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伦旗素负“安代之乡”盛名。蒙古族民间歌舞安代，现已成为各族人民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在国内外均有很大影响。

关于安代发祥地及形成年代：  由于资料匮乏，历来研究者多向民间传说中去探求。据一些文艺工作者调查，流传于哲里木盟（今通辽市）的关于安代的传说有十三种以上，多数传说都与库伦有联系。又据齐克奇等同志所著《安代》一书考证，安代大约于明末清初，即库伦建旗的前后起源于库伦。

关于安代的起源，曾有这样一个传说：

很早以前，在郭尔罗斯前旗，居住着一户老牧民。老头只有一个可爱的女儿和他相依为命。他的女儿热爱劳动，能歌善舞，象磁石般吸引着无数钟情的小伙。女儿长到十八岁那年，突然得了一种莫名其妙的病，吃饭不知饱，一笑不知停，唱歌没有完，  出去不知归。老牧民悲愁不己，四处奔走，求神拜佛，但无济于事。于是，老牧民把心爱的女儿拉在勒勒车上，离开了故乡，四处周游。他们来到库伦旗的一个流水潺潺、树木成荫的地方，车辕断了。老牧民把车停在树下，为了消愁解闷，也为了减轻女儿的病痛，就甩着手巾绕着牛车边赶蚊子，边手舞足蹈地唱起来。这时，一些男女青年被这动听的歌声所吸引，陆续前来观赏。青年们听着、听着，竟不由自主地学者老人的舞姿，挥着手巾助唱起来，热闹非常。这时，车上的姑娘，渐渐抬起头，直起腰坐起来，她从未看见过这种有趣而新鲜的歌舞，觉得心旷神怡，慢慢地加入了这个欢快的歌舞行列之中。欢快的歌舞很快就治愈了姑娘的病痛。

但在库伦，安代故事流传最多，保留安代唱词、舞蹈柞、曲目最丰富，其他传说中的安代发祥地都无法与之媲美。安代原是以唱为主，辅以简单舞蹈动作的民间演唱艺术形式。它浑厚朴实、豪放，略带粗犷。演唱安代，不需要化妆，不用乐器，在村头、田边、山坡、草地都可以进行。安代的演唱方法也很简单，人们只要按它的音乐节奏踏步，拍巴掌，或挥舞绸巾，随领唱的歌手高声唱起来便可以。男女老少，都可以参加。安代的音乐曲调丰富。歌手们可以根据感情的变化、演唱程式的需要灵活运用。安代的唱词，除部分祝、赞词大体固定之外，都无固定唱词，而是由歌手们即兴创作。歌手们见景生情，随兴口编，也可以引用描写爱情的民歌、富有情趣的好力宝做唱词。演唱时，领唱的歌手两人在场内扯起长布衫的大襟，上下甩动着且歌且舞。众人围在外边随节拍踩踏随和，慢慢地绕场走。场内领唱歌手累了，又有两名歌手进入场内替换。善于辞令的歌手们口编饶有风趣的唱词，逗得人们一阵阵欢笑，场面非常活跃，情景十分动人。在安代场上，歌手们完全可以尽其所能，用朴素自然、幽默风趣的语言抒发情感。或赞美，或嘲讽，喜笑怒骂都是允许的。唯其这样，人们非常喜欢唱安代。

安代是广大劳动人民群众智慧的结晶。起初，治疗年轻妇女的一种相思病，几乎是它全部的作用。蒙古族老乡用唱安代的娱乐活动为一些年轻妇女释忧解闷，治愈她们爱情或姻婚的不幸而造成的各种精神创伤——即所谓相思病。因为欢快的歌唱，能愉悦她们的心灵，使她们精神上得到慰藉，而那激烈活泼的舞蹈动作，更使她们通身出透汗，起到祛病强身的作用，其实这也是中蒙医治病的一种方法。病人在欢歌劲舞中可以解脫，郁结苦闷一扫而光。用现代医学解释，对精神病患者只不过是一种娱乐疗法而已。穷苦农牧民患了病，  无力去请医买药，拜佛诵经。于是由邻里们搭帮给病人唱安代，  因为唱安代治病花费不多。

另一方面，在文化生活极为落后的年代里，对蒙古族人民来说，唱安代是唯一的群众性活动，他们借此机会唱个痛快。所以，唱安代越来越吸引着劳动人民，激发他们的才智，给他们的生活增添了情趣和快乐。这为安代的发展奠定了坚固的群众基础。

然而，活动在民间的“博”（萨满）看出了安代这一形式的群众性，觉得有利可图。他们为了扩大其宗教影响，积极、主动地、不失时机地利用了安代。他们按萨满教的需要去解释安代病的根源。“博”认为，人患病遭殃都与某种神鬼作崇有关，必须用法术驱赶附在病人身上的病魔才能病愈。这样，信奉萨满教的蒙古族群众完全相信“博”的解释，任他们摆布。所以，一段时期安代成了萨满教传播宗教的工具，原来的群众安代加进了宗教色彩。“博”主持安代给原来的两位领唱歌手起上“嘎达苏莫日根、苏海莫日根”的名词，程式上加进了“送安代魔”的一个内容。

安代虽然是群众性娱乐活动，后被萨满教利用，但安代仍以它原始、朴素无华的面貌，在群众中广泛流传和发展，在内容上不仅仅限于治疗相思病，而且趋向群众娱乐活动方向发展，逐渐成为一种蒙古族民间艺术形式。  “五四运动以后，新文化思潮的影响冲击了安代这一古老的民间艺术形式，安代逐渐从宗教迷信中解脱出来，  内容上进一步发展，形式上更加完善、多样化。人们免灾消病唱安代，祈求甘霖唱安代，敖包会上唱安代，劳动间隙逗趣作乐唱安代，三五人一起赶路也唱安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在山清水秀、千沟万壑的库伦旗，  民间安代盛会接连不断，  一家举办安代，全村资助粮油灯火，邻村也闻讯赶来另辟场地起舞助兴，欢乐的歌声响彻原野。如1936年，库伦旗揣尔济（现白音花苏木）努图克坤地嘎查王占尔举办一次安代，邻村八百多人闻讯赶来参加，另辟两个场地唱跳起来。当时，努图克达那顺陶克陶勒怕出别的事，几次派人去制止均无效，最后亲自出马前来劝阻。可他看到这热烈欢快的场面，不仅没有制止，而且钻进观众中间观看了几夜。在这种欢腾的场面里不用说年轻人，老年人也兴趣盎然地跑进安代场内边跳边唱。

在安代场上，有些人过分地兴奋，扯坏了大襟，踩坏了靴子，脚痛的无法再跳时，干脆把靴子脱下来拍靴底以和节奏。当时，只要有安代，人们不甘落后，连续跳几夜也不觉得累。为此流传着很多关于安代迷的故事。如，有那么一位安代迷，一次他刚要盛饭的时候从外面传来安代的歌声，他不由自主地唱起“本市来”，却忘记了手里有碗，一挥手把碗甩了个细碎。还有一个年轻媳妇看了安代，第二天早晨烧火做饭时，那热烈欢快的情景总闪现在脑子里，不知不觉中把荞面锅贴贴在门板上。这些笑话虽然有点过分夸张，但安代散后在回家的路上骑着毛驴睡觉，从毛驴上摔下来，或者扯坏了长布衫，踩坏了靴子的情况是常见的。由此可以知道，安代有多大的吸引力和群众基础。

安代是完全符合当时广大劳动人民的生活和他们在社会上的地位的一种艺术形式。应该注意的是，在当时，安代通过善于辞令的歌手，用隐语揭发黑暗社会的腐朽制度及对老百姓的残酷压迫和人间存在的恶劣行为，这是十分可贵的。安代以其丰富的内容、  日臻完美的形式伴随着蒙古族人民的生活度过了漫长的艰苦年代，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党的民族政策和“百花齐放”方针指引下，发掘、整理和研究少数民族文学艺术的工作曾经列入社会主义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950年，旗文化馆派人到揣尔济努图克等地开展发掘、整理安代的工作，并在全旗首届群众业余文艺会演上，安代这一传统的民间艺术，作为蒙古族文化遗产，首次被搬上文艺舞台。虽然，当时受到一些人的批评，但这为安代的进一步发掘、整理奠定了基础。1958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采风运动，推动了这一传统文艺形式的进一步研究，终于使它以崭新的姿态，作为艺苑奇葩正式登上文艺舞台。是年9月，在通辽举行的全区民族曲艺、戏剧汇演大会上，库伦代表队首场演出了题目为《人民公社十大优越性》的安代舞，轰动了整个会场。

1959年，自治区文化局一行5人来库伦对安代进行一次专题调查。其间在白音花举办一场安代晚会，消息一传出，方圆数十里内各村屯的男男女女上千人赶来参加晚会，欢欢乐乐地跳了个通宵。这是安代重新被发掘、整理之后，规模最大的—场演出。1960年8月，全自治区文化工作现场会议在库伦召开。旗文教科为会议印发了《安代专辑》，并在人民礼堂前面的广场上举办了一次有500余人参加的安代舞表演。通过这次文化工作现场会议，  把安代舞推向了新的高潮，使之在全区范围普及推广。从此，库伦旗便有了“安代的故乡”这一美称。1962年，内蒙古艺术剧院院长宝音巴图率领一个演出队来库伦，专门学习了安代舞。与此同时，劳动人民和广大文艺工作者使这一传统艺术形式继续发展提高，  经过整理、加工、改革的新安代，歌唱共产党，歌唱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歌唱社会主义新生活。这无疑又是安代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新的发展。

然而，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安代被戴上“跳神”、“复旧”等大帽子，遭到了禁锢，一度从文艺舞台消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安代再一次获得了新生，古老的安代恢复了艺术的青春。“新安代”如一朵雨后奇葩在艺术的百花园中争奇斗艳。但如果没有库伦人民不断丰富发展，代代相传，使它日臻完善，这一艺术瑰宝可能早已随历史的沉浮淹没于长河。安代在党的民族政策和“百花齐放”方针的指引下，  已从牧野走向城市，从广场进入剧场，经过去粗取精，  以崭新的风貌活跃于民间、舞台、银幕。它将向更健康多姿的方向发展，越来越为各族人民所喜爱。

1996年，国家文化部正式命名通辽市库伦旗为“中国安代艺术之乡”。 2006年5月20日，蒙古族安代舞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2年2月6日，国内首个蒙古族“安代”文化主题博物馆正式在通辽市库伦旗建成并向公众开放。

（通辽市史志办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