翦伯赞在《内蒙访古》中写道：“假如呼伦贝尔草原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闹市，那么大兴安岭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幽静的后院。”如今，这个“幽静的后院”正在变革。

传统与现代

记者在内蒙古大兴安岭北部的根河市观看了一台鄂温克民俗风情表演晚会。演员们以一个大“撮罗子”（一种尖顶窝棚）为背景，演绎了鄂温克人与森林相伴的四季生活。８０多岁的女酋长玛丽亚·索穿上漂亮的民族服装走上舞台参与演出。

玛丽亚·索是敖鲁古雅鄂温克民族乡最后一个猎民点的守望者。她把孩子们一个个送出森林到城市读书和生活，自己却留在森林与驯鹿为伴。

我国北方各少数民族从森林中走出，纵横草原、逐鹿中原并最终融入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鄂温克、鄂伦春、达斡尔三个民族大部分人相继到农区定居，只有大兴安岭西北麓敖鲁古雅乡的森林里还有４０多位鄂温克人。他们以放养驯鹿和狩猎为生，被称为“最后的狩猎民族”和唯一的“使鹿部落”。

２００１年以来，根河市实施生态移民，将最后一批猎民迁往根河市郊定居。并在新的敖鲁古雅鄂温克民族乡建立民族博物馆、民俗村、狩猎场等，帮助他们发展旅游业和驯鹿圈养。

但这批定居猎民中又有一些人回到森林里。特别是一些老者，故土难离，传统难弃。他们习惯于林中生活，难以接受外界的繁华喧闹。

鄂温克猎民的“老伙伴”驯鹿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不能随便屠宰。一头驯鹿圈养成本每年需千元左右，仅靠割茸收入只有两三百元。如何实现驯鹿圈养，在保护好传统文化的同时为当地人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还需进一步探索。

辉煌与窘迫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大兴安岭地区林业建设者们头戴狗皮帽，身穿羊皮袄、羊皮裤，脚蹬毡疙瘩头，克服十分艰难的生产和生活条件，满怀豪情艰苦创业，为国家提供了大量优质木材和林木产品，支援新中国建设。林区老职工们回忆起当年岁月都充满自豪。

内蒙古大兴安岭林管局副局长韩锡波告诉记者，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前，林业工人工资待遇相对较高。在粮食短缺年代，林业职工每月都能从粮店买到细粮。随着林区可伐林减少和生态保护重要性凸显，林区采伐量逐年下降，森工企业作为国有老企业的弊端逐渐显现，与全国人民整体提高的生活水平相比，林业工人们收入增长缓慢。大兴安岭曾陷入资源危机和经济危困中。

在根河市，由于就业容纳力低，全市人口已从１０万人下降到４万人。记者走进达赖沟路边一户人家，他们还住着几十年沿用的“板加泥”（木板上刷泥）平房里，父母都是买断身份的林业工人，儿子、儿媳妇没有固定工作，一家人主要收入靠采摘松果和外出打工。

天保工程实施以来，在岗林业职工收入有了保障。林区人立足林区资源优势开始二次创业，山野菜、山药材、山果品采集与加工和食用菌栽培、特种禽兽养殖等多种经营发展迅速，旅游业开发蓬勃兴起，整个林区主导产业开始转型。

“新林区”火热建设

２００８年，内蒙古自治区政府斥资１０亿元用于大兴安岭森工集团主辅剥离、职工安置、棚户区改造等项目，大兴安岭“新林区”建设拉开大幕。

在进入乌尔旗汗林业局的道路两旁，居民们搬出居住了４０多年的旧土房，迁入新建红顶砖房内。不管是林业职工还是非林居民，都能享受每户３５平方米的免费房。

乌尔旗汗镇一个由５栋楼组成的安居小区已进入装修阶段。林业职工戴金玉告诉记者，他家过去住平房，今年冬天可以搬到楼房里，还能享受林业局补贴的集中供热，每年冬天烧煤钱能省下１０００多元。在根河，一片建筑面积达8万多平方米的新楼房正在拔地而起，建成后可解决1656户棚户区居民的安居问题。

旅游业是“新林区”建设中最有潜力的产业。一路上，记者看到来自北京、上海、广东、四川等地的旅游团队、自驾车游络绎不绝，一些景点游人如织，住宿紧张。在莫尔道嘎林业局安格林林场，伐木工人的工棚被开辟为“工队风情游”，修葺一新的厂部也用来接待游客。

粗放式的“独木支撑”产业正向精细加工、多种经营局面转型。新近完成改制的根河板业公司、根河木业公司厂区内，一派生机勃勃的生产场面。这两家公司克服了金融危机带来的市场萎缩影响，生产的“根河”牌刨花板、饰面板和松、桦实木地板在东北市场站稳脚跟，有的出口到日本、韩国等地。企业还将下脚料加工成桦皮画、根雕等工艺品。在金河镇，职工们以家庭为单位开展北极狐养殖，利润不菲。

虽然发展势头良好，但记者感受到产业优化升级的迫切性。例如旅游业，目前发展尚处初级阶段，景区建设、营销理念，以及交通、通讯、食宿接待等基础设施与内地相比还明显落后，特别缺乏指导旅游业开发与生态保护协调并进的中长期统一规划。

保护生态是林区第一任务，产业转型是林区稳定发展的重要支撑。为此，一些体制机制障碍亟待理顺。目前林区内既有林业局，又有地方政府，某种程度上是双轨运行的行政体制；在林业系统内部，林业局与森工企业“政企合一”，造成责权利不明晰，职能重叠。解决方案正在探寻中。

（新华社专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