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源远流长的历史文脉
　　萨拉乌苏文化举世闻名，萨拉乌苏河孕育了中国人的祖先，但有多少人真正知道萨拉乌苏文化的特殊贡献及世界影响？
　　逐水草而居，逐风水而居，就是原始的绿色理念。河套人选择萨拉乌苏流域繁衍生息，进化发展，从远古走来，向未来走去，就是因绿而兴、以绿为生、引绿为荣的价值取向的胜利。
　　中国人从哪里来？传统的说法是：“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由于其中夹杂着神话传说，有直接凭证的野外考古和史料记载不够，所以很难令世人信服。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来，中外科学家合作考察，在中国大地相继发现了北京猿人、元谋猿人、蓝田猿人、丁村人、长阳人、马埧人、河套人、柳江人等中华民族祖先的早期生存记录，但只有在古河套地区、黄河支流萨拉乌苏河流域（即无定河）发现的“河套人”的牙齿化石的“箕形上门齿”特征（即铲形牙），才揭示了中国人种的形态学上的生命密码。
　　据我国近代考古学和人类学的开拓者李济先生在《中国文明的开始》一书披露：法国传教士和考古学家“桑志华和德日进两氏在河套地区发现的一枚旧石器时期的人齿，步达生称之为‘箕形上门齿’。据（人类学家）魏敦瑞说，一方面他和中国猿人北京种有关，另一方面又与现代的中国人相似。” 〔1〕步达生先生说：“近代考古学和人类学共同发现了一种事项，即：在远东区域从更新世早期到现在，（中国）人科的演进虽可分为几个阶段，但一成不变的是，箕形上门齿的出现从未间断。这一区域的这一现象是（中国）特有的，我们尚未能在（世界）别的区域发现类似的情形。” 〔2〕李济先生以三例进化年代不同的中国华北箕形门齿的惊人相似说明：无论“更新世河套人齿”，还是“中国猿人齿”，乃至其后的“商代人头盖骨上门齿”，居然都具有箕形（即铲形）门齿的共同特征。这是中国人独有的人类学形象特征。正是以此为据，在萨拉乌苏河流域劳动生息繁衍的古河套人，才成了国内外公认的中华民族的祖先之一。
　　《伊克昭盟志》对“河套人”古人类化石遗址的发现和中外科学家的贡献有翔实记载。书中说：“20世纪以来，在伊克昭盟境南部的萨拉乌苏河流域乌审旗、鄂托克前旗境内的大沟湾一带，陆续发现挖掘了23块古人类化石（按：其中22块是中国科学家发现的）。古人类学界认定这是35000年以前生活在伊盟境内‘河套人’的化石。在盟境内32处文化遗址中发掘出土的大量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的遗物，证实了‘河套人’的广泛存在，反映了他们的生活情况。丰富的文化遗存说明他们已会制造石器、骨器、陶器，过定居生活，从事农业生产及畜牧狩猎活动。”鄂尔多斯的文史专家、成吉思汗的三十四代嫡孙奇忠义先生等认为：“伊克昭盟顺着‘河套人’开凿的历史长河盘桓而下，经过三万多年的劳动、生息，经过漫长的铁与火的熔炼、磨砺，经过世世代代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创造的艰辛，塑造成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伊克昭盟的高大身躯，……”。 〔3〕
　　历史是根，文化是魂。内蒙古乌审旗作为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互相碰撞、互相补充、互相融合的河套文化带、长城文化带、草原文化带，承载了厚重的历史，也留下闪光的足迹。专家们对这里文化的血脉有如下概括：远古的河套人，神奇的大沟湾；“千古第一路”秦直道，“沙漠第一都”统万城；萨冈彻辰的《蒙古源流》，成吉思汗的“九足白徽”，都反映了乌审草原悠久的历史文化和灿烂的民族文化。这里既是“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的古战场，也是“一杆杆红旗一杆杆枪，咱们的队伍势力壮”的红色根据地。它见证了“金戈铁马，众志成城”的抗日风云，也流传着“昭君出塞，胡汉一家”的千古佳话。
　　二、名扬天下的生态文明
　　乌审草原在古代因水草丰美、风景宜人而闻名遐迩。公元前100年，西汉著名历史学家司马迁在其巨著《史记》中说，包括乌审旗和鄂托克前旗的鄂尔多斯南部地区古代叫上郡，“与关中同俗，然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畜牧为天下饶” 〔4〕。公元5世纪时，铁弗匈奴的后裔赫连勃勃，带领草原铁骑从甘肃马岭山越过黄河，进入鄂尔多斯地区。在乌审草原建立起大夏王国，自称大夏天王、大单于。《资治通鉴·载记三十四·赫连勃勃传》记载，公元413年，赫连勃勃役使岭北10万人在“朔方水北、黑水之南”建起了“沙漠第一都”——统万城。规模宏大，城墙坚固，四角有高大的角楼，城墙上有36座敌楼。东南西北四城分别叫“招魏”、“朝宋”、“服凉”、“平朝”，显示出“君临天下，统领万邦”的勃勃雄心。公元413年，他曾登高远眺，盛赞萨拉乌苏一带风景优美无比：“美哉斯阜，临广泽而带清流，吾行地多矣，未有若斯之美。” 〔5〕他打下长安，仍回师统万，说明统万城在他心目中比长安城还要好。“临广泽而带清流”，翻译成白话就是草滩广大，河流清澈。萨拉乌苏河就是小黄河，是黄河支流无定河的蒙古语名字。史书中这一段赫连勃勃的话，第一次记载了黄河水曾是清澈的，这是非常重要的生态记录！后来，两岸生态恶化了，溃沙流急，没有了固定岸址，才在唐代改名为无定河。统万城、夏州城，都是古代鄂尔多斯南部、陕西北部有名的军事城市。由于战乱频仍，气候恶化，百姓逃离，到明代已变成废城，像一叶承载着历史繁荣的小舟，孤零零地飘落在茫茫沙海中。诗人许棠的名诗《夏州道中》已无奈地记载着：“茫茫大漠广，渐远赫连城”的凄凉。水质变坏，草场沙化，乌审草原逐步退化成了毛乌素沙地，成了中国“四大沙地”之一。
　　上世纪五十年代，乌审旗大旱，醉马草疯长，仅1958年就有近40%的大牲畜因吃醉马草、喝有寄生虫的水泡子的不清洁水而死亡。加之六十年代的自然灾害和“牧民不吃亏心粮”政策的误导，造成了大量不合理的开发。乱砍乱垦、草场沙化给牧民的生存造成了很大威胁。当时以乌审召公社布日都大队支部书记宝日勒岱同志为代表的乌审召人民，面对生态亮出的黄牌，开始了对生存环境的再思考和再认识。她们响应毛主席“农业学大寨”的号召，学习大寨人民重新安排山河的革命精神，破除了单一的“植树造林”的绿化模式，开始了“乔灌草结合”、“种草治流沙”、“建设草库伦”的新探索。宝日勒岱带领牧民群众，通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总结经验，寻求规律。终于用“三个结合”，即把治理沙丘与保护草场结合，靠天吃饭与配套改造结合，建设草原与改善民生结合，走出了一条“向沙漠要草、要粮、要畜、要钱”的建设养畜的新路子。乌审召人民依靠群众，自力更生，生物固沙，改善生态的经验，反映了中国沙区人民呼唤绿色、保护环境、再建美好家园的决心和信心。不但在防治荒漠化的国际会议上代表中国发言，介绍了中国特色的经验；而且受到联合国有关组织的重视和肯定。1966年6月，国务院副总理陈毅元帅，陪马里贵宾乘直升飞机，来乌审旗实地考察。外宾心服口服的赞扬，使陈毅元帅十分欣慰。他挥毫抒怀，留下了一首名诗：“治沙种草获胜利，牧业农业大向前；马里贵宾来参观，乌审召美名天下传！” 〔6〕
　　“十五”期间，乌审旗通过大面积推广“八大生态建设模式”，使种树、种灌木的绿化面积平均每年以40万亩的速度推进。其中沙柳、杨柴、柠条等有较高经济价值的乡土灌木树种唱了主角，高达80%。截至2006年8月，全旗475万亩森林资源中，灌木林近420万亩，比例高达88．5%，居鄂尔多斯市之首。为了避免“绿色银行取不出钱”，乌审旗政府规定，凡承包5000亩以上荒沙地者，政府在围封设施、苗条、籽种等方面给予适当补助。三年内完成治理任务并经有关部门验收合格，政府一次性以奖代投1～5万元。补助对象和资金额度与造林成活率直接挂钩。对于三至五年内完不成治理任务者，政府收回承包权重新拍卖。这种鼓励造林大户发展经济林和用材林，让他们“绿起来”的同时“富起来”，在生态治理中得到物质回报的做法，使试验示范户在发展沙产业中尝到了甜头。现在全旗申请承包荒沙的大户达240户，万亩以上造林大户达40多户，5000亩以上达200户，承包造林面积增为150万亩。一些大户已经根据市场需求转为公司化模式，搞起种、养、加结合的一条龙经营，“为养而种，为售而养”的产业化、市场化理念开始深入人心。
　　乌审旗从被动的防沙堵沙、搞植被建设，到换一种思维看沙漠，顺应规律，科学用沙；从乔木为主到灌木为主，乔灌草结合，农林牧结合，发展沙产业、草产业、林产业，使“沙漠增绿，资源增值，农牧民增收，企业增效”的良性循环开始出现。宝日勒岱同志曾与著名科学家钱学森院士多次在京一起开会，老科学家建议她发展沙产业，用“两弹一星”精神建设绿色牧区。

　　三、英雄辈出的人文精神
　　乌审旗是秦岭到阴山、黄帝陵到成吉思汗陵之间一块历史风云际会的地方。蒙古民族无论挥笔忆千秋，还是举旗抗暴政，都在乌审草原留下了闪光的印记，放射出自强不息的人文光芒。
　　您是否知道，中华民族权威典籍宝库、清代《四库全书》中唯一的蒙古族作者，“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的后裔萨冈彻辰·洪台吉就出生在乌审草原的伊可锡伯尔地方。
　　萨冈彻辰的名著《蒙古源流》成书于1662年，是蒙古历史三大编年体历史巨著之一（另两部是《元朝秘史》和《蒙古黄金史》）。1766年，喀尔喀亲王成衮扎布把《蒙古源流》推荐给乾隆皇帝，引起重视，1777年命人将书译成满文，又从满文译成汉文，定名为《钦定蒙古源流》并收入国家大典《四库全书》。蒙古族的史学专著从此进入中华民族史学经典，萨冈彻辰先生也成为国家确认、国际知名的中国少数民族历史大家。日本史学家小林高四郎先生说，这位成吉思汗的后裔是有感于大清王朝的兴起和蒙古帝国的殒落进行历史沉思而写出此书的。鄂尔多斯市博物馆副馆长、草原文化知名学者杨勇先生说，萨冈彻辰“回到家乡，依傍锡伯尔庙群，伫立在成吉思汗大军曾经征服的西夏城残垣之上，望着涓涓东流的萨拉乌苏水，追思古昔，感叹万千，于是他一头扎进蒙古历史的长河，埋头著书，终于在59岁（1662年）完成《蒙古源流》”。
　　比利时传教士兼史学家突瓦耐·莫斯特尔（中文名田清波）先生在萨冈彻辰家乡居住考察20年之久，收集到萨冈彻辰家族资料和三种《蒙古源流》手抄本，他综合国内外有关资料深入比较研究后，于1954年写出了《〈额尔德尼—因·扎卜赤—蒙古编年史〉导论》一书，引起国际蒙古学界的重视和好评。他的书中对萨冈彻辰先生的贡献与民望作了真实而确切的记载。他说：“这些蒙古人经常把他的名字（指萨冈彻辰）和他的伟大祖先（指成吉思汗）联系在一起。像他的祖先一样，他也成为大家祭奠地对象。” 〔8〕
　　新中国成立以来，八一电影制片厂的一部反映近代民族地区革命史的电影《鄂尔多斯风暴》影响了几代中国青年。蒙古民族不畏强暴、追求正义的革命传统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这部故事片的主人翁原型乌力吉，就是鄂尔多斯乌审旗人。他是反帝反封建的“独贵龙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原名乌力吉吉尔格勒。1907年，为了民众的利益，他弃官出家，当了新喇嘛，蒙古语“新”叫“席尼”，所以又叫席尼喇嘛。“独贵龙”，蒙古语指环状、圆圈儿。参加独贵龙的贫苦牧民开会时按环形席地而坐，发表决议文件或给官府呈文签名时也围成环形，以示一律平等，不暴露领导者，风险同当。据《内蒙古大辞典》介绍，席尼喇嘛领导的乌审旗独贵龙在鄂尔多斯地区规模最大，坚持斗争达七年之久。席尼喇嘛被王爷逮捕后吊在嘎鲁图庙的榆树上严刑拷打，但坚贞不屈。越狱后重组乌审旗独贵龙，一度建立革命政权，1929年被叛徒杀害。〔9〕民族英雄席尼喇嘛是乌审旗人民的骄傲。2002年，独贵龙的故事被拍成20集的电视连续剧。2006年，乌审旗“独贵龙”运动旧址被国家确定为全国第六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据鄂尔多斯著名民间音乐艺术家赵星先生披露，1937年秋，乌审旗贫苦牧民阿木郎等人，为谋求蒙古民族解放，奔赴延安联系革命，在延安大礼堂受到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的亲切接见，他们当着领袖合唱过鄂尔多斯民歌《席尼喇嘛》，受到称赞。毛主席从听民歌赞席尼喇嘛，到作词夸“一代天骄”，一直高度肯定蒙古民族的伟大历史贡献。据内蒙古军区史志工作者钟志祥调查，1938年5月，毛泽东主席在延安听了乌兰夫和白海峰（蒙旗独立旅旅长、蒙古族）的抗日汇报后，高兴地说：“蒙古族是一个优秀的民族，是一个富有光荣斗争传统的民族。” 〔10〕
　　内蒙古近代史专家一致确认：1939年6月21日，国共合作西迁成吉思汗灵柩路经延安时，10万军民迎灵。十里铺搭设的灵堂，正中赫然四字：“世界巨人”。毛泽东主席送了花圈，中共中央代表谢觉哉主祭。祭文中称成吉思汗是“元朝太祖”、“世界英杰”。〔11〕据“牧区大寨”代表人物宝日勒岱同志回忆，1969年4月，她参加“九大”，周恩来总理握着她的手说：“蒙古民族在历史上是英雄的民族。” 〔12〕
　　我们调查感到，在蒙古民族看来，对先祖统一业绩的崇拜，就是对英雄精神的继承。乌审旗英雄辈出，诗人如云，是因为人文精神世代相传。他们古往今来，所以祭祀成吉思汗蒙古大汗国的国徽“九足白徽”；雕塑萨冈彻辰、席尼喇嘛的铜像予以瞻仰，评选“文化独贵龙”绿色标兵户，开放“萨冈彻辰纪念馆”并纪念诞辰400周年，研讨《蒙古源流》；开办“牧区大寨陈列室”，把陈毅元帅的名诗书写在乌审召广场；向国家工商总局申请注册“乌审召”和“萨拉乌苏”两个系列商标；编写《可爱的乌审》乡土教材，创办《绿色乌审》宣传小报；卓有成效地实施包括“铸魂”、“保护”、“抢救”、“创新”、“开发”在内的“文化建设五大工程”，就是为了铸造灵魂，凝聚人心，发扬光荣传统，打造文化软实力的新优势。这种以优秀民族历史为教材，树立民族自信心，增强民族自豪感，弘扬英雄主义精神，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成功做法，值得向全国推广。
　　四、和谐发展的绿色乌审
　　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先生和中科院老院长周光召先生主编了一本书，名叫《绿色战略》。呼唤绿色回归，倡导绿色经济（Green Economic），强调发展对生态系统不产生消极影响或者减少消极影响的可持续发展型经济。既能最大限度地提高经济效益，又能保证生态系统和良性循环与恢复；既能保障人类得到物质需求，又能保障生态环境的平衡，使人与自然和谐相处。〔13〕乌审旗委、旗政府坚持发展绿色产业与黑色产业并举，“绿起来”和“富起来”结合，是符合“绿色战略”要求的。
　　乌审旗位于国家级重化工基地陕西省榆林市和国家战略能源基地内蒙古鄂尔多斯市的交界地带，天然气、煤炭资源共生富集，潜力惊人。专家测定，煤气热当量总值相当于160亿吨石油，仅苏里格气田储量高达8000亿立方米，是世界八大整装气田之一，号称“中国的科威特”。
　　过去由于家底不清，开发能力低，加工利用项目少，所以资源大旗又是工业小旗和财政穷旗，长期以来都是鄂尔多斯市倒数第二的国家级贫困县。“若要富，先修路”、“要就业，抓工业”、“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等新观点、新思路、新举措，由于基础条件、思想观念、体制机制等原因，迟迟没有明确地提到旗委、政府的重大日程上来。
　　2004年以来，新班子经过深入调查研究，统一了思想：必须优化经济布局，转变增长方式，调整产业结构，抓好工业、农牧业、城镇建设、文化旅游四大产业。把缺少比较优势的单一支点的牧业旗，变为有多点支撑和比较优势的工业旗。以工业化、产业化、城镇化“三化”互动的方式破解“三牧”难题。他们调整了一、二、三产业的不合理比例，使三次产业的比例2005年优化为17：65：18。全旗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19.9%，其中第一产业完成增加值5亿元，同比增长10.1%；第二产业完成增加值19.2亿元，同比增长76.8％；第三产业完成增加值19.2亿元，同比增长23.8%。
　　对于工业经济，乌审旗委强调“以人为本，建设绿色乌审”的发展理念，进一步理清了思路。他们制定规划，发挥优势，形成特色，建造园区，坚持环保；确定了以煤为基础，以（天然）气为补充，以水为支撑，做大做强“四大工业板块”，即能源、化工、新材料、农畜产品加工。认真分析了东部产业转移的利弊后，决定承接国内外高水平的能源重化工项目，全力打造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新型能源重化工基地。在有选择地重点发展煤制甲醇、天然气制甲醇等资源一次加工项目的同时，大力推进甲醇向烯烃、PVC、发电等新能源综合利用转化的二次加工的产业链末端延伸，确保新能源和重化工产业成为循环经济、清洁生产、持续发展、兴旗富民的新亮点。旗委、政府树立“就业是民生之本，富民是和谐之基”的思想，千方百计变产业链为就业链，变加工链为循环链。下大力气建设“既要黄金白银，又要碧水青山”的社会主义新厂区、新牧区、新城镇、新旅游区。
　　农畜产品加工业的强与弱，直接影响着生态农牧业的兴与衰。乌审旗光、热、水、土资源得天独厚，没有工业污染源，拥有绿色、无公害的生产环境，又有新的发展理念和一定的生产技术，有利条件不少。旗委、政府提出要以循环经济的新理念，协调农牧矛盾，促进以工补农。他们用系统工程的思想，协调产业的互补和服务的社会化。从利用草、料、秸杆发展畜牧业，到利用牲畜粪便建沼气池，用沼渣作肥料，发展有机农业；从用沼气照明、发电、搞饲料加工，到形成变废为宝，转化增值的生物链。按照利用阳光，借助生物，依靠科技，面向市场，延伸链条，创造财富的产业化创新思路，发展有机的绿色生态的农牧业，进而打造有核心竞争力的绿色品牌。争取创一个品牌，带一片产业，兴一地经济，富一方百姓。
　　城镇化不仅是换一个地方居住，更是换一种方式发展，要同时考虑“人往哪里去，钱从哪里来”，如何安居乐业。乌审旗土地辽阔，地势平坦，空气清新，绿地丰富，为实现“草原上的城镇、城镇中有草原”的新型城镇目标奠定了基础。他们正以嘎鲁图镇和苏里格工业园区、乌审召化工园区即“一镇两区”为重点，通过辐射带动，整体推进，形成错落有致、清新靓丽、绿色环保、就业充分，具有草原特色、适于生存发展的城镇发展格局。全旗经济型生态园林文化城框架基本形成。
　　旅游业是一个地区文化底蕴、投资环境、交通条件、城市等级、民族性格、特殊优势的综合体现。乌审旗抓住机遇发展大文化、大交通、大旅游，不但构建着蒙宁陕三省区煤、油、气、路的一体化，而且打造着蒙宁陕三省区跨省、跨文化、跨所有制、跨国的旅游绿色通道的新优势。他们坚信在各地的共同协作下，“长江女儿、草原母亲、友好使者”王昭君走过的“和亲之路”，会成为和谐世界受人欢迎的风景线。一条从古都长安出发，经咸阳，上“秦直道”，过黄帝陵，登统万城，跨萨拉乌苏河，谒成吉思汗陵，游美岱召，访昭君墓，直达俄罗斯布里亚特共和国贝加尔湖的国际“茶叶之路”旅游线路，会贯通大漠南北，中俄两国。从而再现草原丝绸之路的辉煌，让国内外游客体会两千年前中国绝代佳人王昭君出塞和亲的自豪。
　　实践证明，乌审旗委、政府确立的“以人为本，建设绿色乌审”的概念是高屋建瓴的，连通古今的。如果说，历史上乌审草原曾是中华民族绿色文明的摇篮，那么在新世纪，它将让中国西部的绿色理念围绕全面实现生态小康而集聚、升华。从乌审旗科学利用绿色资源，生产绿色产品，发展绿色产业，到他们以新眼光营造绿色环境，开辟绿色通道，增加绿色收入，都显现了一种人与自然和谐的科学发展观。“十五”期间，乌审旗坚持工业化与产业化并重，生态和生计兼顾，有序开发与合理利用结合，经济发展又好又快。全旗地区生产总值达到29.5亿元，财政收入达到3亿元，增长速度都位居鄂尔多斯市第一名！在全国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的评价中，乌审旗已跻身西部百强县，名列第九十。乌审旗居民均可支配收入达到9220元，农牧民人均纯收入达到4788元，都跃居鄂尔多斯市中上水平。〔14〕
　　我们认为，“绿色乌审”模式值得重视和推广。它的继承创新、文化重构、战略选择、产业集群、品牌打造、和谐构建，意义重大。作为少数民族后进地区向现代化迈进的有益尝试，其继承性、创新性、开拓性、史诗性，将使人们对西部开发、跨越发展、又好又快、后来居上、天蓝地绿、民富国强充满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