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隆庆六年（1571年）五月二十一日，往常戒备森然、冷清空旷的明朝边塞大同得胜堡（今内蒙古丰镇市南境）外广场，这时却锣鼓喧天，欢声笑语。只见临时高筑的晾马台上，搭一巨大蓝帐，中庭设黄帷，四周彩旗飘扬，张灯结彩，一派喜庆气象。原来，明朝宣大总督王崇古、大同巡抚方逢时代表朝廷，和以阿拉坦（蒙古语，意为金子，又译作阿勒坦、俺答、俺达）汗为首的东蒙古右翼各部首领正在举行隆重的封贡仪式。

在仪式上，明官宣读隆庆皇帝敕封阿拉坦汗“顺义王”的诏书，阿拉坦汗“卸帽叩拜”行答谢礼。礼成，阿拉坦汗进贡了马匹、弓箭，并呈送《俺答汗初受顺义王封立下规矩条约》，明官又厚赏金银和布匹、绸缎等物。其他各首领也被分别授予都督同知、指挥同知、千户、百户等官职，得到不同赏赐。这就是明史上有名的“俺答封贡”。仪式后，接着进行了首次通关互市，市场上热闹非凡，人声鼎沸。隆庆朝内阁首辅、大学士高拱接到王崇古“封贡互市事竣”的奏报后，不禁发出感叹：

“数月之间，三陲晏然，曾无一尘之扰。边民释戈而荷锄，关城熄烽而安枕。自古希觏之事，而今有之”（《伏戎纪事》）。

阿拉坦汗为什么能够接受明廷的封赏，明廷又为什么要对阿拉坦汗“赐之封爵，许贡许市”，高拱为何称此事为“自古希觏”，它对当时和后世又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要弄清这些问题，还要从明朝与北元的关系说起，其中的过程又颇具传奇和戏剧色彩。

一道蜿蜒的长城，成为蒙明双方长期对峙的前沿

1368年，朱元璋建立明朝并攻占元大都（今北京）后，蒙古统治集团退守北方草原，初仍称“元”，15世纪初去国号称鞑靼，史称北元。明朝为消灭蒙古残余势力，常派军队深入草原穷追猛打，永乐皇帝还数次率军亲征，北元丧师失地，节节败退，元气大伤。不久内讧不已，分裂成三大部分：一是鞑靼，为蒙古本部，又称为东蒙古；二是地处西北的西蒙古，即瓦剌部（又译作卫拉特、卫剌特），该部又分为三部，明朝分为顺宁、贤义、安乐三王;三是地处东北的兀良哈部，后被明朝纳入版图。从15世纪末起，成吉思汗的15世孙达延汗渐次统一了蒙古大部分地区，成为中兴英主。他在东蒙古重建六个万户，分封给自己的子孙。而明朝进入中期后，朝政日益败坏，国势逐渐衰弱，被迫将防线缩到长城一线，并沿长城挖壕筑堡，重兵设防。在这种形势下，阿拉坦汗继其祖父达延汗之后，又一次称雄于东蒙古。

阿拉坦汗出生于明正德二年（1507年），18岁时因征讨兀良哈部有功，被蒙古汗庭授予“索多汗”（意为英明卓越）。以后他恩威并用，以雄才大略成为东蒙古右翼土默特、鄂尔多斯、永谢布三个万户的实际盟主，还数次用兵青海，将青海地区也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又被蒙古汗庭授予“土谢图彻辰汗”（意为可靠聪睿）。但此时的蒙古汗庭，只是名义上的蒙古共主，其真正能统辖的，只是察哈尔本部。

面对日益强盛的阿拉坦汗，明军一方面加强防守，一方面继续实行“烧荒捣巢，赶马打帐”，即派兵深入邻边草原甚至草原腹地，烧毁草场，袭击营帐毡房，掠夺马驼牛羊。多年守边的方逢时在《烧荒行》一诗的描写使人如临其境：

汉家御虏无奇策，岁岁烧荒出塞北。

大碛平川鸟飞绝，漭漭龙庭暮云黑。

阴山举火各因风，烬结如云万里同。

虏帐千群皆北徒，列焰夜照阴山红。

山头突骑飞流矢，几人还向火中死。

白骨成灰散不收，恸绝胡天作冤鬼！

从诗中可以看出，明军的烧荒政策使蒙古方面牧草化为灰烬，畜群被迫北迁，蒙受惨重损失，但同时不少明军也因被袭被烧而丧命。该诗曲折表达了作者反对战争、渴望和平的心声。

阿拉坦汗亦不甘示弱，经常派出骑兵越过长城抢掠人口财物，焚烧农田屋舍。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他还亲自率军攻大同，掠怀柔，抵通州，围困京师达三日之久，史称“庚戌之变”。对此明朝边臣也感到防不胜防，难于应付，方逢时曾记述阿拉坦汗军队侵入内地后的情况：

“利兵坚甲，云梯冲竿，尽其机巧，而沿边无坚城矣；避实攻虚，声西击东、而诸镇疲于奔命矣；岁掠华人以千、万计，分部筑室于丰州之间，名曰板升，而彼知屋居火食矣。”（《大隐楼集》）

阿拉坦汗每次出兵虽屡有掳获，但一直受到明朝官兵和边民的抵御和暗袭，加之地形不熟，往往人马遭受重大伤亡，所付代价十分高昂。

蒙明双方长期地对峙和纷繁的战事，对明朝来讲，边境地区百业凋零，军事费用日趋浩繁；对蒙古方面来讲，不仅使蒙古部落赖以生存的畜牧业遭到极大损害，又从内地得不到所需的粮食、铁器和日用品，而且每战之后，“畜产死，人民疫病”。为了摆脱困境，阿拉坦汗一方面在土默特地区大力发展农牧业和手工业生产，一方面努力结束与明朝的战争。他曾多次派出使者，向明朝提出通贡的要求。但妄自尊大、性格顽固的嘉靖皇帝以“堂堂天朝，下与边寇互市，冠服倒置，损国家之重威”、“俺答狡诈，出没叵测”为由，始终加以拒绝。

1566年嘉靖皇帝死后，隆庆皇帝继位，他任用高拱、张居正等才干大臣，朝局为之一新，以往的边疆政策亦有所变化。但由实行200年的武备、征伐、经济封锁等政策改为谈和、通贡、开关互市，真正实行起来并不容易。况且明廷此时任用的王崇古、方逢时等边臣，颇为得人，北境稍宁。

一个突发性事件，成为蒙明双方实现和平的契机

明隆庆四年（1570年）九月的一个晚上，一支十余人的马队来到大同，叩关乞降。值守官兵见马队未带兵器、阵容不整、绝非训练有素的蒙古骑兵，于是开门纳入。一问方知，为首的18岁青年，竟是阿拉坦汗的爱孙把汉那吉。

把汉那吉是阿拉坦汗与第一位夫人——一克哈屯（哈屯意为夫人）所生次子铁背台吉（台吉意为贵族，专指成吉思汗黄金家庭成员）的独子，4岁时其父病亡，便由祖母一克哈屯抚养长大，倍受宠爱，但也养成其任性冲动性格。把汉那吉降明的原因也十分简单，就是他的未婚妻被阿拉坦汗另许给鄂尔多斯部，以平息土默特部与该部的争端。把汉那吉抗争未果，一怒之下率管家阿力哥等出走降明。

这件事犹如平地惊雷，震动了双方。王崇古、方逢时等人认为把汉那吉“奇货可居”，留下可有力地牵制阿拉坦汗。其他边将有的认为“勿纳为宜”，免得阿拉坦汗借故兴兵，也有的提出把他们作为人质，严加看管。明朝廷议时，高拱、张居正等力排众议，隆庆皇帝下旨“外人慕义，前来降顺，应加优抚”，授把汉那吉为指挥使，阿力哥为千户，并有赏赐。大同衙府对他们妥善安排，处处厚待。

阿拉坦汗得知把汉那吉出走降明后，唯恐爱孙遭到不测，于是集兵数万，陈列边境，时刻准备以武力夺回。王崇古亦飞檄各镇，严兵戒备。双方剑拔弩张，一触即发。在这关键时刻，阿拉坦汗时年20岁的年轻夫人三娘子极力劝说阿拉坦汗先冷静下来，并陈述明已有备，若兵戎相见，把汉那吉必将性命不保，且天寒草枯不利骑兵长期作战，只有力争通过谈判使明朝送回把汉那吉，方为上策。

三娘子于明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出生于蒙古族卫拉特部的一个贵族家庭，本名乌纳楚（又译作乌延楚，意为高贵），在庞大众多的黄金家庭成员中，论辈份阿拉坦汗是她的外祖父。明代史籍中称她“幼颖捷，善番书，黠而媚，善骑射”，可谓集美女、才女、侠女于一身。隆庆元年（1567年），年仅17岁的乌纳楚嫁给了59岁的阿拉坦汗，成为他的第三位夫人，蒙语中称她“钟根哈屯”（意为中宫夫人），汉人则称为三娘子。婚后，三娘予以美貌多才且见识过人而深得阿拉坦汗宠信。阿拉坦汗出行时都带着她，并且曾远赴西北卫拉特部和青海。明人尤侗曾在《三娘子》一诗中将她比作古代的王昭君：

乱点驼酥舞白题，更索珠钿缀簪珥。

至今图画写昭君，六宫粉黛谁能似？

阿拉坦汗听从了三娘子建议，派使者请求谈判，明廷亦求边境安宁而同意商谈。于是，从当年九月至十一月，蒙明双方围绕交还把汉那吉一事，轮流进行了数次谈判。明朝边官王崇古、方逢时还让阿拉坦汗的使节站在衙府高阁上，目睹把汉那吉在阁楼下面穿行。通过多个回合智慧与实力的较量，双方终于就此事达成协议。十一月十九日，明军护送把汉那吉出境，同时换回了数年前叛明逃到土默特部的数名白莲教要犯。阿拉坦汗和一克哈屯与把汉那吉重逢，百感交集，痛哭失声。把汉那吉返回后，迎娶了一位年轻貌美的妻子大成比吉。阿拉坦汗仍对他信任有加，让他统领“部众十万”的板升之众和蒙古勒津部。把汉那吉为维护蒙明友好也积极地贡献了力量。但不幸的是，明万历十一年（1583年），正值而立之年地把汉那吉打猎时坠马而亡，令人遗憾不已。

阿拉坦汗从把汉那吉投明后所受优厚待遇和明朝将其顺利交回这一过程中，深切感到明廷的诚意和政策的变化，于是进一步提出了通关互市的请求。明廷出自“华夷交困，兵连祸结，故思一容通贡，各遂保全”的考虑，允许通贡互市。双方又经数月谈判，于第二年五月达成《俺答汗初受顺义王封立下规矩条约》，对如何处理双方往来的问题作了规定。其开头写道：

俺答等随令头目打儿汉首领等四名，对天叫誓说：……我地新生孩子长成大汉、马驹长成大马，永不犯中国。（中国指中原内地——编者）

明隆庆六年（1571年）五月，在大同得胜堡举行封贡和通关互市仪式不久，按照和议，明朝在东起宣府、中经晋陕、西至甘肃的万里长城要塞处，又开设了十余处关市。以“俺答封贡”为标志，蒙明双方终于化干戈为玉帛，结束了长达200年的交战状态，迎来了“疆域宁兮征战息，边人乐兮保家室”的和平友好新时期。

一纸庄重的协议，成为蒙明双方多年共守的准则

蒙明议和后，阿拉坦汗深知这一局面来之不易，深知通关互市给所辖部众带来的益处，同时也为使土默特部在蒙古诸部中进一步壮大称雄，他一方面按时向明朝进贡，一方面常“勒精骑，拥胡姬，貂帽锦裘”，到市场查看监督。《明史》载：

俺答汗事朝廷甚谨。部下卒有掠夺边氓者，必罚治之，且稽首谢罪，朝廷亦厚赏赍。

曾任宣大总督王崇古属下的穆文熙，多次奉命与阿拉坦汗、三娘子联系互市事项。他在《咏三娘子》一诗中，描写了身着华贵汉装的三娘子与阿拉坦汗并肩骑马到市场的情景：

小小胡姬学汉装，满身貂锦厌明珰。

金鞭娇踏桃花马，共逐单于入市场。

随着阿拉坦汗日趋年大体衰，三娘子便经常代表汗王巡查市场，与明朝边臣边将交涉洽谈，显露出治世的才干。不仅蒙古“诸部落皆受其约束”，而且明边臣对她也十分信任，经常宴请她并赠送礼物。三娘子亦善于同明朝边官交往，在明府军营中表演蒙古族歌舞、骑术、箭术等，密切双方友好关系，使和平互市得以顺利进行。明代著名诗人、文学家徐谓，明万历四年（1576年）曾北上作边塞游，写有边词26首，其中有3首是描写三娘子的：

其一：女郎那复取枭英，此是胡王女外甥。

      帐底琵琶谁第一？更谁红颜倚芦笙？

其二：汗血生驹撒手驰，况能妆态学南闺。

      幭将皂帕穿风去，爱缀银花绰雪飞。

其三：汉军争看绣裲裆，十万弯弧一女郎。

      唤起木兰亲与较，看他用箭是谁长？

第一首诗，称赞三娘子既是女中豪杰，又是音乐高手；第二首诗，称赞三娘子所乘马匹名贵，骑术高超，英姿飒爽，风采靓丽；第三首诗，称赞三娘子箭法神准，武艺出群，令汉军惊叹不已，堪比古代女扮男装、代父从军的花木兰。诗人笔力深厚又亲睹三娘子的英姿，读来倍觉生动传神。诗中也反映了蒙明双方民众和军队和睦相处、友好交流的欢乐祥和场景。

明万历十年（1582年），阿拉坦汗病逝，享年75岁。根据蒙古部落嫡长子继承制，其嫡长子黄台吉当袭汗位和顺义王位，并可按古老的收继婚习俗，继承生母以外的其他继母。黄台吉年轻时也是一员猛将，“为人雄伟，善用兵”，但此时已过花甲之年，豪气不再且体弱多病，而三娘子仅30出头，又有3个儿子围在身边，并不愿意嫁给他。明朝出于维护北疆安定的考虑，派人极力劝说和多方斡旋，最后三娘子委曲求全同意出嫁，黄台吉亦顺利袭汗位和顺义王位。四年之后，黄台吉病逝，三娘子又嫁给他的长子扯力克，成为第三代“顺义王”的夫人。万历十五年（1587年），明廷鉴于三娘子历配三代顺义王，并始终奉行蒙明友好，在正式敕封扯力克为顺义王的同时，封三娘子为“忠顺夫人”。明人许多诗句中，形象地反映了三娘子受封后在蒙明民间产生的广泛影响：

“氍毹春暖锁芙蓉，争羡胡姬拜汉封”

——冯琦《三娘子画像》

“忠顺夫人三娘子，一队红妆斗比吉”

                               ——尤侗《三娘子》

“春风难与传英概，秀靥长眉胡不群”

                               ——佚名《忠顺夫人三娘子小像》

在明蒙双方的共同维护下，通关互市的形式日趋多样，相互交易的品类不断增加，交易规模也愈来愈大，反过来又刺激了双方农牧业和手工业的迅速发展。市场已分成贡市、官市、民市和月市等。贡市是上层首领贵族按规定贡期、贡道和贡额，携带马匹入贡明朝，明朝以质论价，给以金银和名贵物品。官市是官方组织的市场，民市是民间性质的市场，月市则是民间小规模的经贸交流。至于边民间的互通有无，更是异常活跃。蒙古人以牲畜、畜产品以及盐碱、木材、药材等与汉人交换粮食、布帛、铁具、茶叶和各种日用品，往来密切，互利共赢。曾写过《烧荒行》的方逢时后来写道：

登高台兮望大荒，长城如虹兮界殊方。

番儿欢呼兮驱马与羊，交关入市兮济济跄跄。

　　 ——《胡笳十八拍》

于今喜见车书同，商旅夜行无夏冬。

南金大贝辇相逢，越罗楚练纷蒙茸。

　　                               ——《塞上谣》

经贸活动的交流与发展，必然带来文化的影响与融合。“胡姬队队弄胡琴，酒滴酮酥取次饮”（谈允谦《边关春晚曲》），描写了蒙古族姑娘向客人献歌敬酒的情景；“头鱼宴罢醉颜酡，哪辨夷歌与汉歌”（赵士喆《拟辽宫词》），反映了蒙汉族宴会上畅饮欢歌的场面；“天闲苜蓿多羌种，胡女胭脂尽汉家”（王世懋《华夷互市》），以及前文所引“小小胡姬学汉装”，“况能妆态学南闺”的诗句，则刻画了中原妇女的服饰、化妆、仪态对蒙古族妇女潜移默化的影响。同样，“边头女儿试新装，十年不见胡尘扬。朔方土寒无蚕桑，拾青踏翠娇艳阳”（方逢时《胡茄十八拍》）的诗句，也展现了边地汉族军民在蒙古草原的生活情景。蒙汉各民族在共同的经济、政治、文化生活中，进一步形成了“谁也离不开谁”的密切联系。

一座精美的城市，成为蒙汉民族团结和睦的丰碑

阿拉坦汗活动的中心地区，古称敕勒川。一首传唱千年的《敕勒歌》，使敕勒川扬名天下。因辽代在此建有丰州城，辽元明时称丰州川。自蒙古土默特部来到这里驻牧后，又称土默川。这里北倚阴山，南临黄河，水丰草美，亦牧宜农，是一块得天独厚的宝地。

早在阿拉坦汗当政初期，为解决粮食和日用品紧缺问题，曾允许和招募内地汉人来土默川地区开荒种地，“升板筑垣”，开设匠铺，这些定居点称作“板升”，阿拉坦汗还修筑了几座“大板升”。但由于明军实行捣巢打帐，这些大小板升常常被烧被毁，属众亦经年累月提心吊胆。蒙明议和后，民众安居乐业，军事用度大大减少，从内地来的汉人迅速增加，这就为大规模地修筑板升、大板升和城池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良好环境和有利条件。

蒙明和议的第二年，即明隆庆六年（1572年），阿拉坦汗下令“于哈鲁兀纳山（即大青山）阳哈敦木伦河（即黄河）北，地瑞全备的吉祥之地”，修建一座城池。在修建过程中，明廷曾支援建城所需的工匠、役夫和车辆、颜料、铁料、食米等物资。三年后的万历三年（1575年），城池基本完工，蒙语称库库和屯（今译作呼和浩特）。阿拉坦汗呈请明廷赐名，万历皇帝赐名归化。从此，呼和浩特城犹如蒙汉民族团结和睦的丰碑，矗立在土默川大地，并成为漠南蒙古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直至今天。

在库库和屯城兴建过程中，因阿拉坦汗已近古稀，所以许多具体修造事宜实际是由三娘子主持操办的。万历九年（1581年），阿拉坦汗又决定修建周长20里的外城，但第二年初他就去世了，修建外城的工程实际上由三娘子组织完成，明朝也同样给了许多支援。阿拉坦汗去世后，三娘子又常住此城。因此，当地民众又称这座城为“三娘子城”。清初诗人高其倬在《青城怀古》中曾追述城池的雄伟与繁华：

筑城绝塞跨冈陵，门启重关殿百层。

宴罢白沉千帐月，猎回红上六街灯。

与此同时，土默川地区的农业、畜牧业、手工业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明人萧大亨对这里农业生产曾记载：

今观诸夷耕种，与我塞下不甚相远。其耕具有牛有犁，其种子有麦、有谷、有豆、有黍。此等传承已久，非始于近日。唯瓜瓠茄芥葱韭之类，则自款贡以来，种种俱备。

万历四十年（1612年），三娘子病故，明朝“准照顺义王扯力克等事例祭奠”，并派使臣参加祭礼。明朝“沿边将士人人思三娘子保塞功”，对她深切怀念。第二年，明朝封扯力克的嫡长孙卜石兔为第四代顺义王（卜石兔父为扯力克长子，已逝），他继续维护蒙明友好，直至明亡清兴。　　

从1571年“俺答封贡”到明亡的70余年间，蒙明双方和平相处，极大地促进了民族团结融合及土默川等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具有积极的历史意义，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阿拉坦汗、三娘子等蒙古族首领，以及明朝的有识之士，顺应历史潮流，体现蒙汉民众意愿，积极维护蒙明和平、促进蒙汉民族和睦的进步行为，值得永远尊敬和称颂。

（作者：内蒙古自治区政协文史委员会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