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霍林郭勒市内，有一条土筑壕墙由东北向西南穿过，当地人称之为“成吉思汗边堡”。这是古代军事防御工程，因为这个壕墙是从金代开始修筑的，故称“金界壕”。

据近年史学工作者的考查：金界壕西自大青山麓乌兰察布市武川县，东至呼伦贝尔市莫力达瓦旗的嫩江右岸，绵延近万里。其中：

一、北支由锡林郭勒盟乌珠穆沁旗经霍林郭勒市到兴安盟科右中旗，过霍林河北岸，经科右前旗索伦苏木，直至扎赉特旗吉尔根与南支相遇；

二、南支自哲里木盟扎鲁特旗乌兰哈达向北进入兴安盟科右中旗白音花苏木，过突泉，经科右前旗阿力德尔，至扎赉特旗又北上到莫力达瓦旗尼尔吉镇北嫩江西岸为终点；

三、又一条界壕在南北支之间，西自锡林郭勒盟东乌珠穆沁旗沙尔胡勒，沿霍林河向东北经兴安盟科右中旗吐列毛都，又向北进入科右前旗乌申伊合直至接北线；

四、还有一条壕是由扎赉特旗吉尔根以东经宝门到古迹屯南山下。

由于年久，界壕凡土筑城墙只有在雨过天晴或草木茂密的地方才能时隐时现地看到一线痕迹。因此，许多地方群众称它为土龙。确实，这些界壕真的象巨龙穿山越涧蜿伏在辽阔的草原上。

据史载，从金界壕的修筑年代和防御对象来看，其直接因素主要是为了阻止北方游牧部落的南下侵扰。

正隆年间，金朝为争夺中原，征兵伐宋，对北方草原人民横征暴敛，从而激起了北方游牧部落的举旗造反，屡屡大举南进，金廷逐渐失去了对北方各部落的控制。为了防御各部落的南进骚扰，金王朝于大定十七年( 1178年 )诏令以两路招讨司与乌古里府、泰州等路分定堡戍，分段动工，修筑壕堑。以此，四十余年间，金王朝搜刮人民的血汗，花费巨额资财，修筑了工程浩大气势雄伟的界壕。然而，这样的壕堑也未阻挡住善骑骁勇的北方游牧部落的南下，金朝廷终于被迫南迁。界壕之大部修筑在成吉思汗于1204年大战金国回兵翰难河的路线上。选择的地势有两种：一种是在高山峻岭之上，山北侧坡度一般较陡，不便攀登，可以起到居高临下的防御作用；另一种是沿河筑造，以河作为防线。

明朝定鼎之初，力图荡平东北，但“鞭长莫及”，北方游牧部落仍保存很大的势力，遂于纳哈出所接地区的北部设朵颜、泰宁、福余三卫进行治理，多在南部设大宁都司扼守要冲。朵颜等三卫自永乐末年起逐渐南下，向经济发达的地区靠近。宣德年间自嫩江、洮儿河流域进至西拉木伦河流域。零星部众甚至远至“虹螺山牧放围猎”（《明宣宗实录》卷103 ）。此后，兀良哈游骑南下，  拦劫驿路，掳掠人畜，当地居民深受扰害。对于来自兀良哈的骚扰，当时的明朝没有较完备的工事可资防御；只能“唯严瞭望，远烽堠”(《全辽志》卷5)而已。到了正统初年，在西部瓦剌的驱动下，兀良哈大批避居辽河流城。“数入为寇略”，其害甚烈。正统七年(1442)“兀良哈勾结女真野人入境剿掠”。而守军城堡散落，不相呼应，故兀良哈“纵横出没，如蹈无人之境”（《明英宗实录》卷98），兀良哈不断骚扰，而守将屡遭败绩成为明王朝的大患。正统七年十一月，明朝廷下令“缮城垣，浚沟堑，五里为堡，十里为屯，使烽燧接相…。”这里所说的缮城垣、浚沟堑，即边墙界壕的建设。并委派原广宁前屯卫百户督修界壕。毕恭多年驻守辽西，对于明朝防御之利弊深有所知。鉴于兀良哈“纵横出没”，他主张建立一个比较完备的防御体系，使入侵者无隙可乘。当然，毕恭也是吸取前人的经验，才提出了全面修筑边墙的建议。从正统八年（1443年）明廷的一份敕文中可知毕恭的贡献是：用界壕把分散的城堡烽燧连接为一整体，使无兵、无堡之处也可以起到一定的阻截作用，根据地势、距离，有计划地增设或重新配置屯堡烽堠，使兵力分配得当，临近之地相互策应等等。

各段所用修筑材料，因地势、土质和当地的资源条件而有所不同。有夯土筑、石土混筑及土包石筑等重要地段，有双壕双墙连续并列，平原、山口等高大段落界壕则有护坡石；因而虽经八、九百年的风雨，有的地段壕沟尚有一米多深，墙高亦有四、五米者；可见修筑之坚固。而且有很多地段多借助山险以为墙垣，形式大体上是山，岗上较低矮，平原处较高大。而且在视野开阔、水源丰富、山口要道处筑边堡。边堡有三种：一种是“烽火台”，规模较小，多数建筑在界壕较高的山头上，便于瞭望，一有情况，便在山上举火把报信；第二种是障址，多数为方形土城，蒙古族群众称为“哈布其勒”，比烽火台稍大，一般建在山谷中，控扼要道；第三种城址，多数为规模较大的土城，建造在较开阔的地带，是驻兵、屯扎之所，在扎鲁特境内有一处边堡遗址，长约三百米。

这样一座横亘塞外、绵延万里的巨大建筑实在是军事史上的奇迹，同时也堪称中国的“第二长城”。它既是“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山河如虎”的时代丰碑，也是人类社会不断发展、历史车轮不可逆转的见证。

（通辽市史志办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