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到了中国，鼓舞着无产阶级先进分子，向往到俄国寻求革命真理，来救中国。他们所选择出入国境的道路，一是内蒙古的西部，一是东北东部，一是内蒙古的北部从满洲里乘火车到俄罗斯的西伯利亚然后去莫斯科。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随着中国革命事业的发展，为加强与苏联和共产国际的联系，在中共满洲省委的领导下，开辟了3条地下交通线：第一条是从绥芬河走旱路到苏联，第二条是从黑河到苏联，第三条是从满洲里乘火车到苏联。

呼盟地下交通站最早建于1931年，在中共满洲省委和哈尔滨国际交通局的领导下，在东北建立5个交通站，其中在呼盟先后建立了4个。

在艰苦的革命斗争年代，工作在秘密战线上的同志，在敌强我弱，身处险境，任务艰巨，困难重重的情况下，坚持共产主义信念，对革命事业充满着胜利的信心，用他们的身体和生命架起了“一座红色的国际桥梁”——满洲里红色国际交通线，为中国的革命事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特殊的贡献。

满洲里红色国际交通线为护送革命者、革命领导人、传递革命文件和情报资料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中国共产党联系共产国际和苏联，以及中国革命的胜利立下不可磨灭的功勋。有些同志在地下交通站遭到敌人破坏时而被捕，为革命英勇地献出了他们年轻宝贵的生命。

交通员。在满洲里地下交通站成立之前，经满洲里出入国境的人员是由满洲省委派交通员和满洲里地下交通员护送。

从1920年至1931年，经过这条交通线进出中苏国境的人数无法统计，但许多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者和早期领导人是经满洲里去共产国际和苏联以及从苏联回国的，主要有:张太雷、瞿秋白、张国焘、邓恩铭、柯庆施、高君宇、王烬美、陈独秀、刘仁静、李大钊、任弼时、张闻天、王稼祥、王明、刘少奇、蔡和森、向警予、何叔衡、刘伯承、林伯渠、吴玉章等，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马林、越飞、李德也是由满洲里出入国境的。

护送中共六大代表。1928年上半年，中共中央决定在莫斯科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随后，组织全国各地的代表分别按规定路线前往苏联。中东路（西线后改称滨洲线）是六大代表前往苏联的一条重要的线路。为此党中央机关派杨之华、龚饮冰协助满洲省委执行护送代表任务。满洲省委指定参加六大的代表唐宏经组织接头，护送其他六大代表由哈尔滨到满洲里。

第一批护送的代表有夏曦、张国焘、罗章龙、张昆弟等。唐宏经通过哈尔滨党的联络站买火车票，再买上吃的东西，送代表上火车。为不引起人们的注意，代表们分开坐，车上有事儿找唐宏经联系。火车到满洲里后，车站上停着事先准备好的两辆马车，车号为76号和79号。代表上马车后，马车夫是苏联人，不和代表说话，也不讲价钱，便趋车直奔国境，把代表送到了苏联。唐宏经在满洲里住一宿，第二天返回哈尔滨。第二批是广东代表甘卓棠等5人。到满洲里后，唐宏经帮他们找到马车，将代表送走。第三批是云南和山东的代表及唐宏经共5人，一起去了苏联。

上海代表赴苏联是经大连、哈尔滨到满洲里，然后越过国境，再到莫斯科。杨之华到了哈尔滨，带着孩子住在道里江边公园附近的一个同志家里，这家只有夫妻两人。那时候，因为哈尔滨地下党组织做护送六大代表的工作有困难，组织上临时决定杨之华留在哈尔滨帮助做这项工作，杨之华带着小孩便于掩护。护送六大代表的交通联络员是一个汉语讲得很流利的朝鲜族同志及其他同志，每个代表抵哈后都由他先通知杨之华，然后杨之华到公园或其他事先约好的地点和代表接头，并找地方住下。对外说杨之华和来人是“夫妻”，以避免敌人的注意和检查。来的代表住的地点并不总是一个地方，有时住在道里区，有时在道外区，但大部分是住在同志家里，有时也住在旅馆。在杨之华最初到哈尔滨落脚的那个同志家里，她也曾和代表住过。那是个平房（或许是一楼），代表睡在里边床上，杨之华和女儿睡在地板上。代表们住下后，平时不上街，因为口音不对，怕出去惹麻烦。所以饭都是由同志给买回来吃，有时买饭不及时，杨之华的女儿饿的直哭。为避免路上出问题，代表分期分批走，第一批瞿秋白，第二批周恩来和邓颖超，第三批杨之华、李文宜（罗亦农的爱人）和两位男同志。从4月中旬到5月末，共有40多名代表分别经哈尔滨、满洲里或绥芬河去了苏联。

六大闭幕后，为了保证代表们安全回国，李立三、龚饮冰等同志首批途经满洲里回到哈尔滨，由龚饮冰负责安排，在哈尔滨又以开设估衣店做掩护，建立了临时交通站，专门负责迎接和护送由苏联回国的六大代表。六大前后，在交通站同志们的护送下，保证了六大的胜利召开和代表们安全回国。

满洲里地下交通站。“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东北大片土地。中共哈尔滨特委考虑到局势的严重性，为了加强地下交通站工作，选派纪中发（苏联名叫史杜其卡）到满洲里建立交通站。同时为便于工作，麻痹敌人，组织决定选派一名女同志协助纪中发工作。

一天，党的负责人李大昌（原名武胡景）找李芳说，有个地方需要女同志住机关，你能不能去？李芳说，组织决定我就去。李芳（原名关碧云），1927年参加革命，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秋以前在满洲团省委、营口和哈尔滨特委机关工作。在哈尔滨特委住机关，当保姆。一天晚上，李大昌带领李芳来到一家旅馆和纪中发接头。李芳抱着孩子连机关都未回，坐上火车就去了满洲里。

到了满洲里，开始时住旅馆，时间不长在三道街北头（今83号）开了个小铺（房子早已准备好了），以此做掩护，字号叫“晋丰泰”，卖一些烟、酒、糖、茶、水果、米、面、食品等杂货。为了保证过往同志们的安全，在二道街又租一户苏侨土房做备用点。小铺的门面临街，里外两间屋，一进门是拐把子柜台，靠东墙是货架子。住人的里间，南北有一铺大炕，能睡五六个人，地不宽。卖货的屋里有个地窖，放些食品、水果等。里面有电灯，上下用的破旧梯子是用木板做的，有时让小孩下去取东西。房后边有个仓房，不大，中间支一根柱角，装点煤什么的。

为了工作，组织上决定纪中发和李芳假扮夫妻，组成临时家庭，对外公开身份是夫妻关系。纪中发30岁左右，对外称呼张掌柜，比李芳大4岁，李芳称为张陈氏，还有一个伙计姓马，从张掌柜的关系叫李芳嫂子。还有两个月就过新年了，本来打算过了新年再开业，由于哈尔滨特委指示，很快就有人过来，于是在1931年前开业了。

交通站的主要任务是：把党派往苏联的人员送出去，把从苏联过来的党的工作人员送上火车，以及传递文件、情报等。

当时来小铺喝酒的人很多，有警察、日本人、苏联人、蒙古人、中国人。常来的有一个苏联人，是铁路扳道工人。1934年李芳去苏联学习时，是他护送出国境的，李芳才知道是我们的同志。

小铺开业不久，就陆续到了10多名同志，住在离小铺不远的张掌柜家里。一天，他们都在屋里，这时李芳发现房东老太太来串门，她马上把门帘子放下，老太太看了看就走了。李芳把这情况告诉了张掌柜，他通知哈尔滨以后来人要分散，不要集中来，容易暴露。李芳在小铺主要是看“机关”，只有在张掌柜去哈尔滨取“货”或到别的地方“办事”，才由李芳照看小铺，来人、暗号李芳都不知道，只是从信里知道“红高粱多少斤、白糖多少”。哈尔滨“彩霞湘绣店”掌柜的（党的负责同志）来满洲里时她见过。出入境的同志们来了就住在里屋，白天不准出屋，不准大声说话，在屋内用盆子大小便，然后由负责接待的李芳掺和一些别的东西倒出去。当夜深入静时，由一名苏联交通员把我们的人员接走，苏联交通员在前面走，我们的同志远远跟在后面。这个苏联交通员的公开身份是铁路扳道工，他时常以喝酒为掩护，送报纸、文件。交通站有时把满洲省委的文件交给他带走。纪中发和李芳在满洲里交通站工作两年多，护送出入国境的同志有70多名，其中有北方人、南方人、越南人，还有女同志。

1934年4月，组织上派杨永和（原名王玉山）夫妇来接替纪中发他们的工作。杨永和是负责人，他长方脸，高高的个子，不胖不瘦，30岁出头。他的妻子叫李秀珍，衣着朴实，家庭妇女打扮，中等身材，圆脸，举止稳重。有个小女孩三四岁，名字叫杨文芳。杨永和有个哥哥下煤窑，名字叫杨殿成，还有个母亲。他哥哥和母亲住在扎赉诺尔。杨永和调到满洲里地下交通站后，因满洲省委被破坏，领导关系改由哈尔滨国际交通局领导。满洲省委和党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之间的关系，即由国际交通局来接续。1935年8月以后，东北地下党的交通工作完全由国际交通局负责，经费由共产国际负担，凡是调给国际交通局的人，即与中国党脱离了关系。满洲里地下交通站的联络方法是通过满洲里铁路工人苏联人莫老托夫和满洲里对面的苏联86号车站托里亚（今奥特堡尔）发生联系，再经赤塔直达莫斯科。从1934年4月至1937年4月24日，经满洲里交通站护送去苏联的同志9名，由苏入东北的同志3名。

经由满洲里地下交通站护送出入国境人员的经历。

1932年5月，许光达、李国华、陈桂、李国富、李子良等从上海秘密去营口。在哈尔滨集合了十几位赴苏人员，经由满洲里偷越国境到赤塔。6月下旬抵达莫斯科，入国际列宁学院学习。

1932年下半年，李维汉从苏联经满洲里回国。李维汉回忆：六届四中全会后，去苏联国际部短期训练班学习8个月毕业。短训班快结束时，王明找我谈话，要我回国。他说：国内的党组织被破坏的很厉害，要人回去工作，决定让我回去做特科工作。我答应了，准备立即回国，回国的路线是经西伯利亚到满洲里。与我同行有伍云甫的爱人熊天荆。路过赤塔时，在那儿呆了40天。一位工人前来接我，准备从满洲里过境。这时，满洲里已被日军侵占。在火车刚过境还没到车站时，那位工人就带我跳下火车，到他家里住了一夜。第二天，给我换了一件很不合身的长袍，还给我一只绿色小帆布箱，里面装些牙具。此时，我又准备了必要的“口供”，以便应付意外事件。这是搞地下工作的人，每搬一次家或到一个新地方所必须准备的。那位工人把我送上了火车。

1956年初夏，江西省副省长兼赣南行署主任王淦由莫斯科回国途经满洲里时，提出要寻找30年代和李达(军委上将)等4名同志奉党中央派遣经满洲里赴苏联时那个地下联络站的旧址。

王淦副省长讲述，1934年，李达和他等4位同志乘火车抵满洲里时，天已近黄昏，当时由一伪警察(是地下党的同志)以检查他们的物品为名，大声呵责他们一通，便将他们打发出车站。他们找到了地下联络站。那是一家出售杂货的小店，问老板有没有××牙膏，对方说有，又问多少钱一支，对方说三角五分，于是双方知道是自己的同志了。小店的主人是两口子，都是地下党员，答应立即与莫斯科共产国际联系，确定出境的日期和方式。他们4人便躲在小店后屋，当时满洲里已被日本侵占，一来巡逻很紧，二来严格按人头定粮食，所以李达等4人的情况是十分紧张的。一直等了两周，始终未见苏方共产国际派联络员来，没有办法，满洲里地下联络站决定用马车送4人越过边境进入苏联，实际距离也就是七八里路。方式是由乔装伪警察的地下党以“驱逐非法商人”名义，连人带行李，用马车拉上从市区西北方向苏联境内进发了。 

1935年4月29日，杨光华和交通员（小孩子）从哈尔滨出发到满洲里前一站下车，坐马车进满洲里市。第二天黄昏时，有一个苏联人领他俩去了苏联。

1937年4月，日本侵略者为了加强其反动统治，千方百计地对中国共产党的地下组织进行侦查、破坏，使党的工作环境处于十分艰难、恐怖之中。就在这时，傅景勋(原名王守一，当时担任中共哈东特委宣传部长)到哈尔滨投降了日本侵略者。他不仅向敌人供出了中共地下党组织的情况，而且还供出了1935年12月下旬他由莫斯科回国时的国际交通关系和满洲里交通员杨永和。随后，日本特务机关根据傅景勋提供的情况进行侦查，于4月16日逮捕了韩守魁(当时担任中共哈尔滨特委书记)，4月24日逮捕了满洲里交通站的杨永和。

杨永和被捕后，满洲里地下交通站遭到破坏。1937年5月初，敌人将杨永和释放，做诱饵。时间不长又被逮捕，再未释放。6月25日李秀珍被捕，李说不识字，什么也不知道，后释放。李秀珍释放后，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领着两个小女孩，三人相依为命，在满洲里以开小饭馆卖馒头、大菜维持生活。1946年冬季，在满洲里工委的帮助下，她重新找到了党组织。

扎赉诺尔交通站。扎赉诺尔交通站是满洲里地下交通线的辅助站，于1935年5月以前建立的，负责人杨殿成，是满洲里杨永和的哥哥，助手老李头（原名张发），他调回哈尔滨后，派王化民来接替，以种地为掩护。这个站需要和苏联方面联系时，要先由杨永和和莫老托夫联系，再由莫老托夫通知扎赉诺尔对面的阿巴凯捷夫司基（即阿巴凯捷的苏联保安部），再经托里亚、赤塔最后到莫斯科。

这一期间，国际交通局在哈尔滨设立满洲里、扎赉诺尔方面的联络处。

杨金涛同志回忆通过扎赉诺尔交通站越境去苏联时的情景：1936年5月，组织上给了杨金涛些钱和菜籽，让他化装打扮成卖菜的农民，乘火车到达扎赉诺尔后，他用个小棍挑着菜籽放在肩上，顺着火车道向前走，当有赶车人问他扛着什么时，就说是菜籽。下火车道走了不远，遇上了赶车人。在准确地回答了赶车人的问话之后，坐上大车，安全地进入了苏联境内。

1937年4月，满洲里地下交通站被日本特务机关破坏后，扎赉诺尔交通站的人员接到通知撤到哈尔滨。由于韩守魁的出卖，在扎赉诺尔交通站工作的老李头被捕，11月4日扎赉诺尔交通站的负责人杨殿成也被逮捕。

满洲里直通交通站。满洲里直通交通站于1936年4月设立，在三道街以开设“承和顺”估衣铺做掩护，负责人李子文，助手宋恩来，直通交通站与满洲里地下交通站不发生关系。他们的联络方法是由满洲里通过北方山道，直到托里亚和苏联人斯密士联系，由联络员直送哈尔滨。国际交通局在哈尔滨设立了满洲里直通站联络处。

1937年11月，崔光棣被捕后叛变投敌，向日本特务机关供出了各交通站和联络处的人员姓名、年龄、住址、日薪情况。11月14日，李子文、宋恩来等人被捕。满洲里直通交通站和直通站联络处均遭到敌人的破坏。

博克图交通站。1937年伪满洲国施行“国境法”以后，旅行到满洲里、扎赉诺尔等地要受到“国境地带法”的限制。为交通工作的便利，则在不需要国境证明的博克图又设立了交通站，负责人（原名张九江），助手刘熄林。但成立不久，还未开始利用，接到扎赉诺尔王化民的通知说：“满洲里交通站被破坏。”因设立该站杨永和知道，恐被暴露，在5月初博克图交通站的人员撤回哈尔滨。

由于韩守魁的出卖，11月也被日本特务机关逮捕。至此，在呼盟的4个地下联络站全被破坏，只有刘熄林、王化民未被逮捕，不知下落。

满洲里红色国际交通线是哈尔滨国际交通线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在民国时期，在军阀统治东北的时期，还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法西斯统治时期，都表明了满洲里地下交通站是一条与共产国际和苏联相联的秘密通道。地下交通站在护送人员出入境、传递文件物品等做出了重大的成绩。

（作者：内蒙古呼伦贝尔市档案史志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