筑墙”（修筑“边墙”）、“修堡”的大工程，每年糜费国家亿万两银子，仅收苟安于一时之功。此时，明朝的封建社会正走向没落、腐朽阶段，居统治地位的地主阶级腐化没落日益加深。自明朝仁宗以后的诸帝，没有一个雄才大略的人物，个个都是萎蘼不振之辈，使封建社会进一步衰落，已经到了“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残局，正如《明史·鞑靼传》所指出的那样：“正统后，边备废驰，声威不振，诸部长多比雄杰之姿，恃其暴强，迭出于中夏抗。边境之祸，逐与明终始。”同时，全国到处兴起农民起义运动，最后，明王朝被农民起义的暴力所推翻，卫所制度和“边墙”的防御工事也就消亡于哨烟涨漫之中了。万斯同在他的《明史乐府》中写道“秦人备胡筑长城，长城一筑天下倾，至今笑齿犹未冷。岂知明人防北狄，专籍筑城为长策，不曰长城曰边墙。版筑纷纷无时息，东方被报墙功完，西方又传虏寇边。虏入溃墙如平地，纵横饱掠无所忌。虏退复兴版筑功，朝筑暮筑竟何利？帅臣徒受内府金，川原空耗司农费。我闻汉人却虏得阴山，匈奴不敢窥幽燕。又闻唐人逾河城受降，突厥不敢掠朔方。自古御胡在扼险，岂在万里筑垣墙。屡朝庙算皆如此，奈何独笑秦始皇。”
        万斯同这首《明史乐府》所描写的明朝筑长城的情况正是明仁宗以后“版筑”的真实写照；其中“帅臣徒受内府金，川原空耗司农费”这两句词，真可谓入木三分，刻画出这一时期明廷“朝筑暮筑竟何利”的政治极端腐败到不可救药的地步。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各族人民团结一心，亲如一家，正如笔者上文所说：长城早已化干戈为玉帛，昔日金戈铁马的古战场已变成名胜古迹，装点着中华人民共和国锦绣山河，使她更添风采，以饱中外游人的眼福。
       
    　　注  释：
        ①高旺《内蒙古长城史话》，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1年4月第2次印。罗哲文先生写的序文。
    　　②万斯同《明史乐府》：“不曰长城曰边墙”。
    　　③ ④⑤⑥⑧高旺《内蒙古长城史话》。
    　　⑦详见拙文《明代洪武年间北方卫所置简表》。
    　　⑨《乌兰察布文物》1982年九月版。
    　　⑩《明史·西域传》。
    （作者：内蒙古社科院历史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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