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内蒙古贡献巨大

　　王铎“长期参加内蒙古革命和建设的领导工作”①，1988从中共内蒙古顾问委员会主任岗位上退下来的时候，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书记王群在党委召开的顾委老同志座谈会上，代表内蒙古党委、政府讲话，称赞王铎“几十年如一日，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忘我工作，为内蒙古的革命和建设，为自治区的团结、进步和繁荣，做出了很大的贡献”。1997年8月19日《内蒙古日报》在自治区党政军领导人参加的千人悼念会的报道中，称王是“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党的卓越的民族工作者，长期在内蒙古工作，为内蒙古解放和建设事业作出重要贡献的德高望重的老领导”。
    从1980年起，我有幸在王铎的直接领导和具体指导下，参加中共中央和国家主管部门布置编写的三套大型丛书有关四卷的撰稿，历时18年，受到王铎同志言传身教的熏陶，获教益之深，难以用语言表述。1998年8月王铎同志逝世周年纪念时，我曾写过一篇《教益匪浅，永矢弗谖——缅怀主编王铎同志》的文章。发表在国史学会《资料选编》第四辑。但那只是追忆在编写三大丛书中所受到的教诲。今天，在纪念自治区成立60周年和王铎同志逝世10周年之际，重读《五十春秋》，视角大了，感受更深。
    王铎同志出生于辽宁省海城县，中等师范毕业那年，日本侵略军挑起“九一八”事变。王到一个穷山沟里教小学，也待不住，逃到关内，考进迁到北平的东北大学，入边疆政治系，选学蒙古语。曾利用暑假，参加8个人组成的边疆考察团，到归绥、包头、百灵庙、西苏旗考察。“七七”事变后，流离转徙到西安，参加东北大学学生抗日救亡运动。毕业后，奔赴延安，先后到东北抗日救亡总会延安通讯处、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蒙古民族问题研究室、陕北公学民族部工作，曾两次到伊克昭盟(现鄂尔多斯市)调查。第一次以新华社记者名义；第二次是陕甘宁边区民委和延安蒙古文化促进会组织的蒙古文化考察团，王任团长。在陕北公学民族部基础上成立的民族学院，一迁定边(人称三边民院)，再迁成川(在伊克昭盟鄂托克旗境内，人称成川民院)。王在延安民院任教育处副处长(处长为乌兰夫)，在成川民院任副主任。1945年5月调绥蒙政府任秘书处处长。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成立，王代宣传部部长，直接参予这个半党、半政、半军、半群的领导机构领导工作。后来历任中共内蒙古党委委员；锡察工委书记兼组织部部长、锡察巴乌工委副书记；内蒙古自治政府委员，中共内蒙古工委委员兼秘书长；中共中央内蒙古分局委员兼组织部部长、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内蒙古东部区党委书记、行政公署主任；中共中央内蒙古分局副书记；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副书记、书记，常务书记；中共内蒙古顾问委员会主任。
    王铎参加革命就从事少数民族工作，长期在内蒙古担任领导职务，亲自参予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解决革命和建设中的重大问题。正如他自己说的：“革命工作早已将我和蒙古民族解放事业联系在一起了”。②
　　正因为王铎的经历与内蒙古的革命建设联系在一起，“文化大革命”后，历任党委书记都把党和国家布置的有关区史的编写、审定工作交给王铎。1990年4月下旬我到北京，给《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送《当代中国的内蒙古》审校清样，责任编辑毛华田第二天到交通旅社来对我说：“几个主编都在参加一个很重要的会，不能见你。按规定审校稿必须省委书记签字，主编签的不行。”我把真实情况一讲，他叫我写个简要的说明，拿去后就通过了。

珍贵文献《五十春秋》

    王铎积极响应中共中央关于“老同志离退休后要写点回忆录”的号召，写了一部48万多字的《五十春秋》。书中写出了从抗日战争开始到80年代末，内蒙古革命和建设中一系列重大的史实。他把一本盖了他的私章的书赠给我。原建设厅副厅长任斌见了便说：“读《五十春秋》，相当于读内蒙古的革命史、党史。”任是王铎的战友刘景平书记的夫人，13岁奔赴延安。夫妻俩与王铎先后来内蒙古。
    更可贵的是《五十春秋》不仅详细记载内蒙古革命、建设中重大史实，而且写到了大量鲜为人知的革命史料。著名的历史学者、内蒙古大学郝维民教授所写《研究内蒙古革命史的珍贵文献——读王铎同志的<五十春秋>》③，作了翔实的论述。如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的历史沿革、组织机构、具体活动，特别是民族工作；延安民族学院的成立、合并、分出和一迁定边、再迁成川，直到1948年底撤销，各个时期的机构、人员、课程、教学活动，以至学生的来源、去向；在延安时两次到伊克昭盟7旗1县调查所搜集到的资料，反映的情况，都是文献资料不多，口碑资料也甚少的。再有解放战争时期，内蒙古地区党史、革命史档案和历史资料比较完整，对重大历史问题基本上可以依据档案资料加以说明。但是许多历史过程和具体情节，仍然无法阐述清楚，也是研究内蒙古革命史碰到的一个难点；抗战胜利后，绥蒙政府的成立及前期活动，许多事情没有留下文字记载；锡林郭勒、察哈尔两盟的革命史资料奇缺，众说纷纭；在内蒙古统一民族区域自治的形成过程中，中共和党中央领导人指示、决策等重大问题，以及逐步形成今天自治区行政区划的具体步骤，《五十春秋》作了迄上世纪八十年代最为详细系统的介绍。还有“文化大革命”这个人人熟悉而又不大容易讲清楚的问题，王铎在《五十春秋》中，以亲身经历，把内蒙古“文革”过程作了非常细致具体的评述。
    因此，郝维民教授认为这部著作对研究内蒙古革命史，确是一份珍贵文献。

主编工作负责到底

    王铎逝世前的18年，我一直参加他主编的4部巨著的撰稿，对王铎在每一部书的主编工作中，那样自始至终负责到底的精神早有深刻感受。
    第一部书是国家民委组织编写的《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中，列入《中国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概况丛书》的《内蒙古自治区概况》，1980年初开始，1983年完稿。2月18日在呼和浩特市“内蒙古新城宾馆”开审稿会，紧接着统编、定稿。王铎时任内蒙古党委常务书记，工作很忙，但是审稿会亲自主持，统编、定稿要求主审的自治区民委主任赵俞廷、出版局局长庄坤和统编全书的编写组负责人时青，胡志霄同住宾馆④；要求党委宣传部主持工作的副部长特古斯和党委副秘书长许承琦随时前来。他自己也是一个星期来几次，在80多天的统编定稿期间，自始至终书稿不离身。5月26日定稿付印，他即将去东部各盟视察，叮嘱清样出来一定要送给他看。7月26日，时青和我带着清样到赤峰，王铎当天抵达，当晚开始工作。从第二天起，白天听汇报，或到元宝山电厂、平庄煤矿等国家重点建设大型厂矿视察，晚上看清样。他边看边改，看完就让我给出版社发电报。到邮电局，已是深夜，电报纸写了20多张。
    最后一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简史丛书》中的《当代内蒙古简史》。那是在王铎从自治区领导岗位退下来4年后，1992年自治区党委又把中共中央办公厅下文布置编写的这部地方史，交给王铎主编。王抱病受命，照样克服各方面困难，负责到底。从搜集资料，制定篇目到3次审稿会，他都亲自主持，拿出主导意见。1996年第二次审稿会后，病情加剧，进京治疗，稍有好转，便回来了。1997年春节，时青约我去看望他，正是春节，去拜年的络绎不绝，我们一进门，便叫坐下来谈书稿修改情况，并对绪论和有关章节怎样修改，一一指点。后来的同志只好说声：“过年好!你们谈工作，我们不打扰了。”便匆匆告辞。4月下旬，第三次审稿会暨国史学会常务理事会在呼和浩特宾馆举行。会议室在南楼三楼，餐厅在西楼二楼。王因病体弱，畏风怕冷，行动很吃力，他不仅自始至终主持会议，细听发言，明确表态，而且在用餐时，说：“我跟你们同吃。”从南楼三楼下来，又到西楼上二楼。席间谈笑风生，不离编修工作。谁知仅仅过了3个月，8月10日我们的好主编王铎同志便与世长辞了!
    王铎不仅是对自己主编的书负责到底，不是他管的，只要送给他，也都认真指点。《当代中国的基本建设》是国家计委主编的。书中内蒙古部分，建设厅委托我撰稿。1985年3月末，我到北京大都饭店出席华北地区编写会议。王正在北京治病，我去看望，把铅印成册的送审稿拿去，他也欣然接受，并指出应该突出的重点。书稿修改后，得到国家计委主管领导肯定，兄弟省还有写信来要的。

考献订讹  求真求实

    郝维民教授说：“王铎同志向社会调查研究的精神和严肃态度，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在王铎的直接领导、耳提面命下，我在长达18年的书稿撰写过程中，感受特深。
    王铎在带病主编《当代内蒙古简史》的过程中，接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主要负责人的信，便多方联系，策划成立内蒙古自治区国史学会，让时青和我负责学术工作。嘱我从搜集到的史料中，精选最重要的，编辑出版《资料选编》。先后出版5辑，主要史料有张策、方知达、胡昭衡、孔飞、廷懋、王铎、赵石的《内蒙东部根据地的创建与实现民族区域自治》⑤，乌兰夫的《内蒙古各族人民在东北解放战争中的作用和贡献》，都古尔扎布、旺丹、特古斯的《“九一八”以后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在东蒙古地区的革命活动片断》，王铎的《成立内蒙古自治政府》，张策、方知达、胡昭衡的《从东蒙自治政府到内蒙古自治政府成立的一些情况》，特古斯的《回忆东蒙古青年运动》和《我所了解的“五一大会”》，孙家珍的《“三不两利”政策的制定与实施》等。
    近几十年，内蒙古有些史事，现有书刊有的没有涉及，涉及的“语焉而不详”；有的同一史事，记述不一，褒贬各异。王铎同志在开始布置草拟《当代内蒙古简史》编写提纲的会上，明确指出，我们这部简史，对人家没有弄清楚，不敢涉及的，要弄清楚，如实记载；对记述不一致的，要考献订讹，求实存真。如“内人党”，好多书刊没有记，我们要弄清、记述。“内人党”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对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简称，在康生和江青的唆使下，从1968年春开始，煽起长达十多个月的“挖内人党”运动，致使几十万人受诬陷，十几万人致残致死，给内蒙古各族人民心灵造成极大地创伤。事实上，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是在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积极支持和具体指导下成立的，当时的中国国民党也支持。民国14年(1925年)10月23日在张家口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制定的宣言，提出了反帝反封建和人民民主的政治纲领。那是在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为联合蒙古民族各阶层和各派别共同开展民族解放运动而组织的革命政党。
    又如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1946年1月16日在葛根庙成立时，得到中共中央东北局的承认，并发来贺电，有胡秉权等中共代表参加成立大会。同月，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内防部部长兼东蒙古人民自治军司令阿思根与八路军西满军司令员吕正操签订4条协定，时称“吕阿协定”。第二条是：“把现有军队改造成人民军队，请八路军干部担任军队政治工作。东蒙自治军与东北民主联军共同配合作战”。这实质是受西满军区的领导和指挥。正如乌兰夫所说：“在内蒙东部，苏蒙联军出兵之际，原伪满兴安总省一些蒙古族上层和一批蒙古族青年知识分子乘势起来赶走日本人，重新成立起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成立了东蒙自治政府，建立了东蒙自治军。这个政府成立时，东北局曾派人祝贺。这个政府的成立，对于号召内蒙东部蒙古族群众争取民族解放，阻止国民党势力进入内蒙古地区起了一定作用。” ⑥对扫除日伪残余势力，制止动乱，稳定内蒙古东部局势也有作用，决不能因为参加成员复杂，政治倾向不完全一致，后来出现有人走向反面或举措失当等问题，便对整个政府采取否定态度。
    还有“五一大会”，是指1947年4月下旬在王爷庙（今乌兰浩特）召开、5月1日闭幕的内蒙古人民代表大会议。会议选举产生了自治政府及临时参议会主要领导人，通过了《内蒙古自治政府施政纲领》和《内蒙古自治政府暂行组织大纲》，宣布了内蒙古自治政府成立。会议进行比较顺利。这样一个实现内蒙古各族人民团结，标志内蒙古人民革命事业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的大会，会议上出现过不同意见的争论是正常的。
    有些八十年代后期才在一些书刊上出现的史事记述，更要追根朔源，求真求实。内蒙古自治区是“模范自治区”的提法，1987年庆祝内蒙古自治区成立40周年时党报社论也跟着用。当时我们正在编写《当代中国的内蒙古》，王铎同志要求查证核实，查不到，就不引用。后来才查到原来是1957年庆祝内蒙古自治区成立10周年时，中共中央给内蒙古自治区各族人民的贺电，《人民日报》社论，称内蒙古自治区为全国少数民族自治区的“良好的榜样”。到自治区成立50周年时，王铎写的纪念文章《光辉的成就，伟大的实践》(1997年7月24日《内蒙古日报》)，引用了这个称誉。
    又如百灵庙暴动，是苏尼特右旗扎萨克德穆楚克栋鲁普(简称德王)一手策划在百灵庙组建的“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简称蒙政会)内，一些青年干部和保安队部分爱国官兵反对蒙奸德王投靠日本侵略军，在民国25年(1936年)2月举行的。对这次暴动史籍早有翔实记载，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出版的《傅作义生平》，内蒙古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的《塞上忆往——杨令德回忆录》，记述都很具体，很明确。尤其是1979年出版的《内蒙古文史资料》第五辑，刊登的当事人、参加暴动并参与策划的主要成员任秉钧回忆录《云继先部百灵庙武装暴动经过》，对暴动的前因后果，记述很具体，细节方面都写了。但是，后来有的记述与上述史料截然不同，所记情节，又各持一说，给读者造成混乱。在《当代内蒙古简史》三次审稿会上，与会学者议论到这个问题，王铎同志指出：“要实事求是，不要人云亦云。”大家都对王铎同志求实求真的精神，对历史的负责的严肃态度深为钦佩。
    1999年6月30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江泽民、朱镕基等党中央领导人接见的《当代中国》丛书完成总结大会后，编写人员到怀柔宽沟招待所，出席当代中国地方史研讨会。安徽省来的一位领导人（曾经在内蒙古担任领导工作）在发言中，称赞《当代内蒙古简史》说：“内蒙古情况复杂，简史写的符合实际。这是很不容易的。”2000年4月下旬，在合肥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史工作研讨会，这位领导人因病住院，特地派人到稻香楼宾馆看望内蒙古代表，还重申“你们的简史写得不错”这个意思。

    注释：
　　①杨植霖1991年为《五十春秋》题词。杨在内蒙古党政领导岗位十多年。
    ②《五十春秋》208页（1992年12月第一版）
    ③原载《内蒙古社会科学》1993年2期。收入内蒙古自治区国史学会《资料选编》第四辑。
　　④我兼图片编辑，边组稿边编辑，同样住宾馆。
　　⑤王铎告诉我：这篇文章是特古斯撰稿。
　　⑥见乌兰夫《内蒙古各族人民在东北解放战争中的作用和贡献》（1985年2月）

（作者：内蒙古地方志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