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尔格勒是兴安盟科尔沁右翼前旗人民政府第一任旗长；1948年11月兴安盟政府成立，他是第一任盟长；他历任呼盟盟委书记、盟长，国家林业局大兴安岭林管局书记兼局长，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自治区党委副书记，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他是内蒙古自治区党和政府的老一辈领导人，他为内蒙古自治区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的光辉业绩，被当地干部和群众编成故事，广为流传。1946年6月，我从东蒙军政干部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科右前旗支会做青年工作。旗支会所在地在王爷庙(现乌兰浩特市)东南“柴禾市大院”(因附近有一处柴草市场得名)。科右前旗机关和旗政府领导人的家都在这里。我记得杰旗长家的门前有个拴马桩，常常拴着两匹洁白的骏马，人们议论说这两匹马为杰旗长和他的警卫员立了赫赫战功！人们还相传杰旗长的骑术娴熟，战斗中，杰旗长在马上单腿挂马蹬，横着藏身在马的一侧，敌人只见马在跑，不见马的主人，他就这样在敌阵中闯进冲出，毫发无损。我听到很多关于杰旗长的故事，深受感染，杰尔格勒成了我心目中的传奇式英雄旗长！

“三杰”选择了共产党

“三杰”说的是时任科右前旗人民政府旗长杰尔格勒，旗政府内防科长暴彦巴图，旗政府人事、庶务股长官佈扎布(民族上层人士任科长)，他们三人是当时科右前旗公认的“青年领袖”。1945年8月15日本投降后，在王爷庙这个地方从四面八方云集来二三百名立志民族解放斗争的青年人，其中有一部分是东北大专院校来的，杰尔格勒、暴彦巴图就是他们中的代表人物。还有一部分是王爷庙各院校来的学生，官佈扎布毕业于王爷庙兴安学院，留在西科前旗工作。另一部分分别是日伪时期在兴安总署、西科前旗公署任过职的教职员工。上述三部分人中有不少人都加入了“内人党”，有的王公贵族也加入了“内人党”。但是“三杰”认为“内人党”成员复杂，封建色彩浓厚，这个党不可能领导民族解放斗争取得胜利。1945年10月，“三杰”组建了以进步青年为核心的内蒙人民革命青年同盟。这个同盟组建后，一是抓青年工作，团结了一大批进步青年，同时组织他们收缴散落在社会上的枪支，建立了各努图克(区)基干民兵，青年同盟掌握了地方武装。二是改造政权。在不到四个月的时间内，旗政府科级以上骨干都换成进步青年。1946年2月，成立了以杰尔格勒为旗长的科右前旗人民政府。新的人民政府成立后，百废待兴，开展工作十分艰难，因为没有经费来源，财政收支困难，连旗长家里也经常无米下锅。官佈扎布同志回家卖了老父亲的两匹马，接济旗政府开支，杰旗长抽空和他的警卫员到野外搂柴打草，在柴市场卖钱，换回一家人下锅的粮米。后来杰旗长组织武装马车队，到锡盟盐池拉运食盐，销往内地，解决了全旗财政收支难题。三是1945年11月，青年同盟召开了盛大的欢迎大会，欢迎第一批前来科右前旗镇压国民党反动头目闫振山的八路军营长张义成的队伍，并请张义成同志给青年们作了形势报告。张义成在报告中揭露了“九·一八”事变的真相，宣讲国共两党不同的抗日政治主张，张义成还揭露和批判了国民党大汉族主义反动政策，宣传了我党的民族政策。暴彦巴图说，张营长的报告给我们上了一堂重要的革命启蒙教育课，使我们接受了爱国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对广大青年接受党的领导起到了重要作用。欢迎大会结束后，举办了一次学习班，学习了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讲课人是暴彦巴图。以“三杰”为核心的青年同盟所做的这些工作，是在我党开辟东部区工作之前进行的，这就更加难能可贵了。1946年3月，以张策为首的八路军西满军区办事处(对内称中共东蒙工作委员会)进驻王爷庙，“三杰”是第一个去西满军区办事处表示接受我党领导的青年人。1946年6月，“三杰”第一批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0月，他们三人一同被批准入党。“三杰”是科右前旗人民政权的创始人，也是科右前旗党组织建设的先驱者。我是1947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我的入党介绍人全家福同志是“三杰”第一批发展的党员。暴彦巴图和官佈扎布两位，他们先后都任过科右前旗旗委书记。后来，暴彦巴图任科右中旗旗委书记，官佈扎布任扎赉特旗旗委书记，不久官佈扎布调党中央担任中国驻越南土改顾问团顾问，回国后任内蒙古自治区总工会副主席、呼盟盟委书记，在“文革”中遭受迫害，英年早逝。暴彦巴图任过多年伊盟盟委书记，在任期间致力于伊盟治沙事业，卓有成效，后调内蒙古自治区任计委主任、内蒙古自治区政协副主席。

剿匪平叛，战功显赫

旗长被牧民们习惯称呼为“王爷”。科右前旗牧民称杰旗长为“玛乃王诺颜”，即“我们的王爷”。杰尔格勒初任旗长时，科右前旗的局势混乱，境内土匪出没，危害百姓，加之日伪国特勾结土匪和反动地主、牧主作乱，发生了袭击新政权、杀害我工作人员的事件，还发生了200余人参加的满族屯叛逃事件。杰旗长率领科右前旗自卫队和满族屯老头队开展了全旗范围内剿匪平叛斗争。“满族屯老头队”是科右前旗自卫总队不在编的一支地方武装，全队30多人，大多都是上了年纪、身经百战的老队员，个个都是打仗勇敢、弹不虚发的好枪手。老头队没有经费来源，从不集中训练，只要有仗打，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打仗都骑自己的马，吃自己随身携带的炒米肉干，仗打完了都回家待命。1946年秋，杰旗长第一次带领这支队伍前往科右前旗西部地区剿匪，在行军途中，老头队的队员们用怀疑的目光看着这位“王爷”，觉得他太年轻，不像带兵打过仗的人，私下议论着杰旗长，队伍的纪律也不太好。正在这时，上空飞过来一群大雁，不知是谁喊了一声：“旗长，能打一只大雁给大家看看吗?”杰旗长面对这些内心不服他指挥的队员们，不慌不忙地稳定了心绪，向空中举起了手枪，枪声响处，一只大雁从空中落了下来，使得老头队的队员们惊呆了。过了一会儿，队伍中才爆发出赞叹的呼喊声：“王爷好枪法”、“旗长是神枪手”。老头队队长宝力道时常讲：“我相信我们的王诺颜”、“听王爷的话”。杰旗长率领自卫队和满族屯老头队，在不到一年时间，经过数十次战斗，剿灭了旗境内土匪，平息了叛乱。新四军老干部、时任科右前旗工委书记的宋振鼎同志说：“老杰这个人，不仅在地方部队中，就是在正规部队中也是一位难得的指挥员”。下面列举杰旗长在剿匪平叛战斗中的两个战例：

轿顶山剿匪战斗。科右前旗西部轿顶山是匪首“大主义”的老巢，他有国民党的委任状，号称人马两千。他平日里烧杀抢掠，欺压百姓，还袭击新生政权，杀害革命干部，是个无恶不作、罪恶累累的政治土匪。1947年夏，杰旗长率队进军轿顶山剿匪，发现匪徒钻进轿顶山山沟中。杰旗长明知山中有匪徒伏兵，但为了不给敌人喘息的机会，他留下老头队作后队，自己率队冲进山沟。匪徒们由于熟悉地形，包围了自卫队。老头队队长宝力道见此状况十分着急，他向准备后撤的队员大喊：“王爷被围，谁不上我毙了他，快上去救出王爷”。他一面派人搬兵增援，一面率队向土匪冲杀过来。杰旗长先是沉着应战，见老头队从敌后包抄过来、趁土匪的火力被分散的时机，马上组织反击，成功突围。土匪见势不利，四散逃命。杰旗长立即下达全歼土匪的命令。天黑前消灭了大部分土匪。以后得知土匪头子“大主义”逃窜到通辽地区，被我解放军抓获枪毙。

平息满族屯叛乱。1948年春节前夕，乌兰毛都满族屯老头队队长宝力道向科右前旗自卫队队长齐振荣反映了乌兰毛都满族屯要发生武装叛乱的消息。宝力道说：“有人向他说邻区杨家屯进行土改，乌兰毛都也很快土改了，共产党要斗牧主、分牲畜，他们要往外逃跑；他们也动员我外逃，我是不会外逃的，你告知杰旗长，你们看着办吧”。言外之意也流露出对牧区民主改革的疑虑。老齐安慰宝力道说：“杰旗长会有办法的，况且你已经参加了自卫队，在剿匪中立了功，共产党是不会忘记你们的，我立即向杰旗长报告你讲的重要情况”。老齐连夜启程，第二天赶回乌兰浩特向宋振鼎同志和杰旗长汇报了这个重要情况，宋振鼎当即决定派杰旗长前往满族屯平息叛乱。1948年2月9日，满族屯发生了叛乱。叛乱头目德其格瞎子(日伪特务)、鲁江葛根(反动喇嘛)、查干巴拉(反动牧主)等一伙人，在满族屯纠集了200余人(包括一部分被迫加入叛乱的牧主和牧民)，800多匹马，准备外逃。他们扬言：要先消灭满族屯工作队，攻打努图克政府，再向外蒙古逃跑。满族屯工作队额尔敦达来队长，事先掌握了叛匪动向，机智地摆脱了叛匪的追击，赶赴喜扎嘎尔旗(索伦)求援，同时打电话向乌兰浩特公安局报告了情况。喜旗旗长义热格齐和驻索伦部队研究，派出一个炮兵连和一个骑兵连进军满族屯。在叛乱的前一天，即2月8日中午到达满族屯，几门大炮同时开火，炮弹在满族屯周围炸响，叛匪慑于炮兵强大威力，放弃攻打努图克政府的打算，胁迫200多人的叛乱队伍，赶着800多匹马，仓皇逃向索伦山。2月10日晨，杰旗长带平叛部队到达满族屯与喜旗炮兵连、骑兵连会合，马不停蹄，跟踪追击叛匪。几天后，在宝格达山发现叛匪们点燃20几堆篝火，做饭休息。杰旗长指挥追击部队兵分三路，包围了叛匪。第一路主力由王营长、阿木尔门都(乌兰毛都努图克达)指挥，占领有利地形，向敌正面突击；第二路由扎巴、孟和二人带20名战士、5挺机枪，绕过叛匪营地，在叛匪可能逃窜的路段设下伏兵，截击叛匪；杰旗长命令第三路由道德宝等十几名战士，趁战斗打响之机，夺回被叛匪劫走的马群，使得叛匪失去马匹无法逃掉。到深夜12点钟，我平叛部队几路人马冲入匪群，顿时机枪、步枪齐发，手榴弹在匪群中爆炸，平叛部队如同神兵从天而降，打得敌人晕头转向，敌营阵脚大乱，匪徒们四处逃散溃退。战斗持续了一个小时，土匪主力被打散，160余名叛乱人员走出密林，缴械投降。道德宝等人从敌人手中夺回700余匹马。平叛部队救出全部被胁迫出走的牧民，缴获大批枪支弹药和装满四辆大马车的其他物资，大胜而归。

在宝格达山战斗中被打散的叛匪鲁江葛根逃窜到勿布林嘎查牧民家中藏起来，被勿布林嘎查达(村主任)舍英同志抓获。叛匪头目德其格瞎子等30余人逃进了深山密林中和我们周旋。乌兰毛都努图克达阿木尔门都组成精干的小分队追剿这一伙残匪。在胡硕头岭遭遇战中，因敌众我寡，小分队打死了几名叛匪，但又一次让叛匪逃跑了。参加追踪小分队的舍英同志在战斗中英勇牺牲。杰旗长接到小分队报告后，增派一个连的部队，配备多挺机枪、6门迫击炮增援小分队，1949年5月，在高特古战斗中，活捉了三十余名残匪。匪首德其格瞎子等几个人逃入蒙古国境内，被蒙古边防军抓获。1950年初，蒙方把德匪等引渡给我方，德匪在我监狱中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

一年来的剿匪和平叛战斗的胜利，确保了农村土改和牧区民主改革的顺利进行，建立了以乌兰浩特为中心，包括兴安盟各旗县在内的广阔革命根据地。这一革命根据地的建立，是杰尔格勒同志和他的战友们在枪林弹雨中和敌人生死搏斗、用他们的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对于支援全国解放战争，对于自治区的发展都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牧改新思路

1947年底，牧区改革试点工作开始。杰尔格勒同志在工作中注重调查研究，密切联系人民群众，在乌兰毛都满族屯嘎查，他挨家挨户地访问牧民，也到牧主家了解情况，认真听取群众对牧区民主改革有什么意见和要求，有什么疑虑，富裕牧户和牧主是怎么看待“牧改”的，各界人士有哪些议论，有什么动态等等。群众对他都能说出自己的想法和他们所知道的情况，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摸底，有关牧区民主改革的情况和问题，他都了解得一清二楚，做到心中有数。杰尔格勒同志有很高的领导素质和才干，他考虑问题，从有利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从有利于发展生产的要求着眼，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创造性地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在牧区民主改革试点工作中形成了一整套新思路和新的做法。一、牧区民主改革不能套搬农村土改的做法，一切从牧区和畜牧业生产的实际出发。牧区民主改革要实行不斗牧主，不分牲畜的不同于农村土改的做法，有利于改善牧民的生活，有利于发展畜牧业生产。他提出：5000多人口的乌兰毛都，有两万多头牲畜，如果按人口平均分畜，一个人只有四五头牲畜，吃都不够吃，何谈发展生产，结果只能是分光吃净，群众生活得不到改善，畜牧业生产将遭受不应有的损失。二、畜牧业是脆弱的经济，经不起自然灾害和人为的折腾。他提出我们在牧区的一切政策措施，都应当适应畜牧业经济的发展规律，而不应违背经济规律。他列举原哲盟的扎鲁特旗和昭盟巴林左、右两个旗，在牧区改革中斗了牧主，分了牲畜，发生了乱杀乱宰大量牲畜，使畜牧业生产受到严重破坏的教训，应当引以为戒。他认为：牧主掌握一定的畜牧业生产劳动技能，有丰富的抗灾保畜的经验，这是发展畜牧业生产可贵的财富，我们可以利用，牧主也参加一定的生产劳动，这些都是不同于农区地主的。另外，牲畜是认群认圈的，你把一些牲畜分到别的畜群、圈里，一夜之间都会跑到原来的畜群和圈里去了。因此，斗牧主、分牲畜的做法是不符合畜牧业生产经济规律的。三、提高牧工劳动报酬。旧苏鲁克制度中规定的牧工报酬是很低的，一般一个牧工一年只有一头牛、五只羊的年酬。杰尔格勒同志提出要废除旧苏鲁克制，实行新苏鲁克制，要大大提高牧工报酬，从根本上改善牧民生活。工作组研究提出的意见是：一个牧工一年要得到5头牛、25只羊的报酬，羊羔按“四六”分成。这种办法，不仅使牧工增加了收入，改善了生活，而且有能力去发展生产，经过若干年的发展，一个牧工就能拥有上百只羊，十几头牛，很快能脱贫致富。四、杰尔格勒主张牧改中可以划定一些牧主，但内部掌握，不予公布，一律不分不斗。他们划定牧主的标准是：拥有牲畜2000头(只)以上，剥削率在70％以上为牧主。乌兰毛都内部划了17户牧主，并动员这些牧主实行新苏鲁克制度，帮助贫困牧民发展生产，使牧民得到实惠。牧主也愿意接受这种办法。杰尔格勒同志牧改新思路是牧区民主改革中的一大创举。同时，为在全区、全国推行“三不两利”政策创造了思想基础。他把自己的想法和科右前旗工委书记宋振鼎同志交换了意见，未能取得一致意见。随后向乌兰夫同志作了汇报。乌兰夫仔细听取了他的汇报，并表示我个人同意你的意见，但内蒙古工委要很好研究。1948年2月，发生了满族屯叛乱。1948年3月，内蒙古工委在乌兰浩特召开了兴安盟群众工作团长会议。乌兰夫同志在会议上明确提出：牧区民主改革要从稳定牧区形势出发，从恢复和发展畜牧业生产出发，对牧主不分不斗，采取适当措施，提高牧工工资。从此，在内蒙古自治区诞生了著名的不分不斗、不划阶级、牧工牧主两利的“三不两利”政策。实行这一政策的效果也是十分显著的，仅以乌兰毛都为例，在牧改时乌兰毛都牧区共有2．4万头(只)牲畜，到1949年，全努图克牲畜头数达到了4．5万多头(只)，三年增加87％。综观上述，杰尔格勒在乌兰毛都牧改试点工作中，已经成功地制定和实施了不分、不斗、不划阶级、牧工牧主两利的“三不两利”政策，杰尔格勒同志是牧区民主改革“三不两利”政策的首创者，为内蒙古自治区和我国牧区民主改革作出了历史贡献。

杰尔格勒调回内蒙

粉碎“四人帮”后，恢复了我的内蒙古政府办公厅副主任职务，并派我去北京负责筹办内蒙驻京办事处的复建工作，我兼任筹备小组长。为了找一位办事能力强的同志协助工作，我提请时任内蒙古森警总队后勤部长的齐振荣同志任筹备小组副组长，领导同意了我的意见。当时我们工作难度很大，各省市(区)驻京办机构在“文革”中被江青诬蔑为“特务机关”，一律被撤销，驻京办的房产统统被北京市二服务局等单位占用。我们需要把被占用的房产要回来，起码要北京市有关单位归还我们几处房产，作为筹建办的办公地点和建宾馆时施工用地。内蒙还有一个不同于其他省市的特殊困难，我区有很多牧民去北京看病，给班禅喇嘛磕头，不妥善解决他们的住宿问题，将给首都市容和交通管理造成诸多麻烦，也有可能酿成复杂的民族问题。我们提出北京市先归还内蒙在北京崇文门外一处房产，作为内蒙古驻京办的牧民招待所，接待来京牧民。我们通过自治区党委王铎、王逸伦等领导同志找了北京市白介夫、郭献瑞两位领导，他们两位都表示，这是“文革”中的遗留问题，解决问题难度很大，只有找北京市的一把手吴德书记，才有望办成。这时我们得知杰尔格勒同志来北京疗养。有一天，我和齐振荣同志去中组部万寿路招待所看望杰尔格勒同志。齐振荣同志是杰尔格勒在科右前旗剿匪平叛时的助手，老战友相见，格外高兴。杰尔格勒同志给我们讲：是叶帅让党中央组织部下调令叫他来北京疗养的。“文革”前，叶帅曾两次去呼盟和大兴安岭林管局视察工作，杰尔格勒全程陪同。叶帅听了杰尔格勒工作汇报，他了解到“文革”后杰尔格勒拖着伤残的病体，到各林业局动员林业局的主要领导出来抓工作。由于杰尔格勒的辛勤工作，大兴安岭各林业局的工作很快都恢复起来，生产也搞上去了。叶帅对呼盟和大兴安岭林管局的工作非常满意，对杰尔格勒的工作能力和人品也非常欣赏，两人成了朋友。杰尔格勒来京后，有一天叶办电话通知：叶帅要在西山的住处请杰尔格勒吃饭，同时也把乌兰夫夫妇请去了。在餐桌上叶帅对乌兰夫说：杰尔格勒身体一直不够好，在一线工作不利于他健康，请你把杰尔格勒调回内蒙工作，乌兰夫欣然答应了叶帅。不久，党中央组织部通知杰尔格勒调回内蒙工作。杰尔格勒同志一席话让我和老齐有了很大希望，我们就请杰尔格勒同志给叶帅说说，让北京市归还内蒙几处房产。他说这点事用不着叶帅说话，他给叶办王主任说，你们这点事差不多就办成了。没过几天，杰尔格勒同志告诉我们叶办王主任已经请吴德同志出面处理这事。很快吴德的几点指示就下来了，吴德在指示中要求北京市有关部门设法归还内蒙几处房产。但是北京市有关部门提出种种困难，拖着不办。杰尔格勒同志调回内蒙，担任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自治区党委常委会研究分工时，明确指出杰尔格勒同志继续抓内蒙驻京办筹备工作。在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和杰尔格勒同志关心支持下，我们最终把几处房产要了回来，在北京崇内大街47号(即崇内旅馆)、崇外大街28号分别设内蒙驻京办公地点和牧民招待所，在北京美术馆后街71号(原大佛寺西街38号)筹建宾馆大楼。在筹建工作基本就绪后，我去党中央党校学习，齐振荣同志担任驻京办副主任兼党总支书记，继续抓筹建工作。

危难时刻，挺身而出

弥留之际，念念不忘党的工作

1979年下半年，在我结束了党中央党校学习回到内蒙政府办公厅时，杰尔格勒同志己任内蒙古党委副书记、自治区政府分管文教卫生战线工作的副主席。我在政府办公厅分管秘书处工作，各单位报来要以内蒙政府名义转发的文教卫生方面的文件，经秘书处修改后送杰副主席签发。当我把这些文件送到他那里签发时，他总要先问一问你们看了没有，文件写的怎么样?显然他在考虑文件的质量，因为有的部门送审的文件，洋洋大篇，言之无物，他是不会签发这种文件的。党中央要求，各级领导干部不能沾染官僚主义习气。杰尔格勒同志一惯反对官僚主义，他经常深入工作一线，在他分管的各个单位，都能看到他的身影，据他的秘书讲：在政府工作期间，杰副主席经常利用节假日，到各大专院校了解情况，解决问题。民族院校是他经常深入考察工作的一个重点，有时连秘书也不带。因此，他对分管的文教卫生各单位的情况了如指掌。在他分管文教工作期间，内蒙古发生了党中央“28号文件”下发后部分大学生游行请愿的事件。杰尔格勒十分关心。有的人躲着学生们，不敢做学生的工作，杰尔格勒同志向内蒙古党委的主要领导同志提出：“这种事你们出面去做工作，不如我们少数民族干部去做工作效果好”。他主动请战，到各大院校师生中做说服教育工作。他苦口婆心地给学生们讲：在战争年代，我们出生入死，浴血奋战，为什么？就是为了你们这一代年轻人，今天能上大学，好好学习，掌握科学文化知识，将来报效国家和民族。你们有意见，可以通过组织反映上来，我们会妥善研究解决，你们应当珍惜现在的学习机会，回到课堂去。学生们看到内蒙古党委和政府的领导走到他们中间来，并且告诉他们应该怎么做，不应该做什么。进行耐心地说服教育后，他们中的多数人都回课堂去了。杰尔格勒为内蒙古的安定团结做出了积极的努力和贡献。实际上，杰尔格勒同志身体本来就有严重伤残，他拖着伤残的身体到处奔波，日夜夜，苦口婆心做学生们的工作，他的健康状况越来越不好了。组织上为了照顾他的身体，把他送到党中央党校学习。到了北京后不久，他的病情恶化，但他想的却不是自己的病，只是埋怨自己的病体不支，在关键时刻，不能在一线工作，为党出力。1982年2月26日，病魔夺走了杰尔格勒宝贵的生命，自治区各族人民沉痛悼念这位党的好儿子，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尔格勒同志。

（作者：内蒙古自治区供销合作社）