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崇古（1515—1588），字学甫，别号鉴川，山西蒲州人（今山西省运城市永济西），是明朝重臣，历仕嘉、隆、万三朝。他一生的主要业绩是在明朝的北部边疆。自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升任右佥都御史，巡抚宁夏始，王崇古成为明朝北边的封疆大吏，整顿北部边防与处理明蒙关系成为他职责的最主要的内容。因此，无论是明代史，还是中国边疆史、民族史的研究领域，涉及到明朝的北边防御、对蒙关系等历史问题，都不可避免地要提到王崇古的名字，特别是有关“俺答封贡”的研究，王崇古一直被视为重要角色。

一、 “隆庆和议”前的明蒙关系

元朝北迁之后，明蒙关系极度紧张。蒙古右翼诸部因要求与明朝通贡互市屡遭拒绝，频年入犯明朝北部边境，“华夷交困，兵连祸接”。 隆庆四年（1570年）明朝成功地处理了把汉那吉归明事件，继而实现了以“俺答封贡”为标志的“隆庆和议”，明朝与蒙古的关系得到了根本的改观，“自是边境休息，东起延、永，西抵嘉峪七镇，数千里军民乐业，不用兵革”， “隆庆和议”成为明蒙关系的一个转折点。在实现这一转折的过程中，明蒙双方都有一些人殚精竭虑，付出了辛勤劳动，作出了不凡的贡献。但从明朝廷一方来看，王崇古当是“隆庆和议”达成过程中的轴心人物，是处理“俺答封贡”问题的实际主持者，上通下连的作用尤为突出。

洪武元年（1368年）八月，明将领徐达率军攻破元大都，元顺帝北遁。至此，蒙古贵族对中原的统治宣告结束。然而，元廷北迁后，仍拥有完整的统治机构和相当的军事实力，明朝也丝毫没有放松对北退的蒙古各部的军事行动。明朝不时派重兵出征漠北，但最终仍不能将其消灭。蒙古贵族也凭借着精良的骑兵，不时南下侵扰。在长达二百多年的时间内，双方虽然在经济上、政治上不乏往来，但战事时有发生。朱元璋曾三路出兵远征大漠，无功而返。明成祖朱棣“五出三犁”，亲征蒙古，又实施了诸多怀柔政策，仍旧没有从根本上改善明蒙之间的关系。正统年间，明朝与蒙古曾有一段经济贸易上的密切来往，但后来又发生了“土木之变”，双方的关系又陷入僵局。

蒙古也先汗败亡后，蒙古内部出现了诸部称雄的局面，诸部首领不时拥众南下，袭击明边。成化十五年（1479年）蒙古达延汗继位，统一诸部，弘治元年（1488年）小王子“奉番书求贡，书辞悖慢。自称大元大可汗，……兵部覆奏，谓北虏虽有入贡之意，然以敌国自居”。之后，蒙古常借口明朝的“宴赏薄恶”，大举进攻明朝，明蒙关系的紧张状态一直未能从根本上消除。

到了嘉靖年间，蒙古诸部处于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畜产品增加，需要与明朝进行贸易交换。但嘉靖皇帝顽固地实行隔绝蒙古的政策，拒绝与蒙古互市。蒙古土默特部俺答汗不断向明朝提出通贡互市的要求，并保证今后“令边民垦田塞中，夷众牧马塞外，永不相犯……”。然而，以明世宗为首的明朝统治者皆以虏情多诈为由，不仅拒绝了俺答汗的要求，而且一次又一次地扣留俺答的使臣，甚至竟然“磔天爵及肯切于市，传首九边枭市”，还悬赏千金求索俺答首级。俺答求贡市不成，遂麾兵南下，大举进攻山西，入太原，掳掠财富人口无数。明蒙之间兵连祸接，无有宁日。王崇古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步入政治舞台，并在处理北疆防务和明蒙关系中崭露头角。

二、处理把汉那吉归明事件

在王崇古的为政生涯中，研究其与明蒙关系的事迹，处理把汉那吉归明事件是其第一亮点。此事发生在明朝与蒙古兵连祸接四十余年之后的隆庆四年（1570年）。

把汉那吉是蒙古右翼土默特部首领俺答汗的孙子。隆庆四年（1570年）秋，因家庭纠纷，迁怒俺答，率妻子及部属十余人由大同镇投归明朝。当时首当其事的就是职任宣大总督的王崇古。

把汉那吉一入明边，大同巡抚方逢时以其政治敏感，意识到“此乃奇货可居”，便立即报告王崇古。这样，一个尖锐的问题摆到王崇古面前：对把汉那吉的归附，是接受还是拒绝？这一事件的处理，一方面直接关系到明蒙关系的大局，再者也关系到个人的安危进退。因为，据嘉靖年间的教训，搞不好，自己会冒触犯先帝遗旨的罪名，后果不堪设想。但此刻王崇古首先想到的是明蒙关系的大局，立即把对把汉那吉的处理与改善明蒙关系联系起来，赞同方逢时的看法，认为这是打破僵局，改善明蒙关系的契机，于是迅速而慎重地作出反映，向朝廷提出处理把汉那吉事件的上、中、下三策，供朝廷选择。这就是王崇古著名的《为夷酋款塞酌议事宜疏》。疏言：

“……兹把汉那吉之来降，虽若甚微，其关系华夷之分，实当慎重，始之不谨，将贻后艰。臣等再思，把汉虽俺酋之孙，乘愤而来，党与寡少，非率众归附之比。但宜给之宅舍，授之职衔，丰其饩廪，易其服用，以悦其心；严防出入，禁绝交通，以虞其诈；诱之以话言，示之以大义，摄之以兵威，乱之以醉酒，以察其志。岁月既久，果无异心，徐为录用，俾其自效。若俺达果肆勒兵近边索取，则明行晓告，许其生还，谕以祸福，因与为市，责令俺酋将板升诸逆贼首赵全等生擒，解送被掠人口，悉放南归，然后优加赏给，以礼遣还。一以阴中其老牛舐犊之思，一以潜夺其凶顽啖噬之气。彼虽豺虎，宁不知恩，昔逋獍枭，亦获正法，策之上也。若俺酋倚势桀骜，称兵强索，不可理喻，申饬诸将，严兵固守，随机拒战，俾再遭挫折，必思悔祸，如构患无已，则明示尽杀以挠其志，彼若望其生还，必惧我之制其死命。其心既夺，其气易沮，计必不敢大肆狂逞，而吾策可行，策之中也。若老酋昏悖，不顾其孙，弃而不求，则当厚加资养，训以德礼，结以恩信，如历代待外国之质子，其部下余众有相继来降者，就于各边从便容收驻牧，责令把汉统领，略如汉人置属国居乌桓之制。俟老酋既死，其子黄台吉必兼统其众，因将那吉加以名号，送还本土，令其收集余众，自为一部，旧存部落见故主之得归，势必响应；黄酋闻其侄之复返，势必忿争。彼若两族相持，我则两利俱存；彼若互相仇杀，我则按兵称助。盖推亡固存，把汉必知怀德；掖此捍彼，彼黄酋亦自畏威。在彼将无暇侵陵，在我亦遂得休息，策之终也。……”

这通奏疏对明蒙关系的分析十分深入，对策进退自如，为妥善处理把汉那吉归附事件及明蒙关系以后的发展定下了基调，上报朝廷后，立即得到首辅高拱的支持。王崇古的意见也遭到了一些朝臣的激烈反对，御史饶仁侃、武尚贤、叶梦熊等坚决反对接受把汉那吉的归附，连兵部尚书郭乾也犹疑两端。只有高拱与张居正力挺之，并补充了一些更为完善的应对意见。明穆宗完全同意内阁的决定，颁发谕令。定策之后，王崇古指示巡抚方逢时派出熟悉蒙古情事的鲍崇德为谈判使者，与俺答汗进行具体的谈判交涉。交涉谈判一直是按照王崇古所定之上策进行的。其间虽亦有一些曲折，但总体来说交涉还是比较顺利的。明朝方面开出条件，俺答权衡之后，欣然接受，双方很快达成共识。隆庆四年（1570年）十一月十九日，俺答将赵全等八人执送至明边，明朝如期以礼送还把汉那吉。王崇古改善明蒙关系的举措第一步便取得了成功。

把汉那吉的回归，迈上了改善明蒙关系的第一个台阶，为下一步的封贡互市奠定了可靠的基础。需要指出的是，把汉那吉事件只是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偶然因素，系历史转折的契机，并非是推动转折的根本力量。根本的推动力在于历史的经验教训。嘉靖时期，明朝实行隔绝蒙古的政策近半个世纪之久，其所带来的后果，朝野共知，而以边臣感受最深。他们久在边镇，与蒙古打交道多，熟悉边情，对边境的兵连祸接，苦之久矣，一直在谋求与蒙古关系的正常化。但在嘉靖年间，由于嘉靖帝的顽执，在敢言贡市者斩的严旨下，无人敢言，错过了不少机会。进入隆庆时期，他们有心在这方面有所建树，蒙古方面又有强烈和平互市的需求，但一直未得恰当的机会。把汉那吉事件正发生在明朝边臣与决策者们试图纠正嘉靖以来错误政策、推行边防新政的时刻，因而一石激起千层浪。把汉那吉事件的妥善处理，以至封贡互市的最终达成，可以说是明蒙长时段碰撞交流、明朝隆庆以来的边防新政、蒙古俺答部的经济需求等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三、俺答封贡

引渡赵全等人，送还把汉那吉，只是显示了明蒙和好的诚意，而明蒙关系的真正改善，需要明确的协议和切实的内容与措施。最传统的就是通贡、互市。这在蒙古俺答汗方面是久已追求的目标。所以，隆庆五年（1571年）二月把汉那吉返明后，俺答汗就提出了封王和互市问题，这也与王崇古策划的第二步打算一致。于是王崇古便将俺答汗的请求上奏朝廷，并明确提出自己的主张，即采取封赐等方式使蒙古纳贡。

封贡互市与归还把汉那吉不同。归还把汉那吉只是一个具体事件，而封贡互市涉及到对蒙政策的根本改变，因而在朝廷的反响更大。王崇古提出具体实施办法，分别是：赐封号官职、定贡额、贡期贡道、立互市、议抚赏之费、议归降等。在高拱、张居正的大力支持下，王崇古的建议得到穆宗批准，“俺答封贡”终于确定下来。

隆庆五年（1571年）三月十八日穆宗下诏：封俺答汗为“顺义王”，自“俺答封贡”以后，出现了“数月之间，三陲晏然，一尘不扰，边氓释戈而荷锄，关城熄烽而安枕，此自古希觏之事而今有之”。因此“俺答封贡”是明蒙关系根本改善的标志。

“隆庆和议”之后，蒙古地区的面貌也大有改观。在和平发展的局面下，俺答汗在土默特兴建了库库和屯城。大型城市的出现，对当时的蒙古地区，以至于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明蒙双方在长期和平交往中，在思想文化和生活习俗上，彼此熏染渗透，长城沿线，“边人大都五分类夷，五分有京师气习”，其影响一直延续到明末乃至有清一代。此外，明蒙和平的实现，推动了蒙古地区宗教文化的发展，是其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北部边疆巩固发展的重要因素。“隆庆和议”最终完成其历史使命，开辟了明蒙间和平融合之新时代。

参考文献:

《明实录》，台湾历史语言研究所整理影印本，1962。

万历《大明会典》，台北文海出版社元明史料丛书影印明刻本，1984。

[明]焦竑《国朝献征录》，《续修四库全书》本。

[明]王圻《续文献通考》，现代出版社影印明万历刻本，1986。

[明]陈子龙等《明经世文编》，中华书局影印明崇祯刻本。

[明]谈迁《国榷》，中华书局标点本，1958。

[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中华书局标点本。

《明史》，中华书局点校本。

[明]王世贞《北虏始末志》，薄音湖、王雄《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二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0。

　　　（作者：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党史地方志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