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翻阅了《中国地方志》刊物2010年第一期和卫国先生《“六经皆史”的视角：章学诚方志思想新论》一文,启发颇深，加之原来对章学诚有丁点了解，勾起我进一步探询章学诚学术思想、治学理念、研究成果等相关知识的渴望和激情。通过对章学诚学术思想、治学理念、史志成果的学习、解读，我以为修志界应该提倡向章学诚学习，地方志系统的刊物应该多刊发一些介绍、研究章学诚的文章，原因有三：一是章学诚严谨的治学理念，对知识、学术的孜孜追求，即使自己的学术成果不被当朝所认可，仍然锲而不舍、初衷不改。章学诚是清乾嘉时期的著名学者，但他却显于今而不著于时。生前，他的学术不被理解，有着别识独裁的《文史通义》一书也殊乏知音。身故后，没有像样的传记，生平事迹和著作足足埋没了120余年。直至20世纪20年代，胡适先生为之结撰《年谱》，其学术光辉终于日渐显耀。到梁启超，更大力张扬，指出以章学诚之学术不盛行于清代，为清代史学界之耻辱。他的史学理论著作《文史通义》得到了极高的学术评价。二是甘于清贫，耐得住清贫。章学诚年少时随父亲到湖北应城，从馆师学习举子业。但他对此却很厌烦，于是说服妻子，将金银首饰摘下，卖钱换来纸笔，雇来县里的小书吏，连夜抄录春秋内外传，以及东周、战国时的子集、史书，然后根据自己的意图，把它们分析开后重新组合，编纂成纪、表、志、传体裁的史书，共100多卷。32岁以后，因父亡而靠讲学和修志所得维持生活，十分拮据。他学识渊博，史学理论有独到见识，因社会地位和经济实力所限，未能充分施展才能和抱负。他刻意编辑12年的《史籍考》也未问世。《文史通义》生前只刻印了篇目，清道光十二年(公元1832年)其次子首次刊印了8卷。后有近人叶长青注本。另有《校雠通义》4卷，《方志略例》2卷，《文集》8卷，《外集》2卷﹐《湖北通志检存稿》4卷及未成稿1卷，《外编》18卷等。这些学术成果些许是为了生计的“打工”之作，但他的价值和史学地位是毋庸置疑的。三是对方志事业做出的伟大贡献。章学诚一生除了在史学上提出“经世致用”、“六经皆史”、“做史贵知其意”和“史德”等著名论断外，建立了自己的史学理论体系，同时还在总结前人修志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志属信史”、“三书”、“四体”、“方志辨体”和建议州县“特立志科”等重要观点，建立了方志理论体系，创立了方志学，从而使地方志从林林总总的学科中独立出来。

一、 章学诚对方志学的杰出贡献

章学诚，清代杰出的史学理论家和方志学家。原名文酕、文镳，字实斋，号少岩。浙江会稽（今浙江省绍兴）人。章学诚自小对文史有浓厚兴趣，立志追求学问。26岁肄业国子监。28岁在京师事大学士朱筠，得以尽览其丰富的藏书，并与往来朱门的名流学者研讨学术源流及异同，学业大进。清乾隆四十二年（公元1777年）应乡试中举，翌年中进士。曾援授国子监典籍，主讲定州定武、保定莲池、归德文正等书院。后入湖广总督毕沅幕府，协助编纂《续资治通鉴》等书。自以为“迂流”不合世用，不愿入仕，在保定、定州、归德等地书院讲学。 一生主修、参修各类地方史志十余部。从27岁起，随父纂修《天门县志》，并着手撰写方志论文。从清乾隆三十八年至五十八年(1773～1793年)间，陆续纂修或参修的志书有《和州志》、《永清县志》、《大名县志》、《亳州志》、《湖北通志》等。预修有《麻城县志》、《常德府志》、《荆州志》等。在纂修志书的同时，他注重总结修志的经验，进行志书的理论建设，写出了《方志辨体》、《方志立三书议》、《记与戴东原论修志》和《修志十议》等论文。通过长期修志实践和对方志渊源、性质、体例、功用及编纂方法的悉心研讨，形成一整套系统的方志理论，对近代方志学研究影响颇大。章学诚关于方志学的见解，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1.第一次提出“志属信史”的观点，对地方志的性质作了科学界定,明确了方志的性质。力排陈说，提出了“志乃史体”、“志乃史裁”、“志属信史”、“方志为国史要删”、“方志乃一方全史”等主张，将方志纳入史书范围，认为史书与志书具有同样的性质和作用。他说:“有天下之史，有一国之史，有一家之史，有一人之史。传状志述，一人之史也；家乘谱牒，一家之史也；部府县志，一国之史也；综记一朝，天下之史也。”《州县请立志科议》从志属史体的观念出发，认为方志源于《周官》外史、小史之职掌，强调志书与国史同具资鉴教化作用。2.规范和创新了方志体例和志书编纂方法及原则。方志既为史书，当用史体，他为方志设计了一个三书四体结构，三书即“仿纪传正史之体而作志，仿律令典例之体而作掌故，仿文选文苑文体而作文征”；四体即“皇恩庆典宜作纪，官师科甲宜作谱，典籍法制宜作考，名宦人物宜作传”。章学诚认为，“自唐宋以后，正史之外，皆有典故会要以为之辅，故典籍至后世而益详也。”正史与会要别为撰述、记注二体，相得益彰，既合史氏文裁，又不与官司案牍混而为一，因而，方志也应分立志与掌故。文征与此相似，远在宋代，朱长文纂《吴郡图经续记》，即将本地诗文辑为《吴门总集》，附于志后，但元明以降，志家多将诗文收入志中，或为各类附注，或为艺文、题咏单列，由于占篇幅较多，故四库馆臣有末大于本之讥。章学诚认为，撰述之体不合间杂文辞，因之“略仿《国风》遗意，取其有关民风流俗，参伍质证，可资考校，分列诗、文、记、序诸体，勒为一邑之书，与志相辅。”三书四体的提出，是章学诚对中国方志理论的重要贡献。在此以前，宋元明志家虽多论及志兼诸体，但尚未有人明确指出著述与著述资料的区别，并以著述体作为撰志的主体。3.章学诚对修志机构、修志组织、修志人员及素质都提出了新的思路和要求。为了使编修地方志工作顺利进行，章学诚主张州县设立志科，以收集和保存志书所需的档案史料。他提出“欲使志无遗漏，平日当立志乘科房”。并详细阐述了州县设立志科的重要性和具体的方法措施：“州县之志，不可取于一时，平日当于诸典吏中，特立志科，佥典吏之稍明于文法者，以充其选”。“州县既立志科，不患文献之散逸矣”。“至于志科，既约六科案牍之要，以存其籍矣”。府吏必约州县志科之要，以为府志取裁；司吏必约府科之要，以为通志取裁。“令史案牍，政事之凭籍也，有事出不虞，而失于水火者焉；有收藏不谨，而蚀于湿蠹者焉；有奸吏舞法而窜窃更改者焉；如皆录其要，而藏于志科，则无数者之患矣”，除在州县设立志科外，还须在四乡设采访一人，“俾搜遗文逸事，以时呈纳可矣”。强调将志科的设立“立为成法”，这样，“积数十年之久，则访能文学而通史裁者，笔削以为成书，所谓待其人而后行也。如是又积而又修之，于事不劳，而功效已为文史之儒所不能及。”章学诚关于州县设立志科的主张很有创见，梁启超称赞说：“此诚为保存史料之根本办法，未经人道及也”。州县设立志科这一主张对今天仍有现实意义。章学诚对修志人员具体要求，明确修志工作要“事有专责”。他在《修志十议》中强调：“提调专主，决断是非，总裁专主笔削文辞，投牒者叙而不议，参阅者议而不断，庶各不相侵，事有专责”。修志者要充分利用地近和时近这两个便利条件，解决志书资料的核实和求真的问题。修志人员要具备有史识、史才、史德，才能够“断凡例”、“决去取”、“绝请托”(识足以断凡例，明足以决去取，公足以绝请托。）他告诫修志者，必须知道修志有“五难”：“清晰天度难、考衷古界难、调剂众议难、广征藏书难、预杜是非难”。解决了这“五难”，才比较易于编修志书。在具体编撰过程中，还要去除八忌：条理混乱、详略失体、偏尚文辞、妆点名胜、擅翻旧案、浮记功绩、泥古不变、贪载传奇，使志书的体例、内容、文字达到“简、严、核、雅”的要求，即“体例严谨、简明，内容核实真确，文字雅正，言简意赅”。他指出，只有乘二便，名三长，去五难，除八忌，立四体(纪、谱、考、传)，方能归之于简、严、核、雅四项要义，编纂出合乎史法的方志。这些要求即使在今天对我们衡量地方志书质量也都适用。

二、修志工作者向章学诚学什么

1.学习章学诚耐得住清贫、守得住清苦、持之以恒的坚韧精神，努力坚持，做出一番事业。章氏一生清苦，常寄人篱下，从事修志编书，借笔营生。我们现在正欣逢太平盛世，盛世修志已是历史的必然。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全国大规模修志以来，全国共出版三级志书约6000部，行业志、部门志、专业志约2万部，山水名胜古迹志约400余部，地情书约7000部。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启动的二轮修志中，也有700余部三级志书出版面世。自《地方志工作条例》将编纂地方综合年鉴列入地方志工作机构的任务之后，全国地方志工作系统编纂的三级地方综合年鉴已多达1500余种。在这浩瀚的志书中，流芳百世的精品佳作有，能占到多大比例，笔者说不好。修志队伍庞大，据不完全统计，现在全国地方志机构的工作人员约有2万人，参与修志的专兼职人员约有10万人。前前后后参与过修志的恐怕要超过20万人。在这个队伍中，有燕居谦、耿煌那样的模范人物，把志书编纂上升为一项崇高的事业来做，兢兢业业，甘于奉献。但我们也应看到和承认，满足于一般现状、平平淡淡的人也不在少数。修志工作者承担着编纂社会主义新方志的光荣任务，责任重大，如何不辱使命、恪尽职守地编写好志书，确实需要修志工作者有坚强的事业心和强烈的使命感。我们现在的工作环境和修志条件不知要比章学诚时代好上多少倍，我们没有理由不做好本职工作。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常务副组长朱佳木在2011年5月18日纪念国务院《地方志工作条例》颁布5周年和中国地方志协会成立3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对“方志人精神”作了深刻的阐述：“所谓‘方志人精神’，就是广大地方志工作者在工作中形成的爱岗敬业、开拓进取、锲而不舍、一丝不苟、淡泊名利、甘于奉献的精神。这是几代地方志工作者，通过长期修志实践留给我们的最为宝贵的精神财富。人们常说，地方志工作是坐冷板凳的工作，地方志工作部门是辛苦、艰苦、清苦的‘三苦’单位。但是，冷和热、苦和乐从来是相对的、辩证的。长期以来，广大方志工作者用安心、甘心、专心去应对‘三苦’，有苦不言苦，苦中寻找乐，把‘冷板凳’坐得热热乎乎，把‘苦差事’干得有声有色。可见，地方志工作尽管需要一定的物质条件，地方志工作者虽然也需要必要的物质待遇，但无论任何时候，精神的力量都是支撑地方志事业最为重要的支柱，是地方志事业的灵魂。我们要继承和弘扬‘方志人精神’，安心坐冷板凳，甘心为人民做奉献，专心编撰精品佳志；同时，要团结进取，奋发向上，争取把地方志事业搞得更加红红火火，轰轰烈烈。”

2.学习章学诚严谨的治学态度，不逢迎、不附庸。章学诚一生清贫，靠讲学和修志所得维持生活，十分拮据。为了生计常常要四处奔波，使他不可能安稳地坐下来从事学术研究，凝聚着他毕生心血的史学巨著《文史通义》是在颠离动荡生活状态下时断时续完成的，进展十分艰难和缓慢。《文史通义》一书的写作是章学诚从35岁开始，至他64岁逝世时止共历时29年。章学诚逝世前一年，因为积劳成疾，已经双目失明，即使这样，仍笔耕不辍。但天不假年，他早已列入计划的《圆通》、《春秋》等篇还未及动笔，便遗憾地死去。清乾隆三十二年（公元1767年），章学诚因“二三当事，猥以执笔见推”，进入太学志局，参与《国子监志》的编修工作。进入志局，处处受牵制，难以施展自己的才干。尤其令他气愤的是，志局监领嫉贤妒能，倚仗自己手中的权力，颠倒是非，排挤和打击真才实学之士。数年之后，章学诚忍无可忍，于是愤然离开志局。在他几十年的修志实践中，注重总结前人的得失：“元明已来，志体大坏，剿窃拼凑，庸陋猥琐，无异类书，毫无断制。”“方志于纪事之体，往往缺而不备”。对明代以来修志者多炫异居功，或蹈袭前人而攘善或弁髦载籍而轻改妄删的做法深恶痛绝。我们现在的修志条件改善了很多，比如对资料的甄别、考证和辨析，以前在一县之境交通就是问题，骑马坐车少则一天，多则几日。今非昔比，现在别说一县，就是一省甚至一国之内也非常便捷，坐飞机二三个小时可到全国任何地方，坐火车也非常方便，高铁、城际高速等交通工具灵活多样，条件比章学诚时代好多了，但我们今天的修志工作者有多少人能向他那样一丝不苟、兢兢业业地去修志呢？诚然，在修志战线主流是好的，但我们还是要提倡学习章学诚的治学思想，做事原则，创新方法，认真地、客观地编修好社会主义新方志，使我们编纂的志书经得起历史的检验，为当地的文化传承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无愧于这个伟大的时代。

（作者：内蒙古自治区地方志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